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张文宏

《特大城市“城市病”研究》是张文宏主持的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特大城市‘城市病’的预防和治理”的最终结项成果。在导论部分，我们将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提出我们研究“城市病”问题的总体思路和研究框架。

一 关于“城市病”问题的相关研究评述

（一）城市社会不平等

城市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和演变与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密切相关。就市场化与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而言，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似乎已成共识（谢宇，2010）。通常意义上，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使不平等弱化，但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又在加剧不平等，反过来增加了贫困现象。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呈现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模式。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显而易见的提高，学者们对不平等的研究已经不只关注市场化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城市社会不平等的主观评价成为剖析社会不平等的新视角。而关于城市流动人口是否更倾向于市场化，有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城镇内部制度藩篱的存在使城市流动人口就算享受到了市场转型的成果也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这说明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还有社会心理层面的作用机制需要研究。

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特殊表现形式，市场与不平等的关系得到了不同经验研究的支持（白威廉、折晓叶、李放，2002）。多项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收入的性别差距的变化程度是上升的（Hauser and Xie，2005）。不仅如此，在将性别收入不平等纳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后，研究者发现，市场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其实对性别收入不平等具有相反的作用，然而当下我国市场化继续深入，男女收入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贺光烨、吴晓刚，2015）。

在工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上，工资不平等增长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工资不平等增长乃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建立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有利于促进工资公平增长的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徐晓红，2009）。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果这种不平等是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那么今后的改革就应该考虑以再分配政策为中心对不平等加以调整。如果不平等是市场改革不完善造成的，那么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增加居民提高收入的机会，并通过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居民就会对现今不平等的格局做出比较公平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不平等是政府政策本身带来的，那么居民就会感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就会伤害未来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周业安、赵坚毅，2004）。陈光金在研究中测度了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化进程本身的作用，他将对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变量纳入一个统一分解的分析框架，估计出每一种变量的集中程度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中，市场化机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非市场的结构-制度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具有混合性质（陈光金，2010）。

户籍制度是研究中国城市社会不平等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单位之间收入差异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而户籍门槛常常成为阻碍农民工进入公有制部门获得较高收入的重要原因（田丰，2010）。在一个健康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应该是居民收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竞争力和社会公平。但如果市场化进程并不能削弱户籍限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负向效应，那么就会加剧城市不平等，导致人才流失，比如“逃离北上广”（魏万青，2012）。我国户籍制度导致人口迁移受到限制，不可避免地表现在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以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但没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加速，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因此，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在一起分析，以避免消极型城市化过程。然而解决了城市户籍制度的新二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学者对“农转非”群体的不平等状况的研究发现，不平等实际取决于户籍流动机制中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成功实现了“农转非”，也会因不具备较强的个人能力和主动性而无法得到非农户籍的收入回报，这显示了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复杂性（郑冰岛、吴晓刚，2013；王鹏，2017）。姚洋通过对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人力资本差距的比较分析发现，要真正解决消极型城市化问题，就必须帮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改善生活状态，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姚洋，2004）。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城市社会不平等固然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相应的配套制度密不可分，但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群体对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政治资本拥有量的差别来对导致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析。

国外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分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开始从人力资本扩展和人力资本分配的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Becker and Chiswick，1966；Tinbergen，1972）。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的结论也有差别（赖德胜，1997；于德弘、陆根书，2001；白雪梅，2004）。近期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市场部门分割存在交互作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收入分配的公平（王甫勤，2010）。近年来迅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外致型农转非”人员，这一群体由于人力资本缺乏而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身份待遇，成为由人力资本差异而导致的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加重的突出案例（郑冰岛、吴晓刚，2013；王鹏，2017）。所以，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流动和人力资本对不同学历者收入的影响就很有启发性，从而可以以不同的思路来研究解决各种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吴愈晓，2011）。尽管结构性因素很多，但当下学者们普遍相信人力资本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重要因素，人们也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与受教育程度相挂钩的。所以探究收入不平等可以更进一步地去追溯人们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不同人或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差异来考察。

