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一支拥有自己国家的军队？

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普鲁士才作为一个小国开始了近代发展历程，该国的领土屡次遭到敌对军队的蹂躏，朝三暮四的外交政策又为该国赢得了不靠谱的名声。即使按照17世纪的标准来看，该国也缺乏地理上的完整性，各个省份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整个德意志。经济和地理决定论者描述了随之而来的补偿性优势。该国的莱茵公爵领地，包括克里夫斯和马克地区，拥有重要的冶金业和纺织业，并且是南、北德意志之间的交通纽带。勃兰登堡地区横亘易北河与奥得河两岸，而这两条河都是德意志中部的南北商贸大动脉。普鲁士省是条顿骑士团留下的备受争议的遗产，该省首府柯尼斯堡 是一个重要的波罗的海贸易港口，该省在一个政局日益动荡的地区提供了一个地缘战略方面的突破口，而这种政局不稳也为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波诡云谲的波兰和俄罗斯海域捕鱼的国家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在17世纪中叶的战略和外交大环境中，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这些潜在优势并不明显。在各国眼中，勃兰登堡-普鲁士远非一个地区强国，而是一个没有壳的牡蛎。瑞典，彼时还是个波罗的海沿岸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有限，竟在七年的时间里一直无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东波美拉尼亚划归勃兰登堡的规定。1655年，瑞典与波兰开战，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抛弃了对波兰王国的效忠，让普鲁士投靠瑞典王国。为了达成交易，他向瑞典国王提供了一支军队。在波兰平原上的激烈野战中，这支军队一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然而，事实证明，外交手段比动用武力更加重要。

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从未特别友好过。面对眼下的特殊情况，普鲁士愿意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保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冠，换取哈布斯堡王朝支持腓特烈·威廉取得普鲁士公国的完全主权。瑞典人对改变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毫无兴趣，也不易受哈布斯堡王朝施加的压力影响。波兰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波兰国王和国会急于向异端瑞典人 复仇，因而同意普鲁士获得完全独立主权，以换取勃兰登堡的军事支持。1660—1661年，《奥利维亚和约》将新国际秩序写入了国际法。

鉴于勃兰登堡选帝侯相对缺少影响外国宫廷的能力，他能取得这个成就是不小的胜利。类似的灵活手腕，甚至可以说是机会主义，塑造了腓特烈·威廉的外交方针，直到他的统治结束都未改变。1672年，他与荷兰联手对抗法国，随后从荷兰的败局中解脱出来。 他派遣普鲁士军队加入反对路易十四的英奥联盟，因此得到了丰厚津贴。1675年，普鲁士军队在费赫贝林大破瑞典军队，四年后，在欧洲和平的大背景下，普鲁士又被迫吐出了由此役获得的领土收益。1675年，西里西亚公爵乔治·威廉去世，维也纳罔顾一份将公爵的部分遗产划分给勃兰登堡的条约，派遣大军吞并了西里西亚。心怀怨恨的腓特烈·威廉寻求与法国结盟，结果发现路易十四是个自高自大的家伙，自己根本上不了人家的饭桌。到了1688年，选帝侯去世的时候，他的军队已经拥有能征善战的美名。然而，他的国家充其量是一个中等级别的德意志公国，如果不想仅仅是苟活下去，普鲁士的每一步发展都需要更强大的邻国的善意。

甚至勃兰登堡的赫赫军威都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该国的财税基础过于单薄，无力供养3万人的军队，而腓特烈·威廉认为，要是想让他的选帝侯国在外交谈判桌上说上话，3万人马是最低要求。外国津贴是不错的补充，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外国津贴还会令人上瘾。腓特烈·威廉不想成为法国或奥地利的永久附庸，也不打算让自己的继承人就这样危险而舒服地过下去。因此，这位大选帝侯 一方面谋求增强勃兰登堡的商业和工业，另一方面则在组建一套行政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私人资源为公共目的服务。

