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教育不平等

苏迪[1]

一 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机会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教育往往再生产甚至加剧不平等，但也可以起到均衡器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36，73）。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李春玲，2003）。教育机会是社会各阶层争夺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核心，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各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是导致收入不平等、职业不平等、住房不平等、消费不平等等这些阶层区隔的基础。因此，教育机会平等问题是缓解和控制阶层之间不平等的关键，也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当不受政府政策干预，将教育完全交给市场时，教育具有有利于社会优势地位阶层利益的倾向，会不断加大阶层之间的差距和加剧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优势地位阶层在资源上占有优势，会在教育竞争中排斥处在弱势地位的基础地位阶层。基础地位阶层很难获得教育机会，教育就会沦为权利关系再生产的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中，政府决策总面临着竞争的需要和机会平等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权力和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权利规则之间的矛盾。人们认为只要确保经济发展，所有人的福祉最终都会得到改善，然而经济收入的差异成了群体分化的根源，对社会平等和公平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政府决策必须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2，12～13，17）。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又实行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策略，国家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这些基本的政策也体现在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中。中国社会逐步出现了阶层的分化，特别是城市的阶层分化更加显著。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阶层越来越分化，基础地位阶层对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增多，因此，教育不平等也成为大众比较关注的“城市病”之一。政府通过推行义务教育、大学扩招等手段增加教育机会的供给量，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的平等化措施来控制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在阶层之间的分配是个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教育不平等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时期内同时发生着减弱和加强的趋势（刘精明，2008）。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现有研究多关注城乡的差异，本章将教育不平等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城市病”加以研究，主要关注教育机会在城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差异。

二 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已经出现了数个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业化对分工的细分要求带来了职业分化，职业分化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分层化。市场化对效率的追求将资源引向优势的场所和群体，造成资源分配在空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教育是社会各阶层谋求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维持、巩固和代际传递自身优势社会地位的场域，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工业化水平越高，职业分化得越细越密，受教育程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大（张翼，2004）。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和教育不平等具有显著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阶层之间教育代际传递能力的差距越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个体和阶层之间的职业分化程度也越高，这意味着教育对职业获得的重要性越来越大（魏延志，2013）。教育具有抑制阶层分化的功能，虽然阶层平等的理想愿景难以实现，但是教育制度可以控制甚至缩小阶层之间的差异（翁文艳，2002）。如果政府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放任市场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竞争，就可能导致社会上教育、收入、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分化的恶性循环（丁维莉、陆铭，2005）。国家宏观政治进程及政策在创造和分配教育机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平等发展的长期社会政策，可以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机会的平等化（郝大海，2007）。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往往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李春玲，2003）。但是政府决策动机似乎面临着一对矛盾，即公平和效率，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培养精英人才，另一方面要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于教育机会平等分配的诉求。公平和效率是否可以兼得，还是只能在两者之间取适度的均衡，也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教育又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基本要素，总的经济产出不仅依赖于教育的存量，还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分布（熊艳艳、刘震、周承川，2014；余靖雯、龚六堂，2013）。教育对社会公平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是人们实现阶层跨越的最重要的途径。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着比以往更加重要和多重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处在工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城市各阶层，以及处在全球化竞争环境和信息化、科技化时代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来说，至关重要。除了传递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教育对于社会而言还具有培养与经济发展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的功能和分配社会权利与资源的功能（吴康宁，1998：75，100）。在后工业社会高科技、高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教育不仅是国内社会各阶层争夺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核心，还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级的重要城市争夺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格局的核心，这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教育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同时，教育还得兼顾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个体来讲，教育可以获得工业化分工所需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在分工体系中的职业层级决定了其在社会权力空间结构中的阶层地位。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教育获得越高，其职业地位和收入就会越高，社会地位获得就会更高（魏延志，2013）。在信息化和科技化的当今社会，社会发生着快速的变迁，人们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培养个人掌握适应变化并做出反应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机制的研究成果中，最具有贡献意义的当数刘精明（2008）和李煜（2006）两位学者的理论成果，尤以刘精明（2008）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机制的分析和理论概括最为全面、精确和细致，基本上揭示出了微观的家庭背景因素和宏观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因素对教育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社会阶层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所占有资源的差异，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背景因素还会受制于所处的社会情境，所以对教育不平等的分析应考虑到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李煜，2006，方长春、风笑天，2018）。个人教育成就的获得是先赋和自致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刘精明（2008）是从先赋因素对不同自致环节的影响机制入手来研究教育机会不平等机制的。他认为先赋因素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产生不平等的后果，即限制作用和使动作用。“限制作用”意味着通过直接授予的方式改变个体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即个体被其所处的结构位置直接赋予资源和机会。“使动作用”意味着通过改变行动者获取资源与机会的行动能力而在行动者之间形成社会不公平。前者通过直接配置资源或者直接改变机会结构产生的不平等易受外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后者通过改变人的能力，在个体之间形成的机会或资源的不平等可能会随着个体能力发展而得以延续和逐步加强，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据此，刘精明根据影响机制的本质差别将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先赋条件区分为：家庭资源和非家庭资源的先赋条件，家庭资源又区分为内生性资源和外依性资源。这样的区分使我们可以根据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及其变化来详细地考察不同因素在同一时期对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增强或减弱，并且可以明确每个因素的影响机制和变化趋势，而不是仅仅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机制和变化趋势做笼统的描述和解释。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在同一个时期一些因素促进了不公平程度的下降，另一些因素在加剧着不平等，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机制同时发生着作用。要想对教育不平等加以全面、精确和细致的研究，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这样区分的有效性，并且基本上其他因素都可以纳入这个理论分析框架之内。

