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第一位孔子学说传教士
（1874年）

1869年，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贯通，大量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失业了。令人遗憾的是，发生这种事的时机恰好赶上这个国家处于全国性的经济萧条边缘。中国移民们开始在其他行业寻找工作，有些人去了东部，不过多数人仍留在了西部。中国人愿意接受低工资，这让他们与失业的以及未充分就业的美国人矛盾不断，其结果是，有时候会出现暴力对峙。这种事主要发生在西部。运气不好的中国人经常在冲突中遇上最糟糕的结局。

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未久，当地就有了反华情绪。不过，新近出现的经济压力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劳工的诋毁谩骂。19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日趋强硬，白人开始寻找各种借口表示不喜欢中国人，其结果是，有人恶意制造了许多刻板的种族形象和替罪羊形象。在地方级和州级立法机构的精心策划下，中国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多年来，加利福尼亚州批准了一些特殊立法，针对从事渔业、采矿业、熨烫业的中国人课税，将中国人拦在了某些行业之外，还禁止市政工程雇用中国人。

1870年时，美国境内已有7万中国人，比这一现实更让人警觉的是，新移民正在持续地大量涌入。1869年，《纽约时报》派驻旧金山的一位记者在文章中称：“犹如青蛙大量涌入埃及一样，借助风帆和蒸汽船，中国人正大量涌入这个国家。”1一项反移民措施在州级立法机构获得了批准，不久后，就完全禁止更多中国人入境的议题，联邦级立法机构展开了激烈辩论。

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劳工和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性问题。然而，随着70年代的到来，中国人问题成了美国全国性的焦点问题。1870年6月13日，75名中国人抵达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的卡尔文·桑普森鞋靴厂工作，这标志着东部的觉醒。由于有工会背景的美国工人们要求提高待遇、缩短工时，并参加罢工，他们遭到了老板桑普森的开除。随后，桑普森雇用前述中国人取代了他们。中国人愿意接受每天90美分的工作报酬，这还不到桑普森付给工会成员工资的半数；除此以外，他们还愿意接受每天加班一小时。桑普森表示，他们为公司工作满三年后，他会支付路费，让他们返回加利福尼亚。在警察的保护下，这些中国劳工来到工厂，他们抵达时遭遇了人们的嘘声，还有人朝他们扔石头。不过，桑普森当年有权雇用他们。令工会懊恼的是，中国人不仅能干，工作效率也很高。2

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人的到来，一些人因此责怪雇主，另一些人则诽谤中国人。前述雇工事件并非唯一的事例。同年，新泽西州贝尔维尔的一家蒸汽洗衣房雇用了75名洗衣工，以取代参加罢工的爱尔兰女工。3这些事很快在东部媒体中扩散开来。中国工人到达桑普森鞋靴厂两周后，《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由出生在苏格兰的约翰·斯文顿（John Swinton）执笔，他是最著名的为工人代言的记者。他在文中做出了正确的预言：中国人问题很快会成为热门的政治话题。正如斯文顿所说，资本家们手里握有的武器让他们能够成为“在美劳工的绝对主宰”。他勾勒出了一幅图景，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像洪水猛兽般涌入了美国的工业部门。4

斯文顿发表过一篇分为四个部分的长文，其中一个部分充斥着对资本家的抨击，另外三个部分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奇谈怪论。在这篇文章里，他从种族、产业、政治、道德四个层面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反对更多中国移民入境美国的观点。他在文中预言，更多中国人必然会导致种族杂交，尤其应当看到，在美国的中国人口中，女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蒙古人种（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是个堕落的、品质低劣的人种”，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人类中的蒙古种族是个劣等种族。”“蒙古种混血儿”的增加，必将“导致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更低劣的血液输入美国的静脉系统”。5