在建立行政机构方面，他的努力获得了比增强工商业更大的成绩。地方机构和精英们依然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到了腓特烈·威廉统治末期，他的辽阔领土上，易动难安的贵族们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中央政府之外，这时许多勃兰登堡-普鲁士之外的人进入了中央政府，而他们往往拥有帝国专利权。靠着胡萝卜加大棒，将贵族们分而治之，加上一些精心策划的监禁和偶尔执行的死刑，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贵族们的反抗被瓦解了。

大选帝侯手下的官员，本质上不是出身平民的官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贵族、没落贵族或将领，他们和大选帝侯一样，深信勃兰登堡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由中央财政供养的军事机构，来维持本国在德意志和欧洲的脆弱地位。增加财税收入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任何影响军队效率的事情，无论多么琐碎，都会成为腓特烈·威廉的军需部和战争部的头等大事，而这两个管理机构吸纳了选帝侯国各地的战争专员。勃兰登堡-普鲁士逐渐全方位受到社会和经济规章制度的制约。腓特烈·威廉的母系来自荷兰，因而采用了荷兰征集税收的制度，并使用更加稳定的机构以前所未有的严格态度来执行这些制度。然而，官僚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让收获双叶黑麦的地方长出三叶黑麦， 或者如何提高手工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即使纸面上也没成功。

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而引发的革命，为勃兰登堡的经济带来了可喜的提振。 选帝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胡格诺派难民。作为回报，难民为新家园的商业和工业基础结构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这些贡献主要是人力方面的：由于法国对新教徒实施武力迫害，能带来大量投资资本的难民寥寥无几。选帝侯不断尝试建立殖民地和贸易公司，结果都是昙花一现，而勃兰登堡海军的规模从未超过小型岸防力量。

腓特烈·威廉在农业领域取得了更大成功。选帝侯的财政部大把撒钱，购买种畜和杂交种子。选帝侯的官僚们把种畜和种子分发给农民和地主。选帝侯的补贴和税赋减免政策，最初用于鼓励臣民在因三十年战争而荒废的土地上定居，之后用来鼓励臣民在普鲁士和勃兰登堡东部的相对荒凉的处女地上定居。

在工业领域，结果则一言难尽。选帝侯无法废除阻碍勃兰登堡-普鲁士商业发展的复杂的过路费制度。然而，他确实改善了道路、河流及运河等硬件网络。组建可靠的邮政系统，大大方便了中央集权的官僚管理。由于军队需要大量军服，羊毛产量增加了。铁和铜用于制造火炮。这些和其他新兴工业都是由严格的保护性关税制度和生产分配法规培植起来的。柏林大有发展，即使没达到世界性都市的水平，那也是个整洁的小国京城。尽管说大选帝侯的经济目标仍未实现，但腓特烈·威廉还是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选帝侯的继承人腓特烈三世，往往被描绘为更关心权力的表象而非权力的实质。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艺术的赞助人，以及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地位。到他驾崩时，他的两个目标都实现了，而达成后一个目标主要是凭借普鲁士军队持续不断的卓越表现。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历史学家对腓特烈三世的评价偏低，他的聪明才智确实应该得到更多赞誉。他足够精明，不干涉军队事务；他足够敏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军队作为获得津贴的附庸国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

在大多数中小规模部队的效能被大幅削弱的背景下，普鲁士士兵及军官保持了一贯的战场表现水平，并且相较而言，他们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原则上，维也纳不允许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国王，因为那样会打破哈布斯堡王朝在授予贵族头衔方面的宝贵且至关重要的垄断地位。尽管如此，为了把普鲁士战士网罗在自己麾下，哈布斯堡王朝的利奥波德皇帝 并不吝啬抛出一个国王头衔，只要这个头衔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之内即可。 允许腓特烈三世自称“普鲁士境内的国王”是一个巨大让步，这一举动让人们更加关注腓特烈的行为和动机。在这种局面下，选帝侯兼国王腓特烈认为，精心细致地展示王室尊严势在必行。然而，普鲁士精心剪裁的宫廷服饰、宏伟漂亮的公共建筑和近代艺术领域中最出挑的收藏品，都没有对维也纳的霸主地位构成显著挑战。