即使社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规则，无形的社会资本仍会造成无形的机会不平等。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一些鲜明特征与功能使其能阻碍机会平等的实现。社会资本导致了个体生存和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成长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往往又为个体今后发展中的机会不平等埋下了伏笔。比如在儿童学业成就方面，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会发挥其社会资本优势（如体制内的重点中学、体制外的教育培训，甚至家长与老师、学校领导的关系），使该类家庭的儿童从小就能比其他孩子获取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李忠路、邱泽奇，2016）。同样有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有更大可能通过自主招生将其孩子送入精英大学（吴晓刚、李忠路，2017）。信息不对称结构通过社会资本机制导致机会不平等，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尽可能多地消除造成机会不平等的一些非合理因素（冯帮，2006）。

而从文化资本来看，教育造成的不平等已经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机会方面。文化资本理论将教育当作不平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中介环节，并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排斥手段。在高等教育不断普及的当下，虽然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学生能够拥有相似的平台，但成长于精英家庭、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学生常常能够在大学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在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出国深造（李忠路、邱泽奇，2016），从而使不同阶层的学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综合来看，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关注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和地区（如拉丁美洲）的城市不平等问题；在国内，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学者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者对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分析也与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剧烈社会变迁所引起的问题密切相关，诸如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移民、阶层分化以及市场化与体制的矛盾等。由于我国市场转型的方式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学者们在考察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往往喜欢以市场和非市场二元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但对城市社会不平等产生过程中更多的外部因素如全球化和国际因素等则少有论及。同时，在我国城市贫困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的比较研究方面也还缺乏有力度的研究成果。当然，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各种面向城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越来越多，发现的城市社会不平等现象也越来越多样和复杂。

（二）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老龄化问题在城镇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显得更加严重。有研究者提出，伴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中国城市将在21世纪中叶成为人口老龄化的重心，届时城市的医疗保健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老龄服务体系将受到冲击（杜鹏、王武林，2010），可以预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的出现，尤其是养老问题和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问题在未来将更加严重。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到了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进程（武元晋、徐勤，1988：24～42；林宝，2018），及其带来的各种后果和影响（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2012；蓝嘉俊、魏下海、吴超林，2014）。但更多的研究聚焦于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供养问题。

在中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背景下，家庭养老仍是目前我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群体本身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其对子女所提供的支持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有学者提出，在研究家庭养老时需要注重异质性，考虑多维度的孝道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不同孝行，有的放矢，帮助老年人获得真正需要的家庭支持（胡安宁，2017）。然而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仅仅依靠家庭养老会使家庭面临巨大压力，如何发展社会养老长期以来都是学者们热衷于探索的课题。“社区居家养老”就是当下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它能够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作用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童星，2015）。此外，“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一群体面临的不仅是社会养老的问题，还有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老年贫困等问题。对此，有学者就提出将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总体框架，形成“失独”人群国家保障机制，由中央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建立相应的国家专项基金作为基本保障（宋健，2016）。应对这一问题当然也有更具创新性的对策，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它可以发挥积极老龄化的优势，推进老年人赡养问题的解决，但其推行起来尚存诸多难点需要进一步研究（陈际华，2020）。

和养老相关的是针对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不少学者对其现状、变化、影响因素、居住方式意愿、生活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老年人居住方式的横断面描述性研究，为观测社会转型以及老人居住方式的变迁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周丽苹、王江毅，1996；王磊，2013）；二是关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陆杰华、白铭文、柳玉芝（2008）对京、沪、津、渝四个直辖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等对特大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健康因素则是通过经济特征对居住方式意愿发生作用的。有研究将独生子女政策、高校扩招政策两个因素与老年人口迁移三者结合起来分析发现，由于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依然稳固，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一起迁移，所以就出现中国大量老年人流向大城市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对目标城市公共物品和养老服务供给造成了冲击。上述研究为了解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选择提供了非常独到的视角。但同时老年人的居住选择也会加大城市压力。所以如何在既充分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同时又避免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实现养老，需要全面而深入地进一步研究。

（三）社会区隔与社会歧视

社会区隔及其相关社会歧视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人因素导致的，更主要的是，社会因素使部分城市居民遭受了社会排斥。社会区隔又分为“社会排斥”的区隔和“空间封闭”的社区隔离，前者主要是指个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后者是指由门禁、围墙等形成的空间封闭社区。