内生性家庭资源是指一个家庭固有的人口结构方式和内化于家庭成员的知性和情感体系，典型的如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资本，主要通过能力分化来改变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机会获得（刘精明，2008）。兄弟姐妹的数量增多会对家庭教育资源起到“稀释作用”，家庭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分配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资源份额减少，从而影响教育获得（田北海、王珂，2017；吴愈晓，2013a）。家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点分析的一个因素，它是通过内化于身体的习性对下一代产生影响的，习性能够产生长期的、持久的作用。文化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家庭掌握更多的照顾孩子的知识，可以为孩子提供学习和方法上的指导，有效配置家庭内部资源进行较高质量的教育投入，以及进行理性的教育决策，其子女可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更加完备的初始习性，提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学习能力和竞争优势（张冰，2017；熊艳艳、刘震、周承川，2014）。不同阶层的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存量和类型上存在着差异，文化资本对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家庭文化优势首先转化为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进而学校通过绩效原则依据学生学习表现择优录取来分配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异就表现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仇立平、肖日葵，2011；吴愈晓、黄超、黄苏雯，2017；李煜，2006）。家庭结构和文化资本较少受到外界社会力量的干扰，它们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且这种差异还会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累积性和机会性优势，造成教育不平等差异的拉大（刘精明，2008；李俊，2016）。

外依性家庭资源是与外部社会之间存在依赖性的家庭资源，其与外部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比较容易受到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典型的如家庭的阶层地位以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等，不仅可以影响子女的能力分化，还能通过理性选择和资源交换直接造成机会不平等（刘精明，2008）。学生在建立自我期待时深受家庭所属的阶层环境（家人、邻里、亲属等）的影响，弱势阶层的孩子一般主观期待较低，缺乏强烈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则将其享有的社会优势转化为理所当然的远大志向，往往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牛海彬、白媛媛，2006）。家庭经济资本可以以教育投资的形式，通过购买图书、学习资料、“影子教育”等方式提升子女的学习能力，以及通过“择校费”和“捐助”等形式直接获得教育机会，或者花费高昂的经济成本去选择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私立学校，从而在教育竞争中取得优势（庞圣民，2017；李煜，2006）。而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入行为来看，较大的机会成本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和教育收益的短视造成它们往往缺乏教育投资的动力（丁维莉、陆铭，2005）。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往往会使“超/强社会资本”（陈卓，2010）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通过超越制度允许范围的方式获取教育机会，对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产生负面影响（陈卓、檀传宝，2012：40）。优势地位阶层可以利用资源优势直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与内生性家庭资源相比，外依性家庭资源是外在的、易变的，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影响（李煜，2006）。