腓特烈三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一世，同样钟情军旅。尽管他对军队的改组其实是有限的，但其内在功效大于表面形式。制服简化了，国王卫队被削减到最小规模。即使最常被拿来说事的国王的军事癖好——“巨人掷弹兵”团，也是一个有用的实验平台，用来验证新训练手段、新装备。

腓特烈·威廉一世从其父手中继承了4万军队。他认为，这支军队不足以施行最符合普鲁士需要的发展战略。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普鲁士不应该是奥地利的敌人，而应是奥地利的亲密战友，应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二号强国。因此，普鲁士必须拥有行动自由。然而，普鲁士军队的规模相当尴尬：说小，没小到能被列强忽视，或被简单地视为一支领取大国津贴的武装力量；说大，没有大到能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盘面上的筹码。

这位普鲁士国王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领土野心。他只想要斯德丁，该城是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主要城市，是控制奥得河的锁钥。腓特烈·威廉一世趁瑞典的军事劣势日益加剧的机会，以经常被各种通史忽视的手腕，利用大北方战争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于1721年经由《尼斯塔德条约》实现了他的目标。尽管几年前斯德丁就已经落入普鲁士之手，但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应该尽可能避免疏远他的邻国。他没有采取单方面行动，而是等到瑞典的首要敌人俄罗斯缔结和约之后，才悠然自得地追随彼得大帝捡便宜，不仅得到了斯德丁，还得到了大部分原属瑞典的那部分波美拉尼亚，即西波美拉尼亚。

在剩余的统治岁月中，腓特烈·威廉一世扮演了一位心满意足的君主角色。他的亲帝国外交政策不完全是舍己为人，他希望通过他的忠诚换取好处：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对莱茵河流域的于利希和伯格公国的领土主张。这些地方毗邻普鲁士的克里夫斯和马克，有着复杂的法律纠纷史，因而刺激了各国的贪欲和妄想。腓特烈·威廉愿意满足于获得伯格，在1728年签署的《柏林条约》中，奥地利承诺支持普鲁士获取伯格，以换取普鲁士保证认可《国事诏书》，即在无子的查理六世皇帝驾崩之后，支持其女玛丽亚·特蕾莎 继承奥地利皇位。然而，奥地利外交部对普鲁士的进一步扩张野心日益警惕，所以从未将道义上的支持转化为外交行动。腓特烈·威廉强忍失望之情，继续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他认为，稳定的欧洲局势符合普鲁士的最大利益。对于提升与英国的关系，他并没有严肃考虑，而英国正在寻找盟友替代奥地利，即使在18世纪30年代，英奥同盟关系给英国带来的风险也大于收益。

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普鲁士能置身于欧洲外交所特有的战争和危机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一支足够强大和有效的军队，足以打消别国迫使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某个阵营的企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腓特烈·威廉试图把他的军队转变成一支威慑力量。

在他看来，这种国际地位的首要前提是军队规模。如果他手中拥有的兵员再多一半就好了。如果有两倍的话，就更好了。但是，如何才能招募到并供养这样一支部队呢？从大选帝侯时代以来，普鲁士军队就依靠志愿入伍者。他们大多来自普鲁士本土，此外一直有不愿受约束的、绝望的或热衷冒险的人跑来加入，赚国王的塔勒。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下，本土兵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军队规模的增长，地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中的劳动力因为从军入伍而减少。经济因素也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看到当地的最后一个刺头去从军是一回事，失去对领地的稳定控制是另一回事。

