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的学术价值

梅谦次郎创办的速成科开班以后，除“法学通论”及“民法”由他亲自担任讲授外，其余各科教师，俱由日本法学界名重一时的知名教授或司法局聘任的专任讲师担任。如美浓部达吉教授的宪法学、笕克彦教授的国法学、清水澄教授的行政法、冈田朝太郎的刑法学、中村进午的国际法、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等。速成科的授课，采用日本教师讲授、学有根底的留学生担任通译的方式。各科讲义经汉文笔译后于1905年开始以《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的形式连载发行，每月出两号，以供学生随时研究。长期以来，这批珍贵的档案“藏在深闺人未识”，分析、利用好这些史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代法政教育、翻译知识的传播以及探索社会、文化转型有重要意义。因本书所涉及主要西学来源俱与这批讲义录有关，因此此处专列一节对这批讲义录的学术价值做一评析，从中亦可窥见当日留学生所受教育的真实情况。

一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概述

当年中国留学生上课所用的讲义录，至今保存在日本法政大学的档案馆，数量相当可观，但亦有缺失。目前共存52号，中缺第30号。以下对这批讲义录略做介绍。

（一）编辑渊源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的编辑、发行方式并非始于速成科。早在和佛法律学校时期，教师的授课就以讲义录的形式出版，供学生参考学习。目前法政大学保存了1899—1914年教师们的部分讲义录，涵盖了和佛法律学校、法政大学两个时期。

（二）结构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采用32开的版面，每号100页左右，连载四到五门课程的讲义。每册定价金三十钱。除刊载各科讲义外，还设有“杂录”栏，主要介绍速成科教学情况、世界大事要闻及留学生对一些具体法政问题的评论探讨。每期书后附有书价及邮费：全年24册，书价7元2角；邮费则分四等，日本来申邮费2角4分，汽轮已通之地邮费4角8分，内地邮费1元4角4分，四川、云南、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省邮费2元8角8分。以上为全年书价及邮费，每册也提供零售邮寄业务。同时，指定日本的有斐阁和上海的广智书局为专营书店。

（三）各科讲授者及通译

根据现存的讲义录，主要的授课及翻译者情况如下（见表2-3）：

表2-3 速成科主要科目讲授者及翻译者

表2-3 速成科主要科目讲授者及翻译者-续表

因现存讲义录不全，我们无法得窥通译人员的全貌，授课教师方面，除表2-3所列外，尚有乾政彦讲授的民法，金井延、河津暹讲授的经济学，高野岩三郎讲授的财政学，久保田政周讲授的警察学，立作太郎讲授的近世政治史，西河龙治讲授的伦理学，藤井秀雄讲授的警察事务等。有些课程还安排有副讲人，多由司法、行政部门的专任官担任。[54]

二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的学术价值

《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保存集中，也较为完整，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法政大学正规课程相比具有同等的知识含量

速成科名曰“速成”，但并不代表所讲授知识与正规教育存在巨大差距，只是学生深加研求的时间有限。当初设立速成科，是综合衡量了系统性、学时、学生接受程度后才制定出学则章程的，其科学有效性自不待言。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速成科所涵盖的范围与一般政法专业并无较大分别，我们可以将20世纪初法政大学三年制法律专业的课程和学时（见表2-4）与速成科（见表2-2）做一对比：

表2-4 法政大学法律科课程

表2-4 法政大学法律科课程-续表

对比表2-2和表2-4可以发现，速成科的学科设置、学时比例与正规的法律专业授课相比并不逊色多少。

其次，从实际讲授内容来看，速成科所用教材直接取自正规政法课程班所用讲义，部分内容针对中国实际略做增删和更改。如梅谦虚次郎讲授的民法、中村进午和山田三良讲授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金井延讲授的经济学、冈田朝太郎讲授的刑法等分别取自他们在和佛法律学校至法政大学期间的讲义录。

（二）学制规程为国内法政学堂效仿，《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亦多被用作教材

1905年11月，清廷通咨各省设立法政学堂，自中央到地方，法政学堂纷纷建立。1906年袁世凯拟成立北洋法政学堂，派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期的毕业生阎凤阁赴日考察，其所提办学建议来自速成科经验不少。1906年正式颁布的《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成为各省法政学堂的共同规范。该章程规定：学制5年，分预科2年，正科3年。正科又分政治和法律两门，此外，还设有速成科。正科开设：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经济通论、国法学、罗马法、刑法、民法、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公法、诉讼实习、行政法、监狱法、大清公司律、国际私法、财经通论、大清破产律、外国文、体操、卒业论文。速成科课程稍有缩减，开设：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民刑诉讼法、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裁判所编制法、监狱法、国际法要论、诉讼实习。[55]由上可见，京师法阵学堂课程设置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相比，并无太大区别。

而其教材亦多取自速成科讲义录。实藤惠秀谈到国内兴起的新式学堂时曾提及，“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留日学生的译著”。[56]速成科留学生在日期间曾大规模编译日本法政图书，先后出版过四套法政丛书，包括“法政丛编”（19种）、“法政粹编”（18种）、“法政讲义”（30种）和“法政述义”（28种）。这些图书大都以法政大学速成科日本教师讲授内容为基础，参考日本法学名家著作编译而成。这四套法政教材内容完整、全面，基本涵盖了当时国内法政学堂所开设的所有课程门类。[57]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图书大多由留学生在东京编译完成，当时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内便设有由留学生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的贩卖部，以及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发行所。[58]在传播路线上，这些书先被运到上海，再流通全国，形成一条以东京—上海—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南北发散的知识流通管道。[59]