“社会排斥”的区隔强调的是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断裂。目前，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对城市中的社会排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主要是对贫困以及剥夺和劣势理论的探讨。现今，社会排斥理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制度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和弱势群体研究等方面的重视，并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如国外对社会排斥五个维度的分析（Burchardt，1999）、社会排斥与贫困的联系（Bossert et al.，2007）以及受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与失踪可能性的关联（Kiepal，2012）等内容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排斥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提出社会排斥是动态过程，具有多维度性和积累性等特点（郭星华、才凤伟，2012；陈黎，2010；杨菊华，2012）。在研究城市的社会排斥问题时主要关注各种弱势群体，包括流动人口、失业人口以及艾滋病患者、LGBTQ[1]等群体，其中，在社会学领域最为广泛的研究是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和户籍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排斥的研究也向着更细分和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如对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排斥的研究（杨菊华，2012），以及从社会网络视角来考察影响外来务工者排斥感的因素（陈黎，2010）等的研究。城市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受排斥的群体，与目前的住房制度密切相关。也有一些学者对社会排斥的内在因素进行了分析。张文宏、雷开春（2009）对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的研究表明，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另外有研究指出，社会地位、社会联系与社会参与、受歧视程度和户籍因素是城市居民疏离感的影响因素（张海东、毕婧千，2014），其中有学者对社会参与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它是培养城市生活“特殊信任”的方式之一（胡安宁，2014）。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角度来考察城市中社会排斥或融入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城市户籍制度是问题的关键（雷开春，2012；崔岩，2012），取消城市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隔才能够使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差距随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而缩小（杨菊华，2012）。

城市生活中最明显的是居住空间上的隔离，城市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城市居民和居住空间的“更新”。出现“空间隔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各社会阶层在城市中的居住分布是有一定边界的；第二，不同家庭结构的人们的居住分布呈同心圆状，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们对空间大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三，种族、民族因素的存在，使其居住状态不符合社会分层和家庭规模而形成的分布规律。以上三个因素的叠加就形成了城市居住社区的空间隔离。

关于城市“空间隔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他早在1887年结集出版的《论住宅问题》中就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曼彻斯特城居住空间模式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现代城市居住隔离研究的先河，但是对“空间隔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的是布迪厄。布迪厄在他的阶级理论中论述了阶级惯习是如何展现品位的，反过来，品位又使阶级分层更加明晰（Bourdieu，1984）。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提出隔离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与其他群体或阶层没有社会接触的成员比例（布劳，1991：390）。随后，对居住空间隔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黑人居住区的研究，较有名的是“空间失配”假设（李纯斌、吴静，2006）。

社会歧视是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其结果是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西方关于社会歧视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种族歧视，其中冈纳·缪尔达尔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他提出的累积因果原理至今仍然受到关注。

吴忠民（2012a）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歧视定义为，不是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是以诸如身份、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状况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有区别的对待，以实现不合理的目的，其结果是对某些社会群体、某些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剥夺，造成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通常我们认为，歧视是相同的人或事被不平等地对待或者不同的人或事受到同等的对待。社会歧视的前提是社会区隔的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相互间形成了清晰的边界后就为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对待提供了条件。国内对社会歧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秦广强，2011；崔岩，2012；杨菊华，2015）、城市新移民（郑冰岛、吴晓刚，2013；王鹏，2017）、性别（佟新、刘爱玉，2015；贺光烨、吴晓刚，2015；卿石松，2019）以及艾滋病与性少数群体等（刘能，2005）。

从国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社会歧视的研究对象涵盖已经比较广泛，从过去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到现在还关注“农转非”人员、年轻乡-城或城-城流动人口等，关注点已经从完全的城市外来者逐渐深入到了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不同群体之间，给如何应对城市社会建设和城市“更新”中更复杂和隐性的社会区隔、社会歧视提出了新的方向。

（四）精神健康与社会压力

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者对上海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人口因素、移民压力、迁移的意义、社会支持均与精神健康有重要的关联，这意味着精神健康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地依靠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还需要体制和政策层面的社会回应（刘东，2008）。也有学者对厦门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却表现得很复杂，需要区分农民工在打工地所交往的不同人群后进行分析（胡荣、陈斯诗，2012）。这也为未来进一步解决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年长，第二代农民工将代替他们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对于前者来说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的转变，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应该得到重视（梁宏，2014）。

