北纬40度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相反，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阅读的过程。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描写的李牧：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史记》中的战国名将有两位武安君，分别是白起和李牧，都是会令少年时代的人们热血沸腾的人物，想象着这类勇迈绝伦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求之而不可得的遗憾。李牧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被派驻到雁门代地的赵国名将，在司马迁笔下，李广抗击匈奴所产生的影响与李牧有相似之处，但成就不如李牧远甚。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与“匈奴”有关的故事。在后来的阅读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继变成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等，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长城作为中原定居民族的创造，确实当得起人类最伟大的建筑奇迹之一，尽管那可能是不得不然的苦涩的创造。因此我每每想到“哭倒长城”的民间故事，就非常讶异于一些国人这种情感立场的错位：一方面可以疯狂歌颂乃至虚构岳飞、杨家将的故事，另一方面却如此痛恨长城。
让我疑惑的是，从蒙古高原源源不断不屈不挠地向南突进的游牧民族，其动机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出于“贪婪”和“嗜杀”的本性么？就历史冲突而言，他们确实造成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但如果仅仅如此，他们又何必动辄掳掠成千上万的汉人带回去而不是直接杀掉？成吉思汗征讨花拉子模时，在玉龙杰赤遭遇顽强抵抗，城破之后蒙古人虽展开报复，仍甄选和保留下了各种专业技术人员。这中间，地缘政治、气候、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等等文明因子，显然在发挥着看不见的影响。
“北纬40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条地理带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成就了彼此。但事情还有更丰富的一面，由于蒙古高原地质构造高海拔的缘故，以长城为标志，北纬40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开渠，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却也将息得辛苦恣睢小富即安；而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辽远开阔骏马驰骋，寒风劲凛雨雪交加，却也砥砺出坚忍豪强自由奔放。围绕北纬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长河流淌，鸣镝尖啸，伤感吟成诗句，痛苦化为尘土，带走过生命也带来过生机。在长城内外他们隔墙相望，侧耳远听，深情凝视了几千年。虽然不能完全变成对方，最终却也难舍彼此。
北纬40度因此还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
以历史为经，以北纬40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和呈现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意愿。赵武灵王没能完成他的伟业，但他从邯郸出发，第一次将长城向西修筑到了乌拉特后旗的高阙塞，燕昭王对东胡一次成功的反击，把北部边境向上提高了二个纬度，燕长城因此屹立在北纬42度上，是春秋战国时期纬度最高的边境。后来大秦帝国的北部边境差不多完全享受了赵武灵王与燕昭王的成果。然而一百年后，冒顿单于在平城的白登山一举惊天，几乎活捉汉高祖刘邦，不仅令一向睥睨天下的中原王朝猝不及防，还开启了持续二百年的“汉匈争霸”模式。这个模式向下延伸，北纬40度北边的主人从匈奴换成了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定居的汉民族就像一个学生，凭借着长城不断迎接各种凶险而重复性的考试。他们能得满分的时候很少，越到后来维持及格就显得越发艰难。与此同时，骑马冲过来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完全不明白的东西竟然是那么新鲜有趣，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变成对方，并开始保护他们先前不懂的事物。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更北方那些蠢蠢欲动的兄弟们，跟他们有着相同的热望，区别只是比他们更加凶险也更加不懂。
就此，我提出“北纬40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并围绕相关人物故事集中表现和探究了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历史关切。
我的观察与写作的第一动机，是与上述故事相关的历史阅读带给我的困惑与思考。对于一个长期从事文学研究批评工作的人来说，这似乎有点越界也有点不揣冒昧。唯一能够自我安慰的是，从大学本科至今，我对历史领域的兴趣从未减弱过，甚至有越来越强烈的趋势。在我的研读和写作中，我始终是把历史学家作为潜在读者去安排的。我当然在意文章写得是否漂亮，但更让我操心的是，历史学者会不会以一种严谨冷静的口气对我说：喂，你这个家伙，把基本史实都搞错了。这让我时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我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为此，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我希望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我还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但即便如此，我的写作仍不可避免存在各种缺陷，尤其是在史实与材料方面，对此，我深感不安。舛误是难免的，只能说我的史学功夫不足，只能通过今后的努力去求得改进。
我的另一个困惑，是如何对待与处理文学写作中的历史题材。这一点可能是纠结我很久的问题，甚至一度，我对各种“历史小说”的必要性与正当性都产生了怀疑。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无法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和现实感悟去完成自己的文学构思，却只能用一种“偷懒式”的拿来主义去历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并且通过扭曲、改变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去编造自己的小说，并美其名曰“文学虚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别和定义这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极而言之，在这种“文学”面前，历史的位置是什么？虚构的边界在哪里……等等。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表述与历史知识传播有相当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很不甘心。当然，这是个牵连甚广的话题，即便存在文学虚构干扰历史讲述这种令人不乐观的现象，也不是文学的过错。毋宁说，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至于什么才是“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我无力给出结论，但这是一个有持久效应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吧。
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对此我很清醒自知。因此我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然而限于个人能力，上述努力往往事倍功半。
我的写作在写法上仍然面临一些考验。由于广泛涉及历史地理题材，这些基础性问题对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仅仅依靠书本知识在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尤须谨防“纸面地理学”的弊端。以“土木之变”为例，按照《明史》和《明英宗实录》的记载，英宗回京路线由西向东的顺序是宣化、土木，然后希望进入土木东边的怀来城。但是现代地图标志怀来县却在土木西边。这并不是历史记录有误，现代地图也没出错。通过地方志学习以及实地勘察，我们才知道，明代的怀来城，在1951年修建官厅水库时被淹没了，这大约是新中国第一个因兴修水利而被放弃的古城，现在的怀来县城是另选新址重建的。而且，现在地图上显示的“明代土木之变遗址”并非事发原址——据当地人讲，原址其实是在“遗址”南五公里左右的老营洼村。这类问题在史地专业人那里也许是基本常识，但对于我来说，每一处都可能是“陷阱”。
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40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其中包含着我对文学写作与历史关系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把这些想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向度。
2021年3月20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