斯文顿不久前访问过哈瓦那，他的看法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所处的恶劣工作条件对美国人是个警示。正如王清福几年前描述的，古巴的中国人都生活在类似强制劳动的状态下，用这样的事实与美国的情况相比，难说公平。斯文顿坚称，只要美国人放下架子，向中国人看齐，在竞争中肯定能战胜中国人。他还挖苦说，这样的对比犹如“车船上的吊铺与正儿八经的床铺相比，烧烤鼠肉与烧烤牛肉相比”。6他接着辩称，允许中国人继续移民，最终必将给不习惯民主的“劣等人民”一个发言机会，使他们对美国人如何管理国家评头论足。“东方人意念中的政府就是专制主义”，他宣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7

斯文顿将最下流的谩骂留给了关于道德的辨析。他的表述如下：“也许孔子学说和佛教都声称，‘德’为普世存在的法则，不过，唯有那些……熟悉中国人如何生活的人……才真正知道，在道德方面，千百万中国人彻底沦丧到了何种地步，而这些人如今却受邀移民美国。”斯文顿的指责没有特定的对象，不过，他接着指责中国人不诚实、不道德、下流、淫秽，随之还指责他们拥有“邪恶的和令人痛心的恶习”，并且处于严重的病态。他信誓旦旦地说——尽管没有任何说服力——他没有“仇视中华民族的恶意”。他赞成清除那些“整船整船到来的淫荡的中国女人”和“乱伦的以及偷鸡摸狗的中国男人”。8

为支持排外，斯文顿找出了许多理由，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流逝，人们渐渐熟悉了他的理念。其他地方的人们提出的理由包括：中国人是异教徒，他们长相奇怪，穿着怪异；他们抱团，不能也不愿意与外族同化；他们生活在拥挤的、不卫生的环境里；他们是鸦片瘾君子；他们吃猫肉和狗肉；他们将黄金寄回国，不在当地消费，无法给美国人带来好处。9

上述论调在美国大行其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清福重新开始了以中国和中国人为题的演讲生涯。过去他讲惯了中国的国内生活，这些内容依然大受欢迎，对于很少遇见中国人或从未见过中国人的美国人尤其如此。不过，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王清福返回中国前，评判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即可满足听众，如今则必须向听众推荐更多内容。眼下中国人正在遭受全面炮轰，他们有许多理由不该承受这些，特别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王清福没打算做全面防御，将该说的话讲尽说绝，他集中讲解的领域是宗教，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熟悉这一领域。在这方面，他感觉自己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有一种印象在美国人当中很流行，即中国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不讲道德，理应一辈子受诅咒，王清福决心驳斥这些偏见。

为实现上述目标，王清福以鲜明的特色出场，博得了满堂喝彩。1874年9月27日，一身中国本色装束的王清福出现在波士顿帕克纪念堂，这里是单一神教派人士聚会的主会场。王清福以孔子学说为题发表了一次充满想象力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自称是中国派到美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0他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一开场，他首先对美国人民出于好意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前往中国表示感谢，然后还虚情假意地说，他出席这次演讲是一种互惠姿态。他还提议，每个国家都应当尊奉他此次宣讲的孔子学说，因为这一学说提倡“从精神和世俗两个层面向善”。11就孔子的追随者们倡导的五个核心理念——庄重、礼仪、诚信、贞节、孝顺，他用自己的方式向现场听众做了普及，还一一做了详细解释。他同时还谈到，人们随时随地都需要表现得知书达理，有必要教育孩子们规范言行举止，男女授受不亲很重要，他理所当然还谈到了友情、亲情和尊重父母。

另外，他的演讲并非简单地背诵中国的价值观，而是以此为契机让他所不喜欢的人以及与他观点相左的人付出代价。例如，在一次与听众讨论中国习俗时，他情不自禁地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痛加挞伐。对在生活中以及赴美这件事上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人给予负面评价，这对他而言还是第一次。他的解析很有意思：