学者对北京和“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表明，国家、地方政府和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归属感和位置感，融入城市社会存在各种制度限制、社会排斥和心理障碍，从而对他们的精神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刘玉兰，2011；郭星华、才凤伟，2012；聂伟、风笑天，2013）。对于城市流动人口来说，劳动权益是影响他们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反思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与社会和谐的真正内涵具有重要启示。

在国内，有学者对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和研究，认为劳动权益——管理体制是员工精神健康主要的分析维度，在对比心理学、社会医学的精神健康分析框架后，提出了立足社会学视角的员工精神健康行动——结构分析维度及相应的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情境进行了分析。员工精神健康是“劳动力的不确定性”的表现，相比于在优良工作环境和良好制度保护下员工对劳动权利侵害的积极自我保护，那些在劳动权益没有切实保障、工作环境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员工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并通过自我降低生产力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和反抗，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恶劣后果（郑广怀，2010）。

国内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目前多关注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而且局限于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厦门等）。从研究目的来看，多是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问题原因的探讨，少有对促进城市居民个体精神健康的社会机制的分析（胡安宁，2014）。从影响居民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出发，需要开展面向全体居民的心理健康教育、优化社会心理环境、建构心理支持系统、开展居民心理互助、完善心理干预网络，同时，加上居民自助潜能的开发以及对社会心理支持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建构一个全方位优化、全员参与、责任明确、功能互补、相互沟通的社会心理支持新机制。然而，在本土化的意义上如何开展相应的社会服务仍是一大课题（Kleinmen，2000）。如何具体完善我国城市精神健康服务与教育体制和机制，拓展预防和干预心理健康的新途径、如何探索精神健康的综合服务工作网络及其发展的可能性。在当前环境下都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

现代城市社会，青年白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然而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白领群体在长期持续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亚健康早已成为常态，“蚁族”更是如此。高强度、高度紧张感的生存压力之下，白领阶层的社会信心如何，直接关系到白领群体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已有的关于生存压力和社会信心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移民群体，对这一群体而言，在新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压力通常会导致社会信心水平的下降，严重的会导致生活困难，身心出现各种疾病，无力支持在当地的生活，并导致社会融合失败，丧失在当地生活、发展的信心（Gordon，1964；Portes et al.，1980；Massey et al.，1998；Berkman et al.，2000；Gottlieb and Joseph，2006）。国外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有效减缓外来移民群体压力，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共同完成利益关系网中的社会整合，完成社会角色的表现而得到个人价值的肯定，增强社会信心。

国内对于移民群体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广泛。经济改革的深入使我国市场化水平提高，城市化和社会流动率也相应提高，进城的队伍逐渐庞大，从农民工扩展到大批的大学生、技术人员、白领等。这对于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结构转型是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不断扩大的城市“边缘中产阶层”是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后备军，诚然，这一群体正面临着诸如户籍、住房和没有积蓄等各种城市生活的压力（朱迪，2013）。虽然近年来城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推动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但并不完善的配套措施依旧是城市移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掣肘和压力的主要来源。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职业规划和家庭完整性也是重要因素（魏万青，2015；王春超、张呈磊，2017），这说明城市的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也会成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压力。近年来，第二代移民开始新一轮的流动，与父辈相比，他们更疏远籍贯意义上的农村，更渴望进入城市社会，因此，移民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研究议题，在诸多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关注社会支持网络对移民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赵延东、王奋宇，2002；陈黎，2010）。不少研究也强调了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帮助移民适应压力的重要性。按照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支持网络可以给网络结构中的个人提供各种信息和资源的逻辑，国内社会学对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重点关注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这种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周红云，2004；马得勇，2008；杨仕元、朱缜，2009；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对正式支持的选择（范晓光，2012）。正如某学者所言，面对污名化及其制度性排斥的社会情境，流动人口群体应当在社会互动和关系纽带基础上，形成以城市适应为中心的集体化应对策略来化解新环境的生存风险（张友庭，2008）。

在以白领移民为对象的研究中，学者们考察的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及其对社会阶层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发现这个群体获得本地居民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会陪伴的程度均不高；居住时间、居住环境、性别、户籍等因素都对社会支持网络的数量和质量有明显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群体中收入越高的人反而与本地居民建立情感性支持的关系越少（张文宏、雷开春，2008；雷开春，2008），而且就算他们的收入比本地居民还高，也依然在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处于弱势（杨菊华，2012），说明白领移民群体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依旧因制度性身份的缺失而显著存在（雷开春，2012）。