我们从一份地方法政学堂档案，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国内法政学堂的教材采用情况（见表2-5）。

表2-5 1910年四川法政学堂部分课程及选用教材

表2-5 1910年四川法政学堂部分课程及选用教材-续表

由表2-5可见，该学堂的教材除有关中国法制的部分外，其余几乎全部取自《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

（三）《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全部被编译出版，构成清末法律、政治翻译图书的主体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60]与此相伴，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翻译介绍新知识的活动亦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潮。据谭汝谦的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的15年间，“日文中译的书籍总计958种，最大宗的是社会科学译品，有366种，占同期总数的38%”。[61]其实，在这些社会科学的书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位于东京的湖北法政编辑社和国内天津的丙午社将速成科讲义录以“法政丛编”和“法政讲义”的形式做了系统完整的编译，极大地方便了国内学界的应用。此外，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单行本亦有不少。速成科讲义录的译本情况见表2-6。

表2-6 速成科讲义录及主要译本

表2-6 速成科讲义录及主要译本-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表2-6是根据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所列经济、财政、法律、政治类书目进行的统计，但此书收录的书目显然无法涵盖《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译本的全貌，因谭汝谦书中所辑主要为清末“法政丛编”“法政粹编”的内容，对“法政讲义”“法政述义”两种版本的类书未做收录。除此以外，笔者还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查见其他译本。如笕克彦《国法学》除表中所列三个译本外，还有吴兴让译本、戴季陶译本。而且，表中译本多数为速成科学生后来编译，而当年教学研究所用即法政大学发行的最初版本在该书中少有收录，更可见这批史料的重要价值。

（四）《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自甲午战后到戊戌变法以迄20世纪初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中国朝野强烈关注、努力学习的榜样，无论是清末推行新政的一帮阁老重臣，还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寻求新的崛起之机的保皇立宪派，或者是经由各种途径去往日本留学并浸染革命思潮的革命党，日本都成了他们吸收、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中心场域，他们将在日本所学所感通过翻译图书、创办杂志迅速介绍到国内。中国旧有“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62]这其中，法政大学速成科所传授的系统法政知识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就“思想资源”而言，以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到日本后所受新知识冲击为例，1903年后，梁启超有关国家的构想出现了极大的改变，这突出反映在1905年写作的《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据其自述，“乃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梁启超所言笕克彦之说，有学者研究指出即取自笕氏为法政大学速成科中国留学生讲授的国法学。[63]而与梁启超展开论战的革命派知识人阵营，其革命理论更多、更直接地受到速成科所传授知识的影响。很多革命派宣传家本身即是速成科的留学生，如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宋教仁、朱执信等，他们利用在速成科所学法政知识，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探索新的救亡之路，写出大量主张种族、政治、社会革命的文章。从汪精卫在《民报》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来看，其理论来源与速成科所受教育有着至为明显的联系。孙宏云在探讨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的文章中指出，笕克彦、小野塚喜平次等人的思想学说成为两人论战所援引的重要学理依据，而此学理，恰来自他们在速成科所学。孙宏云还从现代学科的建立角度研究指出，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成为清末“政治学”之典范，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阶段性的理论框架与概念工具。[64]此外，胡汉民在国际法领域、宋教仁在宪制领域、朱执信在经济学领域的“专攻”，无不受到速成科教育内容的影响，这方面论题有待学者的深入探讨。

就“概念工具”而言，速成科汉译讲义录为我们研究近代语言的流变、日译新词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系统完整的资源背景。“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工具，使得人们在理解及诠释他们的经验世界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65]通过《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我们可以对很多现代词语尤其是一些学术术语按图索骥、追根溯源。比如今日所称“国际法”（分公法和私法）一词，在20世纪之前一直惯称“万国公法”，正是留学生从日本吸收这一新词，最终取代“万国公法”而被广为接受。20世纪初，被称为“日本国际法界的创设者”的中村进午，[66]为法政大学速成科的中国留学生开设国际法课程，其讲义录开篇绪论便提到国际法之由来：“国际者，国与国之交际也；公者，公事之交际，故其法曰公法。日本、中国，始皆名之为万国公法，然万国犹言各国，国与国交际之义不存焉，日本期名实之相符，爰改名国际公法。”[67]“经济学”一词也经历了数次流变。梁启超曾以资生学、生计学来命名今日之经济学。[68]近年来，有关经由日本翻译而来的“汉字新词”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所依据文本多较为分散。笔者以为如以《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为中心对近代法政术语的变革进行研究，无疑更能深入、完整，且可以起到追根溯源的作用。[69]

甲午后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推行新政，科举制亦被废除，从而催生了法政留学的热潮。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办在当时尤为引人注目，它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培养了大批变革人才。毕业生之中除涌现了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居正等职业革命家外，更有一批在归国后积极参与清末预备立宪及民初宪政建设，在推动辛亥革命发展、宣传民主共和理念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还有很多人成为国内各级法政学堂的创办人和教师，为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代留学教育史中，像法政大学这样将课堂讲义全部予以出版发行以供学生学习参考的例子并不多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时至一百多年后今日我们仍能得窥这批讲义录的大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法政大学速成科讲义录》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国内所见版本亦非当初速成科学生所用，而是留学生基于此讲义录并参考诸家学说编译而成的法政丛书。充分利用这批珍贵的史料，探讨法政大学速成科的教育内容与留学生的贡献、影响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化近代留学教育研究、探索近代法制变革及知识文化转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