国王青睐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士兵。大块头士兵可以更加轻松地操作步兵用长管滑膛枪，并更快地为之重新装填子弹。考虑到彼时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并且上尉和上校更关注征兵花名册是否真实，很可能忽略像双疝这样的小毛病，因此，把块头大小与健康状况挂钩是合情合理的。在需要交出更多、更健康的兵员的重压下，普鲁士的征兵官们越来越像抓丁拉夫队。公开的敲诈勒索司空见惯。一名男子会遭到拘捕，被宣布已经入伍了，而且只有在行贿之后他才会获释，而受贿者并不总是未经授权的官员。普鲁士的征兵官员历来都会到邻国活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德国式做法。到了18世纪20年代末，即使正直的军官也会公然抢人。1729年，由于普鲁士人在汉诺威境内无法无天地抢人，汉诺威差点对普鲁士宣战。在其他国家，为普鲁士军队招兵与施行巫术和杀害父母一样，都成了一项死罪。

解决军队兵员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长期、系统性地挖掘普鲁士自己的人力资源——不是要降低高死亡率和逃亡率，而是直接增加武装人员的数量，并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同时开出足够高的入伍奖金来吸引强壮、健康的男性，因为这类人在民间劳动力市场上也能赚到高额薪酬。

有现成的榜样供普鲁士效法。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位期间开始，瑞典就通过“分配制度” 来招募步兵，根据该制度，一组农场（后来是两个农场）负责提供一名士兵，并为之提供一笔入伍奖金、一年的薪饷、食物和衣服，以及由其中一个农场提供的小块土地或生活空间。在和平时期，这名士兵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并为其他农场提供劳动力；在战争期间，他的邻居帮助他的妻儿维持生计。如果这名士兵死了，这组农场得提供一名替补士兵。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引入了类似的制度，每20座应纳税的“炉灶”提供一名新兵，并在必要时提供替补，具体负责此事的是当地头号地主和村民委员会，后来由国家官方筹办，从1705年的法律规定有义务服兵役的农奴中遴选。

1733年，普鲁士引入了“州区制度”，根据“炉灶”的数量，将王国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团都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区，而该区又被细分为若干个州，州的数量与该团下辖的连的数量一致。所有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的健全男子都被登记入册，用于应征从军。由于步兵、骑兵和炮兵对兵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差异很大，所以各个兵种可以共用同一个区，兵种之间几乎不用争夺兵员。普鲁士的征兵策略是美国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施行的选择性服役体制的雏形。无论普遍服役的理论价值是什么，实际操作上都无法实现。普鲁士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无法承受最精壮的劳动力有好几年时间不事生产带来的损失。军队也没有足够多的钱吸纳每个合格兵员，并为之提供适当的训练——欧洲各地的经验表明，把训练不足的士兵部署到步兵火线上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在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看来，随机选择兵员的过程不合理，刘易斯·赫尔希将军和美国国会也有同感。因此，许多社会和经济团体免于服役，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推迟服役了，其中包括贵族、商人、地主、各种手工业学徒、纺织工人、神学院学生、第一代农业殖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清单越来越长，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免役理由。

服兵役的重担完全落在小型农场劳动者、贫困农民和城市工人身上。——这一常见观点是正确的，但也颇有误导性，只因这一观点是把19世纪的标准挪用到了先前的时代。在18世纪的普鲁士，所有人都得为国效力。那些不能够提供物质服务的人，不仅被期待而且被要求服兵役。普鲁士的军事系统越来越庞大，影响了农民和市民的全部生活。税收和按季节支付的捐税，为军队基地提供粮食，提供军用牲畜，在普鲁士各地兴建崭新堡垒网络而摊派的强制劳役——这一切都有助于整合国家和臣民，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这对王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和平时期，普鲁士的农民兵绝对不是惹眼的怜悯对象。尽管士兵的服役期限并不固定，可一旦新兵学会了新技能，就有资格“休假”。——每年平均有10个月可以重返平民生活和从事平民行当，然后被召回军营参加短暂的复习训练。并非所有登记人员都会走进军营。从1727年到废除州区制度的1813年，只有不到一半的登记人员真正穿上了军装。——这个比例为谋求免服兵役的各色人等提供了足够的操作空间。因此，大多数州区应征兵即使并不甘愿从军入伍，似乎至少也是听话的士兵。

