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留日学生与近代政治学说传播

对于数以万计的留日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这样概括：“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科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科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来之资格年龄，亦甚参差。有年已四十、五十以上者，有才六七岁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进身之捷径者。”[22]

具体而言，留日学生数量众多，来源于许多省份，改变了早期留学生限于东南沿海各省的格局。据《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统计，除留学人数向来较多的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直隶、山东、四川、福建外，还有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广西、河南、奉天、山西、陕西等，另有旗人留学生。只有甘肃等极少数省份没有人出国留日。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对留学日本都一路绿灯，加上官费、自费多渠道赴日留学，且无年龄限制，这些留日学生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子弟，还有的是兄妹、夫妻。如廖仲恺是依靠何香凝变卖陪嫁的珠玉首饰得以留学日本。而自费留日的秋瑾，在日本出门行路从未坐过人力车。广东顺德人李昂新已82岁，但向学之志不衰，前赴日本学习工业，后由学务处批准嘉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清廷王公贵族对留学不屑一顾，但到新政时期发生了改变。宗室良弼、张之洞之孙张厚琨等都在日本留学；1900年赴日本学习军事的贵胄铁良，则成为中国首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学生。从1898年至清朝灭亡，贵胄出国的人数为100人左右。[23]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女性留学生增多。新政以后，很多省份开始官费派遣女留学生。如1905年湖南派20名女青年赴日攻读速成师范科。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约定，每年派遣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一次就派了21名学生到该校攻读速成师范科。

留日学生使命感强，大多数抱着寻医求药的心理去日本，“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24]他们初期主要集中在宏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经纬学堂等几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少量的升入专门学校或大学深造。从学生类别来看，留日生大体分为普通生、速成生和特约生等。所谓普通生，指在日本受中小学补习教育的学生，年龄较小，先入日本小学补习语言文字和基础知识，再入中学、大学。这类学生数量较少。所谓速成生，指赴日后入某一专门学校，学习某一专科，主要是师范、法政专业。学习年限可长可短，长则三四年，短则几个月。但其效果不好的流弊也很明显。为此，1906年学部通令各省，无论官费、自费、师范、政法，一律停派速成生。特约生，是指进入日本所指定的高等学校学习的高级留日生，这类学生很少。

从专业上看，留日学生所学科目和专业非常广泛，如理科、工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制造等。其中法政、师范科为热门，这是清政府鼓励的结果。当时清政府提倡新式教育，准备立宪，师资和宪政人才严重缺乏，速成教育可在短期内培养新政所急需的人才，一般青年学生也希望尽早学成归国。因此，速成教育大受欢迎，赴日习速成科者与日俱增。可以说，在20世纪初，法政留学已然成为当时留学运动的主流。在留日法政教育中，又以法政大学创办的速成科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法政大学是专门教授法政知识的学校，更在于其创办人梅谦次郎从中国国情和留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对教学做了特殊的设计，并从东京帝国大学及日本司法、行政部门礼聘了很多法学名家担任教习。这些教师多为当时日本法学界的领军人物，极大地保证了速成科的教学质量。速成科学生多由国内各省选拔资送，也有部分自费生，不少人赴日前已取得举人、进士功名。速成科应时而生，在政治、社会和教育的转型时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改革人才，其千余名毕业生在清末民国的政治、法律舞台上表现活跃，影响深远。[25]

就传播现代政治学说入中国而言，留日学生尤其是速成科毕业生做出了突出贡献。以翻译数量为例，从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前的日文中译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谭汝谦的统计，1868年至1895年日文中译本共11种，而从1896年至1911年的15年间，日文中译本总计达988种，每年平均66种，其中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仅占172种，哲学、社会科学及中外历史三者合计达636种，这其中又以社会科学为最多，有366种。再细致分来，政治、经济、法律又为大宗。[26]

从翻译的具体渠道来看，当时留日学生的翻译团体，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就翻译图书种类而言，有关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图书最为丰富，如译书汇编社出版的《译书汇编》月刊创刊号便刊登了如下译文（见表1-1）：

