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东来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诸国迈入了大航海时代。以胡椒、豆蔻、丁香为主的东南亚香料，畅销欧洲市场，但长久以来为阿拉伯人与印度人所垄断。因此，欧洲人远赴东亚，首要目的是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他们的舰队在1497年成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他们于1510年占领印度果阿，又于次年占领香料贸易中心马六甲（满剌加）。数年后，葡萄牙人开始在东南亚的香料主要产地马鲁古群岛筑堡，以控制香料货源地。此后，葡萄牙人通过马鲁古群岛—马六甲航道获取香料，用来供应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市场，成为新的香料贸易垄断者。由此，东南亚香料大规模进入欧洲，利润最高可达十余倍。

为寻求同样具有高额利润的瓷器、生丝及其他中国商品，1513年，果阿葡萄牙殖民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派遣乔治·欧维士（Jorge Alvares）一行，携带一批货物乘中国商船到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广州地方官员准其进行贸易，但不许上岸居住。葡萄牙人在中国商人的协助下推销货物并收购回程船货，在当地逗留了半年才离去。

乔治·欧维士的船队通过此次贸易获取了巨大利益。1517年，葡萄牙殖民当局再派啡瑙（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舰队前往屯门，并以朝贡的名义派遣使节托梅·皮雷斯（Thomas Pirez）与明廷谈判，要求通商。一年后，啡瑙的兄弟西芒（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他的职位，开始在屯门构筑炮台、城壕，聚集军舰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掳掠人口贩卖到海外为奴。

葡萄牙人因在广州沿海的海盗行为，以及满剌加使节为昔英等向明廷控诉葡萄牙人强占满剌加王国并驱逐国王苏端妈末的罪行，而不能见容于明廷。1521年，海道副使汪鋐指挥明海军进攻屯门，最终在围困近一年后利用暴风雨天气将葡萄牙人击退。1523年，明海军又在新会西草湾发动突袭，击败了由麦罗·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领的前来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

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后，转向浙江和福建沿海寻求贸易机会，并以浙江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为基地。他们与沿海的中国走私海商及倭寇勾结，从事走私贸易，在浙江和福建沿海亦商亦盗，挑战明帝国的海上权威。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兵围剿双屿港。据称，此役有800名左右的葡萄牙人丧生。

此后，葡萄牙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他们吸取了在浙江和福建的教训，换了一副“恭顺”的态度，继续贸易。张天泽在《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葡萄牙人返回该省后，完全放弃了任何诉诸武力的做法，而代之以谦卑、恭顺的言谈举止。换言之，他们在中国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即贿赂与奉承的政策。”1553年，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到广东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于1554年后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进入澳门居停贸易，并逐渐在澳门泊船筑屋，建立定居点。从此，澳门逐渐成为广东与海外贸易的中转港口，中外海舶群集。广东当局派遣“守澳官”及军队驻扎澳门，管理港口船舶出入，收取商税，可以说澳门成了大明帝国的一个“特区”。

1580年，葡萄牙人在日本长崎建立商馆。他们依托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的据点和商馆，垄断香料产地，最终控制了印度洋与中国南海之间的主要航道和贸易，并向出入这两个海域的亚洲商船征收过路费。他们在澳门收购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转贩到盛产白银的日本，然后用日本的白银再到澳门购买畅销欧洲市场的中国丝绸，到马六甲购买香料，运回欧洲销售。其运回欧洲的香料等货物以及运费，竟能用东亚区间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支付。

葡萄牙在东亚贸易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吸引了其他欧洲航海强国。西班牙人不甘于香料贸易为葡萄牙人所垄断，他们的舰队穿过美洲南端的海峡，也来到了东南亚。1521年，西班牙人闯入了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马鲁古群岛，企图与葡萄牙争夺香料贸易市场。不过，根据双方于1529年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西班牙人同意将活动范围限制在马鲁古群岛东部。之后，西班牙人不断增加在马鲁古群岛以北地区的影响力。1542年，西班牙远征舰队为了向王位继承人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表达尊敬，将这片区域命名为“菲律宾”。1545-1548年，墨西哥和秘鲁发现了银矿，于是西班牙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美洲。

1564年西班牙人重返东方，他们占领了菲律宾中部米沙焉群岛的宿务，正式在菲律宾建立起第一个殖民地。1574年，西班牙人又占领了吕宋的马尼拉，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前往贸易。西班牙人还开辟了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通过“大帆船贸易”，连接东亚与美洲的贸易市场。

当时，西班牙商人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出发，携带大量银元到马尼拉，然后再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购买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最后经马尼拉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约一半的丝货将被运往欧洲，其余的则在西属美洲销售。世界性的全球航运网就此成型。

随着西方殖民者陆续进入亚洲地区，明帝国与亚洲各国通过朝贡贸易建立起的“宗藩”关系已难以维持。同时，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明帝国禁而不止。于是面对世界贸易的压力，明帝国不得不相应地开始调整僵化的海禁政策。再加上嘉靖后期，倭寇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海禁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已为时人诟病，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提出：“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最终，明廷在福建漳州月港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远贩东、西二洋（但不许去日本）。月港开禁以后，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一派繁荣局面。

这样，以澳门与月港两个不同性质的港口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缓冲口岸，依赖澳门—日本、月港—马尼拉这两条重要的航运线平衡协作，东亚新形势下的贸易格局被建立起来。但这个贸易格局却因荷兰人的东来而遭遇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