从国家的视角看来，州区制度使普鲁士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同时尽可能降低了这样一支军队通常所需的高额开支。鉴于拥有慷慨的休假制度，加上士兵偶尔会收到家乡寄来的包裹，州区应征兵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从团级部队视角看来，州区制度也具有明显优势——提供了一个足够丰富的人力资源库，允许军队挑选兵员。与雇佣军相比，州区应征兵都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青年，足以很好地满足训练和服役要求。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稳定可靠。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归功于路德宗信仰，东北德意志地区的路德宗的乡下支派，特别强调服从、忠诚和履行上级指派的职责。

也许不应该过于夸大普鲁士军队的虔诚程度。如果普鲁士军队在行军时唱赞美诗，与其说这反映了宗教热情，不如说是反映了歌曲的普及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使用赞美诗作为众多翻唱歌曲的基础，与其说是出自对阶级意识的亵渎，不如说是因为这些曲调耳熟能详。在确保州区应征兵服从命令方面，更加有用的办法是尽量指派在应征兵身为平民时管理他们的人充当指挥官。这使士兵有充分理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尤其是本地士兵叛逃或开小差，对指挥官来说，比跑了一个外国士兵更能影响他的前途命运。

尽管对普鲁士和德意志而言，民族认同还是属于遥远未来的事，但州区制度确实在连和团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教区性和地域性团结。军中出现州区应征兵也唤起了军官的封建义务感，在军官团中，封建义务感还远没有消亡。与那些随机招募来的仿佛无根之萍的世界主义者相比，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经为你的父、祖服役过，那你肯定会更容易关心他的福祉。在认知层面上，越来越多的普鲁士军官受到启蒙运动影响，认为人人都有尊严和理性。在更加现实的层面上说，即使是最粗暴、最傲慢的中尉，一想到要在憎恨他的士兵们的100支子弹上膛的滑膛枪前面步入战场，都不可能心情舒畅。

普鲁士军事史上最普遍和最具误导性的神话之一，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军队由于逃兵和死亡而平均损失了20%的兵力，其中士兵死亡往往被归咎于虐待。魏乐德·范恩追溯这种高得难以置信的流失率的根源，发现是马克斯·莱曼在19世纪犯下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被许多历史学家重复了很多次而变成了事实。这种不加批判的说法也符合19和20世纪普鲁士旧军队的生活观念，这种观念既粗野又可憎，但历时也足够短暂。范恩证实，事实上总体逃亡率为每年1.9%，水平适度；死亡率甚至更低，不到1.4%，与公认的统计不完善的平民死亡率相比，军队中的数字还是比较漂亮的。

范恩的证据与大量轶事证据相符，这些轶事表明，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军队中服役，绝非完全是一场噩梦，尤其是在那些对军旅生活毫无兴趣的人看来。军旅职责的要求会很高，但薪饷能够定期发放，而且军服非常结实耐穿。普鲁士军队在和平时期对逃兵的关注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训练有素的士兵是极为稀缺的商品，价值高到值得保留下来。众所周知的处罚制度——士兵之间互相监视，对抓获逃兵的人给予慷慨的奖赏，对逃兵处以严厉的官方惩罚——更像一套威慑制度，而非一套切实可行的惩罚机制。此外，他们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奖励措施实现了奖、惩平衡。腓特烈·威廉稳步延长了休假时间，尤其是在收获季节。士兵们也被鼓励在执勤时间之外找份工作，部分缘于需要促进普鲁士的经济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国王相信，即使一双手不够快乐，只要让这双手忙碌起来，总会是一双满足的手。他认为，无聊的生活和空荡荡的钱包，与直接虐待一样，都会促使士兵逃跑。

