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幽灵与心理

在信息革命的同时，后现代社会也经历了一场“内部革命”，这是一种大规模的“认知运动”，是对自我完善及自我认知的史无前例的迷恋，表达与沟通技术、东方禅学以及形体操等一类心理咨询机构的大量涌现便是证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敏感性已经让位给“医疗敏感性”，甚至连某些对现状不满的前领袖人物中的强硬分子也折服于“自我剖析”的魅力，如雷尼·戴维斯（Rennie Davis）[25]抛弃了激进的斗争，目的是为了追随精神领袖马哈拉志·济 （Maharaj Ji）[26]，而杰雷·鲁宾（Jerry Rubin）[27]则自称在1971年至1975年之间，一直热衷于完形疗法、生物能、拉尔夫按摩（Rolfing）、按摩、缓步跑、太极、伊沙兰按摩、催眠术、现代舞、坐禅、锡瓦尔意识控制法、阿里卡疗法、针灸以及雷什疗法等。在经济增长缓慢之时，精神发展便取而代之，在新闻替代了生产之际，精神消费便成为急需，如瑜伽、心理分析、肢体表达、禅宗、情绪释放疗法、团队发展、超限冥想等；心理的膨胀与经济的通货膨胀是雷同的，而心理的膨胀对于自恋的发展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便心理疗法沾染了肉体和东方哲学的色彩，但它仍将各种情感导向“我”，促使“我”成为世界的中心，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自恋形式，即自恋是一种“心理的人”。执着于自身的自恋并非不切合实际，它也没有过于陶醉，自恋力求实现自我解放、自立与独立这样的伟大目标，如果放弃爱情，那么理由便是“我不需要另外的人，只为多爱我自己，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快乐”，这便是杰雷·鲁宾的新革命设想。

在这种心理范式中，无意识和压抑占据着一个战略性的位置。无意识和压抑是建立新型自恋的关键一环，它们通过掩盖真实的主体，实质是在布置诱饵和设置压抑底线，旨在实现一种“怂恿”，从而激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再度征服真实自我的念头，因为“那里一切依旧，我应不期而至”。自恋是对无意识所发出的挑战的一种回应，结果便是“我”被责令要找回自己，“我”要投身到一种无止境的解放、观察和阐释的活动中去。我们承认无意识，但无意识在成为想象或象征、剧院或机器之前，它首先应该是一种怂恿因素，指向一种无休止的个性化过程，每个人都应当“说出一切”，都应当从那些莫名、妨碍主体历史延续的防护体系中解脱出来，都应当通过“自由的”联想，通过当今非语言的手段、喊叫以及释放被压抑的情感来个性化自己的欲望。另外，（性、梦、口笔误等）一些被当成边角料的东西，也都被放在性欲的主观性与意识的层面加以回收利用。无意识就这样扩大了人的空间范畴，所有的糟粕都被纳入主体的范畴。由此，无意识开辟出一条通向无限自恋的道路。全面彻底的自恋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明心理的最新变异，即不再需要心理分析的阐释，而是需要心理分析师的缄默，以便从心理大师的话语中以及从现实的参照系中解放出来，被欲望支配的接受心理分析的人，处在一种自我诱惑的轮回中，他们只有依靠自己。当所指处在各类能指手段的下风时，当话语本身让位于直白的情感时，当外在所指对象湮灭时，自恋便不再有任何的障碍，它可用各类激进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完善。

就这样，自主意识替代了阶级意识，自恋意识取代了政治意识，这里要提醒的是，不要把这种取代看作那绵延不绝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缓冲，要注意的是，自恋更像是社会化的一个工具，它借助于自闭很快便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疏远，同时自己也从功能上适应了社会的孤立，而这一切只为将自恋转变为一种战略。自恋使得“我”成为一切关注的焦点，自恋致力于让个性与个性化体系所推动的微型化相适应。为了虚无的社会状态能延续下去，“我”应当成为关注的中心，但人际关系却由此而被摧毁了。不过，既然个体能够全神贯注于自己，那么这倒也无妨。就这样，通过排除社会的干扰，自恋实现了一种奇异的“人性化”，即自恋作为实现广泛“布道”的简约的手段，在一个完美的迂回中，使得“我”适应了自己赖以为生的世界。社会矫正的顺利进行也不再取决于纪律的约束与高尚的情操，而是要依靠自我诱惑。自恋作为一种弹性、自我管理的控制新技术，通过非社会化实现了社会化，实现了个体与微型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和谐，并使得流行的纯自我的全面发展也变得高尚起来。