非家庭资源的先赋条件是家庭出身之外的社会结构条件，它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一种纯粹的结构效应，是所处的外部结构位置自然授予的附着在该位置上的资源和机会，因此也最易受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典型的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市类型差异、户籍制度、划片入学等（刘精明，2008）。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得到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证明了教育机会城乡差异的持续存在，而且并没有随着教育扩张而缩小，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扩大的趋势（李春玲，2014）。在教育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是教育的供给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区域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如老师）也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丁维莉、陆铭，2005）。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不同阶层对教育选择的动机和行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们投资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动机就会明显增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增强了职业结构的分化，改变着不同阶层的机会结构（魏延志，2013）。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的分割作用，也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起到重要的影响，并且其影响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李春玲，2003）。城市类型反映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优势地位阶层家庭和教育资源（特别是高校）都倾向于集中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尤其是生活在高校集中的城市的家庭在教育机会获得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划片入学的初衷是教育机会的平等分配，但教育资源与房价具有密切的关系，教育资源越优质的区域的房价越高，最终导致了学区间的居住区隔，优质的教育资源多被优势地位阶层享有（吴愈晓、黄超，2016）。相对来讲，内生性家庭资源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最持久稳定，外依性家庭资源次之，非家庭资源的先赋条件（纯粹结构因素）最易变。

基于以上综述，本章从家庭（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程度的角度来对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类，共分为三类：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赋予资源、地理空间结构赋予资源。这样的分类也是基于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调控资源分配的不同机制，符合本章致力于“城市病”治理的主旨。家庭内部占有资源是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是家庭直接可以利用的资源。家庭内部占有资源主要通过促进学生的能力分化来实现在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它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社会阶层差异越大，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的差异也就越大，对教育不平等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受大的社会发展背景的影响，具有较强稳定性，甚至具有积聚效应，政府一般通过再分配和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政策来调控。社会空间结构赋予资源是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所赋予的资源和机会，主要指通过社会网络等获得的绩效原则之外的机会和资源，这取决于社会结构空间的资源和权力分配规则，是家庭可以间接控制和利用的资源。教育系统越是按照绩效原则来运行，社会空间结构资源对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就越小。地理空间结构赋予资源是所处的地理空间结构位置所赋予的机会和资源，主要取决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政府在地区之间的资源分配政策。这种因素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最不易被社会个体所接受的，它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对教育机会的获得，除非进行地理迁徙，否则家庭几乎难以对地理空间结构赋予资源进行掌控。

三 研究假设

本章的目标是分析和讨论教育机会在城市社会各阶层中的不平等分配问题。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同一个时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同时起到减弱或加强的作用。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受到市场化因素和政府政策的多重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不是对整体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增强或减弱的描述可以说清楚的。本章重点不在于讨论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和机制，而是从家庭（政府）对资源的可掌控程度的角度对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类，考察不同类别的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影响。由于家庭对资源的可掌控程度与政府对资源调控的难易程度是成反比的，所以家庭最难以掌控的因素就是政府最容易调控的因素，这些因素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社会各阶层最关心的，因此也是本章重点关注的因素。

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家庭直接掌控的能够对子女学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类资源，这类资源是政府政策很难影响到的，是家庭进行代际再生产的主要资源。作为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家庭背景因素，这类因素通常是社会群体比较能够接受的不平等形式。因为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教育系统按照绩效原则运行的，而绩效原则是人们普遍易于接受的产生不平等的机制。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各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极力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调控，但只是一定程度上控制或是缩小了阶层差异，阶层分化的趋势难以阻挡。由此，本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家庭内部占有资源越多，其子女越有可能在各个升学阶段中获得教育机会。

处于社会空间结构优势位置的家庭不仅本身占有比较丰富的家庭内部资源，使子女在教育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且能够利用手中的资源、社会网络、经济能力和权力地位等，在升学节点上获得子女能力之外的额外教育机会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典型的如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通过“捐赠”“择校费”等获得的入学机会，甚至直接将子女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等。优势地位阶层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由此，本章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社会空间结构中居于优势位置的家庭，其子女越有可能在各个升学阶段中获得教育机会。

教育机会和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分布的不平等主要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政府资源分配差异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通过家庭教育投入和地区公共教育投入两方面产生影响。政府在地区资源分配上的差异体现了政府决策所面临的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按照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资源会向优势位置积聚，这与国家倡导的社会平等原则相违背。因此，地理空间结构造成的教育机会和资源不平等取决于政府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的权衡。尽管如此，政府只能通过平等化措施来降低地理空间上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由于地理空间固有的差异以及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这种不平等只能控制和减少，而难以消除。由此，本章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地理空间结构中居于优势位置的家庭，其子女越有可能在各个升学阶段中获得教育机会。