士兵，尤其是新兵遭受的也不是无法无天的暴虐。1740年10月28日，腓特烈大帝下达命令，建议只有在努力尝试唤起普通士卒的善良本性但仍旧徒劳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肉体”教导手段，这条命令绝非一个言不由衷的文件。普鲁士士兵接受的是一种个人层面的缓慢而耐心的训练，这是后来几个世纪中每年都有大量新兵入伍的应征兵部队，所不可能实现的训练。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初来乍到的青年交给一位可靠的老兵照管，后者通常会为新兵蛋子提供衣着和举止方面的基本教导，通常新兵得把带来的东西或家里寄来的东西分一些给他。更加精细的训练细节和着装条例，交由更资深的士官来传授。这些士官就算不是总能做到和颜悦色，他们也被要求耐心指导那些基本认真上进的新兵。

就像在所有军队中一样，过多的惩罚落在了相对较少的人群头上：头脑愚钝的、多嘴多舌的、郁郁寡欢的以及凶恶狠毒的人。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就像半岛战争 中的英国军队，头脑清醒、品行端正的人往往倾向于认同有必要对脑子不清、不守规矩的人实施严厉惩戒。集体惩罚不是普鲁士军队的常见特征。而这个事实也有助于减少同情那些被认为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疏漏而招致惩罚的人。

在《战斗的面貌》一书中，约翰·基根反复提出一个问题：当自我保护的常识驱使士兵逃之夭夭时，他们为什么还要战斗？即使在对战败之敌穷追猛打并不常见的18世纪，逃跑往往是比主动进攻或被动防御——留在原地，更加危险的反应。对于杀掉一个驯服的同类，智人似乎没有明显的生理不适；相反，他会很享受杀戮的过程。战术进攻的终极目标不是就地消灭敌人，因为那是一个代价高昂的任务，而是压迫及恫吓敌人，使之逃跑，然后在追击中干掉敌人。追杀逃敌是18世纪骑兵的专长，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步、骑两大兵种之间长期敌对。如果说一支步兵死战不退会伤亡惨重，那么在敌人面前溃散的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尤其是苦战结束之后，敌军不大可能严格遵守战争法的规定，宽大处理投降的士卒。一个多世纪以来，熟练使用火枪并掌握相关进攻手段，对单兵而言，都是比直接逃跑更有效的生存机制，更容易保住性命。

18世纪的战斗训练兼具复杂性和灵活性，充当着一种社会纽带。关于主要肌肉的协同运动是否确实会激发原始的群体狩猎的本能，人类学家可以争辩不休。当然，训练过程适用于有自己的社团和地位结构的18世纪军队。掌握军人仪态和军事动作要领的基层士兵，往往因此感到自豪。此外，能否有机会获得上级的赏识，比如擢升为士官，主要取决于他在新集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些标准并不比平民世界中的更矫揉造作，而且可以说这些标准更加注重求生保命。军事团体的前程福祉取决于每个成员的技能。在18世纪的战线中，笨拙、愚蠢和不愿打仗的士兵对战友造成的危害可能比给自己造成的更大。当火枪手列队开火射击时，一支滑膛枪偏离射击方向几英寸就意味着枪口前方的士兵会被震破鼓膜。在火枪手前进途中，如果一个人掉了队，他就可能成为敌军击溃整个步兵营的第一个突破口。

18世纪的军纪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通士卒应该畏惧长官甚于害怕敌人，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也必须记住，对于队列中的人而言，掌握训练手册的内容是一种战场生存机制。士兵因缺乏经验或无能而受罚，让人同情，可一想到正是他们的笨拙才使他们的战友陷入险境，这份同情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上级实施的惩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队伍中其他人的强化。

