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谨慎的舞台
- 空虚时代
-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
- 2424字
- 2022-01-27 14:59:42
R.斯奈特“对非个性的道德谴责”,意味着社会角色受到侵蚀,个性统治的时期开始了,也即心理形态的文化开始了,当代渴求“我”的真实或准确本质的困扰也开始了。自恋不仅标示出一种对自我意识的热情,还表明一种对揭示“我”的内心的热情,现实中蓬勃发展的传记及自传或心理化的政治语言都证实了这一点。惯例为我们所压制,而“非个性的问题,只有当我们错误地从个性的视角来审视它们的时候,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一切都应当被心理化,应以第一人称来表述,要自我介入、昭示自己动机,要随时释放个性与情感,表达内心感受,一旦做不到这些,人们便陷入一种不可原谅的劣行之中,它寒冷而莫名。在一个以心理的尺度来衡量的、“体察入微”的社会里,正如里斯曼所点评的那样,真实性与可靠性成为主要的道德,而被内在的自我所湮没了的个体,感觉到越来越无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我们成了“没有演技的演员”。自恋纠缠于心理上的真实面目,弱化了人们驾驭社会生活的能力,口是心非由此变得不可能了,“由于致力于让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相同一,将情感表达问题与情感真实性问题相联系,人们因此出现表现性不足的问题”。个体越要摆脱习俗与惯例来寻找真实的自己,个体之间的关系则越发“相互算计”、难以交往,悖论的出现自然难以避免。对直系以及近朋的诉求越多,人们则越不堪承受对他人倾心嘱托的辜负。因此,体察入微是专横的,是“不合礼貌的”,应当要尊重别人的私生活,也应当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礼貌是捍卫别人的‘我’,使其能乐与他人相伴的一种活动。而加以掩饰则是礼貌的精髓……掩饰越多,则将有越多的高雅的精神面貌得以复兴,高雅的爱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要求有一些壁垒以及一些普遍的规则,只有如此,方能保护好彼此;反之,淫秽的私生活则会大行其道,生机勃勃的社群便会化为乌有,人际关系则成为“破坏者”。公众角色的淡化以及对真实性的强求产生了一种不礼貌,这种不礼貌有两个表现:一是通过将自我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舒适的内心,并拒绝与城市里的“陌生人”建立无谓的联系而表现出来的;二是借助于降低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并相应地凸显一些排斥现象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不复存在了。由此,在街区范围内,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情感,人们友好相处,“越来越多的共同行动是排斥行为,或截然相反,是归并行为……博爱所团结的仅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团体,而拒绝一切与其无关的那些……内部的支离与分歧便是现代博爱的结果”。
我们可以直接表明,自恋弱化了情趣,它与“角色”这个概念不能并存,但这样的断言却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僵化的惯例束缚了人们的行为,因而受到了旨在取消各种规约、软化各类严格限定的个性化进程的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拒绝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限制并渴望得到更多的真实与自由是确切无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能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社会规章的约束。个性化进程不能废除规约,但可借用一些新的规则以使其意义不再,这些新的规则主旨在于精确塑造一个心理平衡的人。也许可以知无不言,但不要歇斯底里,说您想说的,但不要付诸行动;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即便言辞尖锐,但有助于抑制肢体暴力的发生;过分关注内心的活动,则就相应疏远了肢体暴力,这种视线的转移,使得心理“脱衣舞”成为谋求社会和谐及控制的一种工具。真实性不仅是一种实在的心理现实,它还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任何地方的自由主张都是受限制的。因此,张扬自我也应当要遵从一些新的规范,心理分析师的诊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政治人物的文字风格或“亲切的微笑”等莫不如此。不管怎样,真实性应当回应我们对它的期待,且要与惯常的特征一致,过于洋溢的表现、太戏剧化的话语不再有真诚的效果,表达真诚应当采用一种淡漠的、热情的和交流的风格,太过或者不及,便是小丑,便是神经质。在一个预设的框架内,要求无保留地、畅通无阻地表白自己(就这点,稍后要进一步细化)。寻求真实性而非自发性,这并非自恋在退步,但是进步也并不能一蹴而就。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小“伎俩”以及劳动领域内的尔虞我诈与“弄虚作假”表明,掩饰的技艺以及伪装丝毫没有失去市场。面对死亡,诚恳是绝对被禁止的,人们应当对于濒临死亡的人隐瞒真相,而当亲人去世之时,人们也不必表现出痛苦并假装“冷漠”,[35]阿里埃斯(Ph.Ariès)说,“谨慎看起来是当代维护尊严的一种形式”[36]。自恋并非情感的自由奔放,而是自我隔绝,也即“谨慎”,是“自我控制”的工具以及符号,尤其不要过度,不要洋溢,不要紧张,以免外露自己,这就是自我封闭;“有所保留”或内向化成为自恋的特征,而非“浪漫的”显摆。
心理主义不在于鼓动排斥或者制造宗派主义,而是相反,它在于缓和由于个性化所造成的矛盾、贬逐以及僵化的对抗。宽容主义战胜了道德主义或者纯洁主义,冷漠也凌驾于狭隘之上。太沉湎于自我的自恋放弃了宗教争斗,不再关注那些伟大的教义,它所在意的是那些捉摸不定的且没有什么堂皇理据的个人生活方式。个性化造成人们对于冲突的冷淡,促进“缓和”。在个性化的体系内,分裂与异端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由此,在一个“重视演出者的主观感受并淡化行为的客观特征”的社会里,对行为以及教条的非实体化进程开始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政治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缓解局面出现了。与倡导排斥的教条主义相反的是,为了实施心理诱惑而让“内容”中性化了的体察入微,在让冷漠普遍化的同时,也让一项和解的策略得以实施。
“在人际关系中,越体察入微,则让人越痛苦、越难以交往、越相互算计”,考虑到主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斯奈特的结论则就没有说服力了。礼仪习俗怎能阻止人们相互诋毁、相互残杀?公众文化又怎能轻视残暴与仇恨的情绪?意识争斗只在钩心斗角的时代才能获得极大发展?显然,一种与冷淡的自恋明显背离的且幼稚的善恶二元论(掩饰等于文雅,诚恳等于不文雅)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么,针对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只存在着两个问题:“是谁造成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又是谁将这变成我们时代的主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