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东成与西就：金融的东西方大分流

在我前半生的认知里，“现代金融市场”是个舶来品。中国的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莫不是亦步亦趋跟着西方学习模仿的产物。直到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金融”的本质是跨期的价值交换，而金融产品则是这些交换行为的契约。

顺着这个思路，就难免要追问——这些契约产生的社会制度、社会大环境是外生给定还是内生演化的？如果是内生演化的，那么对于东西方的金融分流，是否应该回到历史演化的轨迹寻找线索？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和“金融”是交互生长的生态系统，那么在金融的演化改造中，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我不知道答案。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或者，我们只能回望历史，谦卑而理性地从中找到些“必然”的蛛丝马迹。

中国的中央货币财政体系

中国财政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00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第一件是秦始皇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在幅员辽阔的疆域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态却从此绵延不绝。和欧洲的“君权神授”不同，中国的皇帝是“天子”，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因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信用。第二件则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实施“官山海”的政策，建立了一套盐铁专卖的“国有企业”机制。经济生活的国有控制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

对于金融的演化来说，这些制度特征非常要紧。中央集权保证了统一的货币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交换的繁荣，工农商业大发展，财富累积和人口繁衍加速，经济增长。到了唐宋两代，这种货币经济空前发达，唐朝拥有兴盛的商业汇票业务——飞钱，宋朝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时代中国长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中央集权背书的货币经济是其最重要的推手。这个“推手”也造就了中国金融演化的另外两个特征。

第一，中央集权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治体制运作，财税收支的协调管理能力必然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所以“金融”的发展是以中央财政为核心的，税收和资源分配是重点。货币政策和国有经济控制都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

第二，不受约束、频繁更替的皇权使得民间的财产私有权得不到保障，民间信用一直非常脆弱。

这种以财政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背书的强大货币经济是中国金融演化的制度根源，我称之为“中央货币财政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表现为经济生活的国有化（如国有企业）和民间信用的脆弱。从秦以始，到现代中国，几千年金融发展形态各异，但这个核心几乎从未变过。

历史照进现实：官办金融

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欧美的资本市场（如债市、股市、交易所）大都是从下而上，从民间慢慢演化形成的，而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一直是自上而下，为中央财政目标进行的“顶层设计”。

20世纪90年代A股市场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替国有企业解困”。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低效的国营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国家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如何吸引民间储蓄为国有企业输血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财政金融目标。也正是在这个驱动力下，A股市场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诸多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条款：上市的配额制，不准流通的法人股，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政府背景的证券公司，等等，多少都是希望能“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之后20多年，虽然历经多次市场化改革，但A股仍保留了很多计划控制的色彩，为各种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股市不是唯一的例子。债券市场监管及债券产品发行上的制度性缺陷；银行业存在巨大的“利息剪刀差”；还有从邮票到石头，从兰花到藏獒，市场上此起彼伏的资产泡沫……这些“金融现象”看似独立事件，但背后的制度根源都是一个——“官办金融”模式。

所谓官办金融，就是国家完全掌控金融资源，依据国家制定的产业发展战略，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和资金流向。其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引导经济增长。这个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为了获得大量廉价资金，迫使民间储蓄以较低利率流入银行体系，同时压抑和扭曲资管市场，最后导致银行一家独大，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坐拥廉价资金的国有大企业有扩大投资的强烈冲动，银企关系不良，直接融资市场步履蹒跚。此外，合理的理财需求被正规金融体系压抑，只能在各种民间金融市场上开始冒泡，这种情况在早年体现为各种“非法集资”案件，过去七八年互联网科技提供了出口后，就立马出现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大火。不少投资者的积蓄被卷入这股庞氏洪流，被吞噬得尸骨无存。

“官办金融”模式几乎就是“中央货币财政体系”思路的现代版本。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现代资本市场建设在非常认真地模仿和学习欧美金融市场，但根子上还是只借鉴了其金融产品的“形”，其内核并没有变。从“中央货币财政体系”出发，到“官办金融”，我们绝大部分的金融行为都是自上而下的，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中枢机构的财政目标。

这套金融逻辑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强大中央集权背书的国家信用，能控制和调配大量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造就了早期中国货币经济的辉煌。但经济生活的国有化和民间信用的脆弱也造成了我们和现代金融体系之间的天然隔阂。

欧洲的银行货币信用体系

圣殿骑士团的故事

电影《达·芬奇密码》讲述了一个叫“圣殿骑士团”的神秘机构，这个机构掌握着基督教的秘密和财富，因此遭到了数世纪的迫害。电影艺术多少有虚构的成分，但圣殿骑士团却是真实存在过的。

作为12至14世纪最重要的大型超政府机构，圣殿骑士团管理着欧洲各国的各种金融业务——小到个人的资金汇兑转移，账户管理，信托理财，吸储放贷，大到发行土地抵押债券，战争资金周转，都是其业务范畴。直到14世纪圣殿骑士团衰落后，意大利的汇兑银行、荷兰的各种证券创新、法国的土地抵押银行、英国的储蓄银行和中央银行才相继出现，它们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个神秘组织的金融遗产，从而逐渐奠定了现代欧美金融体系。

圣殿骑士团的演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欧洲金融制度和金融演化的逻辑。

故事要追溯到公元476年。这一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灭。之后基督教势力日渐衰落，圣地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势力统治长达几个世纪。1096年，在罗马教皇支持下，西欧的贵族和骑士开始了一场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旨在收复地中海沿岸的领土。