普鲁士军队的许多规章条令显然琐碎又烦人，但这也表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汲取了若干教训——有必要让集中起居的人保持高度的清洁和卫生，毕竟这些人的平民经历对养成适当的行为习惯几乎没起什么作用。缝纫和洗衣是妇女的工作。疾病会像野火一样在军营中蔓延，他们必须遵守定期使用公共厕所等首要原则。即使在驻防时，腓特烈·威廉的普通士卒也能像所有时代的士兵一样，找到戕害自己的手段，其中酗酒和女人是最显而易见的。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往往被现代学者忽视的事实。集体运动、工厂制度和义务教育所产生的基层合作形式，对理性时代的普通民众来说都是稀罕物。由于他们在等级制度中地位低微，向乡绅和牧师鞠躬是必须的和可以理解的。然而，服从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年龄接近的人下达的命令，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对传统社会的限制忍无可忍才入伍的男丁之中。同理，士官监管军队日常事务的权威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了，尤其是因为18世纪的战术没有赋予士官低级战斗领导者这一角色，这一点与近代士官不同。所以，士官必须以即使喜欢挑事的后排士兵也不会误解的方式，事事处处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权威。

就普鲁士军队的纪律，克里斯托弗·达菲提出了最后一个相对陌生的观点。普军的军纪不是一个从早到晚、一周七天的成型制度。不当值的普军士兵可以自由行动，其自由度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英军和美军都不可想象的。普军士兵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衣服，找份私活或者游手好闲。——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当值。由于大部分士兵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民宅等临时安置点中度过的，与大量士兵住在基地外的私人公寓或住宅里面的20世纪军队一样，普鲁士军队也很担心士兵“平民化”问题。许多经常被提及的问题都涉及遵守阅兵仪容条令，然而举行阅兵似乎是为了弥补以前在着装和个人仪表方面的疏忽和错漏。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腓特烈时代的普鲁士士兵的命运是幸福的，只能说是可以忍受的，只是各种切实可行的职业中的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而已。腓特烈·威廉的普鲁士军队，并没有演变成由精神力量维系起来的军事团体。然而，这支由州区应征兵和雇佣兵混编成的部队，为知道如何最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合成化军队的优秀指挥官，提供了坚实的事业基础。

有效使用军队的基本先决条件当然是行之有效的管理。考虑到普鲁士军队很有可能会采取大规模行动的那些战场，有效的管理尤其重要。萨克森、西里西亚、波西米亚都拥有比较繁荣的乡村，但都还没有富庶到能够供养军队打好几年仗。在其他三个战略方向 上，当地的后勤支撑能力颇为有限。这片土地不能像曾经支持路易十四的土地那样，支持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战争。

普鲁士国王的对策是组建他的国家行政机构，让他能从鬼魂身上剥下一层皮来。最初，最高统帅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从雏形阶段的高级指挥机关发展成为税务和福利事务的协调中心；财务管理总部负责管理辽阔的王室领地。官场内部的争权夺利，导致国王将这些机构合并到一个机构名头之下，它的名字有多种译法，一个很长的德语名字叫作“最高财政、战争和领地总部”，通常简称为“最高总部”。这个机构以一种更庞大的国家和更松散的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将领土、职能与合议原则结合起来。它下辖的四个部门既管理王国中的某几个省份，也承担某些全国性职责， 部长及其顾问们就具体政策做出集体决定。已经基本荒废的地方庄园完全丧失了残存的税收能力，被迫将其大部分行政职能移交给中央政府设置的地方管理机构。未来发展到最完善程度的战争和领地总部，会同样从城镇和村庄、从王室领地和一般性税收中汲取收入。

结果，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另一方面，迅速扩大的官僚机构的大部分成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而风头吹向他们的某些同党的时候，他们大多能够出面缓颊。用草根阶层的术语来描绘这一结果的话，最适当的词汇是“不满情绪的平衡”。没有哪个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一个团体的不满通常会被另一个团体获得的好处所抵消。这套体制运转得不错，尤其是考虑到虔诚主义在普鲁士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加上虔诚主义强调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对集体负责。

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由政府招募和供养的军队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呢？鉴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的最后十五年，普鲁士外交相对风平浪静，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意义。满足一个显然注定不会被用到的机构的需求，似乎确实产生了某种机构性自豪感。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