四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抽样，抽取了一个11438人的样本，其中城市和农村的样本量分别为6954人和4484人，具有全国代表性。本章根据研究的需要剔除了居住地和社区类型为农村的样本，在5886个城镇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样本基本特征描述见表2-1。

表2-1 样本基本特征

表2-1 样本基本特征-续表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本章在考察教育机会在阶层之间分配不平等的模型中，初中升高中升学模型的因变量为是否升入高中（升入高中=1，未升入高中=0），操作化为受过初中教育的所有学生中受教育程度是否为职业高中/高中及以上。高中升大学升学模型的因变量为是否升入大学（升入大学=1，未升入大学=0），操作化为受过高中教育的所有学生中受教育程度是否为专科/本科及以上。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三类：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的测量包括三个变量：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和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由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值域为19的连续变量（没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及以上=19）。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由“14岁时父亲就业状况”得来，重新编码为：无工作、全职务农和非农工作，以“无工作”为参照类。

社会空间结构位置通过14岁时家庭阶层地位来测量。家庭阶层地位通过父亲职业分为：优势地位阶层、中间地位阶层和基础地位阶层，以“基础地位阶层”为参照类。父亲职务级别分为无职务或无级别、股级或科级、处级、副司局级及以上四个类别，以第一类“无职务或无级别”为参照类。

地理空间结构位置的测量包括两个变量：居住区位和城市类型。居住区位分为市/县城的中心城区、市/县城的边缘城区、市/县城的城乡接合部、市/县城区以外的镇，以最后一类“市/县城区以外的镇”为参照类。城市类型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四类，以“中小城市”为参照类。

3.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户籍（城市户籍=1，农村户籍=0）和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不作为本研究的重点分析变量，因此未列入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因素的三大分类中进行考察，只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三）研究方法

由于本章的因变量高中入学机会和大学入学机会是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除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和年龄以及年龄平方/100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其余变量都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

五 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准确地通过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地理空间结构位置三类因素对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本章将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的回归方程为：

log（p）=a+b₁x₁+b₂x₂+b₃x₃+…+b_ix_i

其中a为常数项，b_i为系数，x_i为自变量，i=1，2，3，…，n。考虑到“年龄”这个变量可能对结果产生非线性影响，本章将“年龄平方/100”也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表2-2记录的分别是以未升入高中的学生为参照类别建立的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和以未升入大学的学生为参照类别建立的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模型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

（一）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2中的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显示，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地理空间结构位置三类因素对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变量方面，民族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户籍、性别和年龄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显示出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性别因素显示出高中教育机会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年龄的系数为负，显示出高中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只包含居住地为城市的样本，所以户籍因素反映的是城市户籍群体和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家庭内部占有资源方面，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分别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获得高中教育机会的发生比会比原来提高5.2%（1.052-1=0.052，p＜0.001）；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获得高中受教育机会的发生比会提高5.8%（1.058-1=0.058，p＜0.001），相对来说，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影响大。与预期相反的是，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在模型中并没有显示出统计的显著性，但是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和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做相关分析时，却具有显著性，结合其他相关实证研究，可以猜测，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对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是间接的影响因素，它必须通过其他因素起作用。在社会空间结构位置方面，14岁时家庭阶层地位对子女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显示出显著的影响作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无职务或无级别的父亲，父亲职务为副司局级及以上的孩子的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由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中父亲职务为副司局级及以上的样本数量过少（只占样本总量的0.1%）导致的。父亲职务为处级的孩子相对于父亲无职务或无级别的孩子在获得高中教育机会上的发生比高出324.5%（4.245-1=3.245，p＜0.05），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父亲职务为股级或科级的孩子获得高中受教育机会的发生比相对于父亲无职务或无级别的孩子高出92.8%（1.928-1=0.928，p＜0.01），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表2-2 影响高中入学机会和大学入学机会相关因素的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