耶稣会传教士……比其他传教士做得好十倍，因为他们尊重当地人的习俗，遵守当地法律，因而赢得了尊重和友爱，也能够更好地完成预想的工作。至于新教传教士，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首先主攻最下层的人，深入苦力当中，而那些人最无法理解他们。这样一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中国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糟粕的一部分，因而不愿意与他们有任何接触，他们因此丧失了在上等阶层发挥影响力的机会。12

他言不由衷地赞美了一番旧金山的广东人，其实他看不起他们，称之为“素质最低的”中国人。尽管如此，他赞赏他们基于友谊和相互间的责任形成的凝聚力——这非常符合孔子学说。论及“美德”这一话题，让他有机会介绍中国人的好客，不过，他也借机指责了一番中国境内的欧洲人。他说：“如果美国人有机会深入中国腹地，前往法国人的残忍、西班牙人的暴虐、英国人的贪婪所没有玷污的地方，一定会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款待和高度尊重，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谈到“谦虚”这一话题时，他在幽默中掺杂了些许自嘲。“成为文明人以前，”他原话如此，“我一直挺谦虚。”13

最后，就“孝顺”议题展开讨论时，他介绍了中国人在父母亡故时如何进行哀悼。这让他得到了机会，就美国人指责中国人崇拜偶像给予反击：

失去亲人的人会得到某种东西，为的是随时悼念逝者，用以寄托哀思和敬仰，正是此一习惯导致人们将偶像供奉在庙里。其实中国人崇拜偶像，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是崇拜偶像本身。中国人相信，上天的意志存在于偶像里，因而人们会尊奉偶像。14

在另一个场合，王清福曾经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他说：“中国人崇拜偶像的虔诚，赶不上天主教徒崇拜带有一个小人的十字架。所以在中国，寺庙里到处供奉着人像，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些人像代表着某种思想，犹如十字架代表耶稣受难。毫无疑问的是，朋友们，任何形式都无法拯救现世的人。”15

在波士顿演讲现场，王清福花费很长时间向听众介绍孔子的一生。他拿孔子和耶稣进行比较，并宣称“孔子的全部信仰可归结为2300年前定下的金科玉律：‘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清福无意反驳或抨击基督教，他的意图无非是让人们完全明白，中国人的基本理念与西方人的价值观没什么不同，而且出现时间早于西方。16另外，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而已。王清福终生都主张，包括他在内，所有中国人都信仰一个上帝。不过他对此没有明说，总是闪烁其词，在波士顿演讲现场亦是如此。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敬仰上帝，比你们的方式好十倍，也快十倍。”此后，他经常会越过红线，其实他只是想维护中国人，如果因此冒犯了美国人，也只是想影响他们而已。

王清福不大愿意触及却偶尔会谈到的一个话题是“社会阶层”。他出生在体面的家庭里，遇到花雅各夫妇之前，虽然他和父亲有过一段艰难时日，他仍然认为，与大多数中国人相比，自己属于上等阶层。虽然他从未成为中国官场精英中的一员，但如果有人称呼他“官员”，他从不会开口纠正对方。他接受的西式教育肯定更加强化了他的优越感。他对新教传教士们的鄙视，是基于他批判他们在下层人身上浪费时间。他有点看不起南方人，实际情况是，在投身事业的过程中，即使在奋力为在美国的广东人争取权益之际，他也会不失时机地对他们横加指责。

对于自己的祖籍国，王清福在言谈中明显开始加入一些浪漫的想象。《纽约时报》曾经评论道：“他会热情洋溢地赞美说，但凡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残忍、暴虐、贪婪’没有渗透到的地方，中国的老乡依然保持着乡下人的单纯和忠厚。”17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展现一幅中国画卷，其中的和谐及其田园诗一般的场景远远超出实际，尤其超出19世纪晚期数十年动荡的实际。随着流亡时间越来越长，他对祖籍国的看法也越来越脱离实际。