公元1119年，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将城市开放给了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路途遥远艰辛，其间还要经过很多穆斯林控制的区域，教士们经常遭受死亡威胁。为了保护圣城和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两位法国贵族在耶路撒冷王国（当时新成立的十字军国家）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武装精良的修士会——“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骑士团。最开始圣殿骑士团主要是保护朝圣者的人身安全，不久后，他们发现朝圣者大都带着很多钱财，一种安全的资金托管方式才是更根本的解法。

于是圣殿骑士团创立了一个异地汇款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用。这个功能和中国唐朝的“飞钱”非常像。不同的是，圣殿骑士团背后是罗马教廷。在欧洲“君权神授”的氛围中，骑士团拥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力量，他们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异地汇兑业务的安全，使得这种业务很快超越朝圣者的范畴，在欧洲流行开来。他们开始替英国王室保管王冠，征收税费，替法国王室经营皇家债务账户，还替各国国王和贵族进行“信托理财”——英王亨利三世打仗需要军费，就用贵重物品向圣殿骑士团抵押借款；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将自己的一个城堡抵押给圣殿骑士团，换取一笔每年300金币的永久年金产品；亨利二世在1182年的遗嘱里将自己留给圣地的遗产委托给圣殿骑士团管理；1240年，连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都通过一个相当复杂的交易安排，请圣殿骑士团帮他了结个人债务。随着圣殿骑士团势力的扩大，这些汇款、存贷、理财、支付等标准的金融中介业务也渗透到欧洲各个阶层，有记录表明当时地位很低的厨师也通过与圣殿骑士团签订协议进行财务支付。

作为一个中国人，难免感到奇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国王打仗还需要借钱雇用军队？借钱还要抵押？难道不是征兵征税吗？中国和欧洲的基本分野很多逻辑的根源就在于此：和中国一直保持大一统的帝国形态不同，欧洲自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就陷入了长期分裂状态，成千上万的贵族统治着小块领土，形成了分而治之的局面，这些缺乏金融力量的大小统治者连年征战，不得不依赖贷款来满足军事和政治需要，同时也有将财务运营委托给圣殿骑士团这样中立的、有宗教力量加持的非政治团体的需求。

随着十字军版图的扩张，圣殿骑士团的业务和势力范围也迅速扩大。到13世纪，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一个大型的超政府机构。在当时的欧洲社会环境中，这是弥足珍贵的：圣殿骑士团对教皇、英国、法国甚至高加索伊比利亚王国的君主都同样效忠，当这些国王互相征战的时候，他们的私人财产反而在圣殿骑士团这里得到了安全保障。这段时间内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基本囊括了后来银行的核心中介业务，也将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黏合成了一张以“信用”为纽带的网络。

但是到14世纪后，圣殿骑士团财富的不断累积，终于引起了国王们的觊觎。1307年，因为圣殿骑士团一直没有免除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债务，腓力四世恼羞成怒，开始血洗巴黎的圣殿骑士团。随后教皇、英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支持这一清洗行动，骑士团庞大的财产被瓜分，一个盛极一时的组织就此烟消云散，只留下零星传说。

当我们将眼光从历史的纵深投向历史的截面时，我们就会在故事里清晰地看到东西方迥然不同的金融制度根源。

在圣殿骑士团活跃的11至13世纪，宋朝正处在历史巅峰，工商业极发达，发明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纸币。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走向高度成熟的阶段，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由中央财政驱动的中枢—附属型社会结构。这个结构适应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维护着帝国庞大疆域的稳定与治理，自然也伴生着经济生活国有化和民间信用脆弱的特征。

反观圣殿骑士团的所有金融活动，其实都产生于软弱无力的政治力量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封建城邦制和神权王权的分离，使得欧洲大陆缺乏一个统一的信用市场，各国缺乏系统的财政手段，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工具）弥补了这一空白，以一张互相制约的“信用网络”代替了至高无上的“王的信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西方金融的大分流正式开始。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遗产：欧洲的银行货币信用体系

骑士团消失了，但是他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金融遗产却没有流失——意大利城邦国家中的银行业随即兴起，取代圣殿骑士团成为欧洲的公共金融机构。随着各国商业形态越来越复杂，这种银行信用网络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创造性的金融实践被激发出来。

威尼斯等城邦国家的国债，荷兰的期货和股权众筹，法国的土地抵押银行，英国的海运保险和中央银行相继出现，为欧洲信用网络提供了“信用创造”和“增信”的功能。与此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演化又为这些金融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对“信用”进行专业化运营的外部化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反过来赋能欧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规模化生产盛行，技术创新加速，欧洲崛起，工业革命时代到来。

从圣殿骑士团到意大利银行业，再到英法等国不同形态的银行业，早期欧洲的银行一直处在一个权力制衡的环境中，为欧洲各国提供着公共财政机构的功能，因此以银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下的信用货币经济是欧洲现代金融演化的根源，我们可以称其为“银行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根本特征是信用的抵押和扩张，而信用的抵押和扩张恰恰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

两种迥异的模式，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大概答案是完全不同的。从不同的维度来看，也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还是那句老调重弹，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

或者，演化是唯一的路径，而谦卑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