从家庭阶层地位的分析结果来看，相对于基础地位阶层，优势地位阶层和中间地位阶层的子女在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其中，优势地位阶层的孩子相对于基础地位阶层的孩子在获得高中教育机会上的发生比高出36.6%（1.366-1=0.366，p＜0.05），中间地位阶层相对于基础地位阶层的发生比高出25.5%（1.255-1=0.255，p＜0.05）。在地理空间结构位置方面，居住区位和城市类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从居住区位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相对于市/县城区以外的镇，市/县城的边缘城区和市/县城的城乡接合部的学生在获得高中教育机会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市/县城的中心城区的差异非常显著。相对于市/县城区以外的镇，居住于市/县城的中心城区的学生获得高中教育机会的发生比高出81.9%（1.819-1=0.819，p＜0.001），反映出在同一个城市中，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非常显著地集中在市/县城的中心城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很不均衡。从城市类型来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上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超大城市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差异。相对于中小城市，居住在超大城市的学生获得高中教育机会的发生比高出57.3%（1.573-1=0.573，p＜0.001）。

从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的结果来看，除了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年限、14岁时家庭阶层地位、居住区位和城市类型对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从而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3中关于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地理空间结构位置三类因素对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正向影响作用。

（二）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2中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模型显示，相比于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地理空间结构位置三类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显著性和作用大小方面都有所减弱，甚至部分指标失去显著性，但是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具体来讲，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发生比会比原来提高6.4%（1.064-1=0.064，p＜0.001）。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发生比会比原来提高3.9%（1.039-1=0.039，p＜0.01）。相比于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并且显著性也有所减弱。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并且超过了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整体来看，父母受教育年限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非常稳定的影响作用。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前一模型中已经解释，在此不再赘述。14岁时家庭阶层地位对子女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的显著性消失。整体来看，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相对于对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呈现明显减弱的变化趋势。居住区位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的显著性消失，原因很可能是初中是划片入学，教育资源集中在市/县城的中心城区，所以居住在市/县城的中心城区的学生在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高中升大学入学不存在划片限制，高中教育资源也不存在明显的向市/县城的中心城区集中的现象，并且高考是和更大范围的对手竞争大学教育机会。因此，在城市地理空间中的居住区位对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是容易理解的。在城市类型方面，相对于中小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大学教育机会获得上没有显著的优势，居住在超大城市的学生获得大学升学机会的发生比相对于中小城市高出41.1%（1.411-1=0.411，p＜0.01）。虽然相比于初中升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模型，其影响作用和显著性都有所减弱，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大学资源比较集中于经济发展较好的超大城市，而大学又倾向于本地生源。整体来讲，作为纯结构性的地理结构空间位置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

从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模型的结果来看，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和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基本支持了假设1与假设3中关于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和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因素对高中升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正向影响作用。

六 结论与讨论

教育作为机会不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是产生其他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基础，而不平等是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不平等无疑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城市病”的一种。本章基于“城市病”预防与治理的目标，根据家庭（政府）对资源的可控制程度，将影响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分为家庭内部占有资源、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和地理空间结构位置三类。家庭对资源的可掌控程度与政府对资源调控的难易程度是成反比的。这样进行分类易于政府在控制和缓解教育不平等问题时具有针对性，也易于研究者辨别公众对影响教育不平等因素可接受程度的差别。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和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对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都具有比较稳定而显著的影响，而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作用大大减弱。这表明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在不同教育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强弱是有差别的。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越有可能获得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略高于父亲。在子女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有所加强，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减弱，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超过母亲。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14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在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方面没有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能是因为经济资本对教育机会的获得来说是间接的影响因素，需要通过其他因素起作用。在模型中，它的效用可能被其他变量解释了。14岁时父亲的职务级别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举例来讲，父亲职务级别为处级的孩子升入高中的发生比是父亲无职务或无级别的孩子的4.25倍。14岁时家庭阶层地位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的显著性消失。地理区位只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且显示出了教育机会分配集中于市/县城的中心城区的特点。城市类型对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都显示出显著性，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略大于对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超大城市的学生在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

综合而言，从教育阶段来看，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从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的因素分类来看，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对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有持续、稳定的影响，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受到国家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影响，没有大的社会变革，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它受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的影响较弱。由于家庭内部占有资源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通过绩效原则发挥作用的，因此它是公众相对易于接受的产生不公平的影响因素。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因素主要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而强烈的影响，主要受选拔制度中“超/强社会资本”的可运作空间大小的影响。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对高中和大学教育机会获得都有显著的影响，它主要受教育机会分配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空间结构位置和地理空间结构位置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都是通过“非绩效”原则运行的，因此是公众难以接受的，会对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应该重点和首先从易受政府宏观政策影响的地理空间结构因素和社会空间结构因素入手，尤其是从地理空间结构因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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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