演讲结束时，王清福说：“我有幸成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不过，我希望更多比我更能干的人继续我的事业，也希望你们接纳这一宗教，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18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番话不过是个噱头，意在让听众更加注意他，算不上严肃地规劝美国人改变信仰。几年后，他或多或少承认了这一点。19其实他是在解释自己的观点，而并非劝说什么人，他自称传教士，仅仅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引起听众注意。他的这种做法相当奏效。

对于王清福自称是中国派到美国的传教士，《纽约时报》认为，他的这种想法很有意思。而该报的文章恰好帮了王清福的大忙：

人们早就预见到存在这种可能性，异教国度的传教士早晚会来到我国，而今终于有个名叫王清福的人现身了……这位反其道而来的名人……最近去了波士顿，且以值得赞颂的热情立即开始了说教，而他面对的人全都像当代雅典城的人民一样满腹狐疑。20

可以预见，王清福的演讲会得到广泛报道。连上海租界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转载了《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21不过，并非所有报刊都像《纽约时报》那样认为王清福很有意思。一个月后，王清福在费城举办了一场题目相同的演讲，《纽约福音传教士报》刊发了一篇反驳文章。该报由长老会主办，主编为思想开放的亨利·菲尔德（Henry W. Field）牧师，王清福对传教活动的中伤让该报感到不快。“从权威人士那里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属于人们的正当兴趣，无可指摘”，这段文字摘自《传教士报》的社论，“不过（王清福）却迫不及待地挑明了他的意图，他试图污蔑我们远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文章接着指责王清福试图瓦解人们对传教活动的信心。22既然王清福已经下了战书，教会的反击自然在所难免。《传教士报》的这次反击不过是第一轮齐射，数年后，手段卑劣的人身攻击才会到来。

不过，王清福对传教士的批判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从孩提时代就和传教士们一起生活，他既对他们表示感谢，又对他们心怀愤怒，肯定有其正当理由。传教士们是他的衣食父母，更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救了他和他父亲的命，还免费向他提供了西式教育，这让他的一生企及了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然而，传教士们从未完全接纳他，也没有爱过他，而他从小小年纪就听到他们在言谈中攻击中国人民。他对传教士公开表示蔑视，有其现实基础，至于这一切的背后是否含有私怨和私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此时的王清福还没有与基督教完全分道扬镳，那是后来的事。与此同时，他会继续关注宗教，宗教也是他演讲中的一个主题。接下来数年间，他的演讲邀约持续不断。

注释

1“The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869.

2“The Coolie Shoemakers in Massachusetts,” New York Herald, June 14, 1870; “Mass Moments: Chinese Workers Arrive in North Adams,” Massachusetts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Website (http://www.massmoments.org/moment.cfm?mid=191).

3John Jung, Chinese Laundries: Tickets to Survival on Gold Mountain (lulu.com, 2009), 16.

4“John Swinton Dea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01; John Swinton, “The New Issue: The Chinese-American Question,” New York Tribune, June 30, 1870.

5John Swinton, “The New Issue: The Chinese-American Question,” New York Tribune, June 30, 1870.

6Ibid.

7Ibid.

8Ibid.

9“Chinese Immigration: Letter from Senator Blaine,” New York Tribune, February 24, 1879.

10“A Confucian Missionary,” Boston Globe, September 28, 1874.

11“A Confucian Missionary in Boston,” Sacramento Daily Union. October 17, 1874.

12“Boston Churches: Sermons and Services in this City Yesterday,” Boston Globe, September 28, 1874.

13Ibid.

14Ibid.

15“The Oriental Lecture,” National Aegis, October 17, 1876.

16“An Oriental Missionary,” Lowell Daily Citizen, September 30, 1874.

17“A Heathen Missionar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874.

18“A Confucian Missionary,”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31, 1874.

19“The Oriental Lecture,” National Aegis, October 17, 1876.

20“A Heathen Missionar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874.

21“A Confucian Missionary,”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31, 1874.

22“Philadelphia Letter,” New York Evangelist, December 3, 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