表1-1 《译书汇编》创刊号所登载译著

表1-1 《译书汇编》创刊号所登载译著-续表

《译书汇编》于1900年12月创刊，翌年又刊行了下列单行本（见表1-2）：

表1-2 《译书汇编》1901年所登载译著

另一家翻译机构“普通百科全书”亦翻译了许多政治与法律图书，1903年，范迪吉等翻译“普通百科全书”100册，由会文学社出版，这是当时日本中学教科书和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其中有关政治和法律的译著如下（见表1-3）：

表1-3 “普通百科全书”中政治、法律类译著

表1-3 “普通百科全书”中政治、法律类译著-续表

除了设立在日本的出版社，国内亦逢迎其盛，有多家书馆翻译出版日文图书，如有记载说种类繁多的翻译图书“冲塞于上海书肆中，译者大概是日本留学生，印刷发行大概是各书坊都有，又有日本留学生和日本人合办的作新社在上海福州路，是专门译日本书给中国人读的”。[27]如此的翻译热潮也感染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马瑞芳，他亦请托日本留学生代为购买译稿。[28]由是商务印书馆在最初八年出版的134种图书中，译作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译著多为日文译本或日文西书中译本，内容涉及立宪主义、政府理论、国际法、民法、刑法、金融、商业、史地等。[29]

以上所述政治、法律图书的翻译是20世纪初的情况，稍后更多的图书有同一来源，即法政大学的讲义录翻译。这些书多数是以法政大学速成科的汉译讲义为基础，同时参阅法政大学正规学制的讲义及主讲者的专著编译而成，当时在国内曾同时以“法政丛编”（19种24册）、“法政粹编”（18种22册，东京并木活版所发行）、“法政讲义”（30册，丙午社发行）、“法政述义”（30册，政法学社发行）等形式出版，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图书翻译和学说传播的主体，而这四部大型丛书的翻译者几乎全部为法政大学速成科学生，这更加凸显了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与近代中国政治学说、法律思想传播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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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7，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274页。

[2]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7，第275页。

[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58，总第4655页。

[4] 修律的具体工作由沈家本和留英归国的法学家伍廷芳负责。

[5]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据此首先认为这一年为中国官派学生留日的时间，此论并为中国学者广泛认可。但1990年代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否认此说，认为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负责，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附近的一座宿舍。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因此，“清末留日学生的正式开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详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此论有据，更准确，但1896年说也无大偏颇。

[6] 张之洞：《游学第二》，李忠兴评注《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16页。

[7] 《张文襄公全集》（一）“奏议”五十二，中国书店，1990，第917页。

[8]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4），总第4720页。

[9] 《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编（1），《政书通辑》卷8，1907。

[10] 《张文襄公全集》（二），第19页。

[11] 《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印《学部奏咨辑要》卷2，1909。

[12] 《会奏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折》，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印《学部奏咨辑要》卷3。

[13] 《学部官报》第24期，1907年。

[14] 此为美国学者任达的观点，详见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15] 《张文襄公全集》（二），第348页。

[16] 细野浩二「清末中国之『東文学堂』及其环境：明治末期日本对夺取中国教育權的論理概略」阿部洋編『日中教育交流と冲突：戦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業』第一書房、1981、第72頁。

[17]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34页。

[18] 〔日〕阿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第58—59页。

[19]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34页。

[20] 转引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

[21]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93页。

[22]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第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13页。

[23] 王秀丽：《晚清贵胄留学初探》，李喜所、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196页。

[24] 《江苏同乡会创始记》，《江苏》1903年第2期。

[25] 据王敏统计，1904年至1908年所办的5期速成科中，中国学生就达2117名。参见王敏《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与辛亥志士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

[26] 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日〕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代序”，第61页。

[27] 《上海学艺概要（二）》，《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年，1933年，第529页。

[28] 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中称：“先是各书局盛行翻译东文书籍，国人因知识之饥荒，多喜购阅，故极畅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马瑞芳见而心动，亦欲印行此类之书。”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第16页。

[29] 〔新西兰〕叶宋曼瑛：《早期中日合作未被揭开的一章：1903至1904年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6年1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