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古老文化，其文字的创造、应用的方法、发展的途径，规律都是一致的。往往都是先标出记录内容的主要关键部分，然后才发展成有文法的完整语句。初期的文字以代表具体的事物的表形期为主，渐次进入指示概念、诉诸思考的表意期，最后因需求量太多，不胜造字之繁杂，才发展以音标表达意义为主的表音期。晚商的甲骨文，形声字已占有可识字的二成，说明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必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

在好些属于母系社会，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刻画各种不同记号（如图一）的陶器。这些记号几乎都刻画在相同的部位，陶钵的外口缘上容易见到的位置。这充分说明它们不是任意刻画，而是具有某种作用的。好多学者相信这些记号已具有文字的作用。

但是这些记号不但没有语言系统所必要的序列，其形态也和以象形、表意为主要基础的中国古代汉字，亦即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显然不是从同一系统发展起来的。个人或社区所拥有的器物、财宝应该是早期社会文字记载的最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在早期的文字中，主要是以描写具体物象的象形形式表现的。但是这些陶器上的符号都是抽象的记号，不见有明确不误的具体物象的描绘，反映它们尚不能记录事件而成为文字的体系。

比较可靠的征兆见于山东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时代约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到二千年。在墓葬中，妇女居从属地位，已属父权确立的时代。其形象，如有柄的石斧、石锛、羽帽等，与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都具有图绘物体具体形象的性质。在一些商代晚期、西周初期的铜器上，往往铸有比甲骨文字形看起来更为原始、更为接近图像的所谓族徽文字。学者们一般相信，这些作为族徽的图形保存了比日常使用的文字更为古老的字形传统。这种非常接近图像的性格正是大汶口晚期陶文的特点所在。

其中有一形（）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图二）。它可能是“旦”字的早期字形，象太阳上升到有云的山上之意。甲骨文及金文的“旦”字可能表现太阳即将跳离海面的大清早景象。古人多居住于山丘水涯，每每以所居之山丘或河流自名其氏族，以表示居处的自然环境。此记号可以分析为从山，旦声。它用来表示居于山区的旦族，以别于居住于平地者。以象形的符号作为氏族名字或人名，就与随意、即兴地刻画图像具有很不同的意义。

当这个图形被选择作为代表特定的部族或个人时，所有熟悉该部族或个人的人，就比较可能通过这个环节，牢牢地把其图形与同一音读、同一意义结合起来。这种读音、意义、图形三者的密切结合，就具备了文字的基本条件。因此把图形符号作为氏族的代表，往往是有定法的文字体系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造字法的观点看，这个图形由两个或三个图像组合而成，显然已不是原始的象形字，应是第二类表达抽象意义的表意字，或甚至是第三类，最进步的标出音读的形声字了。以大汶口的陶文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的前驱，要较之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一类的纯记号刻画为中国文字之始，较平实而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