现有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对于新白领阶层的详细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但学者们对包括新白领群体的诸如“边缘中产阶层”、年轻市民、脑力劳动者和外来人才等群体的研究逐渐兴起；同时，对于移民群体的研究，多侧重于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融合，而对于城市移民群体在当地的社会信心，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雷开春，2008，2009）。对于白领移民群体的生存压力和社会信心的研究仍不多见，这是我们应关注的重要领域。

关于“城市病”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几种错误的思路。第一，把城市发展中的一切负面问题都归结为“城市病”，片面夸大“城市病”的负面效应，并简单地从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迁移等方面来控制“城市病”。第二，不顾“城市病”的负面效应，对中小城市过度开发，对大城市过度更新，致使城市规模过度扩张，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周加来，2004）。第三，仅仅从城市规划、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单一问题的视角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片面治理，这种治理思路往往以牺牲城市的社会发展为代价。

我们认为，“城市病”的产生和最终表现体现在作为城市主体的人身上，“城市病”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因此“城市病”的研究应是以人为本的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正如20世纪上半叶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就针对当时芝加哥市这一新兴工业重镇中频发的有关种族、犯罪、家庭、社区的城市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刘少杰，2020）。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城市病”主要表现为城市社会不平等、城市人口老龄化、城市社会区隔/社会偏见与社会歧视、社会压力过大、精神疾病的频发等方面。

二 关于“城市病”研究的核心概念和总体框架

（一）核心概念

特大城市。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按照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的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500万人的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书所说的特大城市包括了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城市病”。“城市病”指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阻碍城市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城市社会不平等、人口老龄化、城市社会区隔与社会歧视、社会压力、精神疾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犯罪与越轨行为等问题。

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指那些影响人们不平等地获取社会中有价值的资源、服务和位置的条件。一方面，这些不平等是根据个人和群体如何排列自己和被他人评价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同一种既定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密切相关，同社会分化的程度相关，同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应增长。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社会歧视。社会歧视指针对某一社会群体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排斥性的社会行为和制度安排。

社会压力。社会压力指因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等因素引起的精神紧张状况。

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指在各种生理、心理特别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并有临床表现的疾病。

（二）总体框架

我们认为，“城市病”是政府、市场、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人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几种因素的互动是在共同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包括伦理、习俗、社会规范和社会舆论等非正式制度。

自变量：“城市病”的成因可以从政府（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调控能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和流通市场的规范程度）、社会制度（伦理、习俗、社会规范、大众传媒及公众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评价和引导）、个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年龄、性别、阶层等社会人口特征）等层面进行综合的分析。

因变量：“城市病”，具体包括城市社会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社会区隔/社会歧视/社会排斥、社会压力过大、精神疾病等现象。

图0-1 “城市病”的机制、预防和治理框架

关于总体框架的说明。

第一，上述四类因素对于“城市病”成因的影响的重要性并非等价的，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因素有不同的影响作用，这需要进行历时的纵向分析和横向的国际比较。

第二，四类影响因素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这种双向互动使“城市病”的原因分析变得异常复杂。

第三，中国“城市病”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发现“城市病”的成因，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治理。中国“城市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预防和治理，而不能以牺牲发展和停滞作为代价来解决。

（三）关于本书使用数据的说明

本书是一部以量化方法研究特大城市“社会问题”的专著。由于所涉及的专题较多，任何一个已经公开发布的大型社会调查数据库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专题，本书的课题组也没有就本项课题组织专门的大型问卷调查。根据课题负责人的统一要求，由各章的撰写者自行根据研究内容选用有代表性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本书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主持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2015年、2017年的调查数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调查数据，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主持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2014年的调查数据，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主持的“上海市新白领生活压力和社会信心调查”2011年的数据，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调查”2012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官方公布的数据。由于各章作者对于各自所使用的数据的抽样方法以及代表性均分别做出了说明，也表达了对数据收集者的由衷谢意，这里无须赘述。需要做出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各种大型问卷调查数据所收集的时间不同，各章的分析结论也是根据当年的数据分析所做出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如果就当下的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则需要使用统一设计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课题。当然，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各章所使用的数据不同，我们并没有针对特大城市的各种“城市病”提出具体的缓解或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为缓解和解决特大城市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完善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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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GBTQ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等性少数群体的总体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