但自恋最大的功用也许在于从“我”身上去除一些僵化的内容，于是要求了解真实自我的呼声便不可避免出现了。“我”是关注以及阐释的目标，对“我”越是关心，就会有越多的不确定与疑问。由于“新闻”导致“我”成为一面“空虚的”镜子，由于联想与分析使“我”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命题，一种开放、变幻不定的结构，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治疗与有意识的回忆。弗洛伊德所做的三大“辟谣”之一，便是对人性的狂妄自大进行“辟谣”，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便以此自诩为哥白尼和达尔文，这点他是对的。面对自己固定的形象，自恋也不再是不可动摇的了，甚至是不再有形象了，仅有的便是对于“自我”的无休止的征服，这是一种非稳定化或心理漂移的进程，和币值或公共舆论一样起伏波动，自恋由此步入了正轨。新型自恋已不满足于从自身情感的投入中清除掉各类体系的影响以达到对社会现实的中性化，这次是“我”遭到清理，被从自己的身份中排除掉了，这就是超级关注所带来的矛盾。由于过度的新闻、煽动与活跃，涉及公共领域的情感也遭到了空虚化，而由于过度的关注，“我”也失去了参照和单一性，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整体”。沉重现实的消亡随处可见，这便是“非实体化”，这便是支配着后现代性的“非领地化”的最终模样。

宽容与享乐主义新伦理也在分解着“我”，结果便是勤奋不再时髦，循规蹈矩、纪律严明受到了贬损，欲望、及时行乐受到了膜拜，一切似乎完全印证了尼采做出的当代趋势有利于“意志薄弱”这一判断，也即有利于倾向与冲动的无序化，有利于一个可等级化一切的引力中心的丧失。由此，不成体系各自为战的各式冲动导致了“薄弱的意志”，而在某种冲动支配下的协调一致的冲动则将会产生“坚强的意志”。[28]自由联想、自发创造、非指向性以及我们的表达文化，还有我们的福利理念等，一切均在于促进发散损害集中，在于让随遇而安替代积极有为，在于肢解“我”，在于摧毁综合的有组织的心理体系。如今，所有的教师都在抱怨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这种不集中仅是冷淡、随意的新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与电视观众的意识完全一致，也即可对一切着迷或对一切都无所谓，可以同时既兴奋又冷漠，这是一种被新闻超饱和了的、可选择的、发散的意识，它与“内在坚定的”积极有为的意识正好相反。意志的终结与纯粹冷漠的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也与一些伟大的抱负和事业的消失是一致的，而为了这些抱负和事业，曾经连生命都值得奉献。如此一来，结果便是“即刻拥有一切”，而不再是“超越障碍，飞向星际”。[29]“绽放自己”，人们常看到这样的信手涂鸦，体系倾力而为的目的就是不再有畏惧，“我”已经被分解为有着各种残缺的各种倾向，它们遵循的还是同样的发散进程，处在发散进程中的社会性如同一堆光怪陆离的个性化分子。暮气沉沉的社会现实便是冷漠的“我”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意志薄弱，经历了信息洗礼的新幽灵。绝望是没有意义的，“意志的薄弱”并非一场灾难，不会导致人性的奴化和异化，也丝毫不会造成极权政体的上台，无所顾忌的冷淡更多地表现为一道壁垒，它抑制着历史宗教的情感以及某些偏执的企图的爆发。自恋仅纠缠于自身，图谋的是个人的成就和自身的平衡，阻塞着煽动群众的言论；如今，怂恿投机以及政治冒险的主张也无人附和了；如果革命失去了光彩，那么也不必责怪官僚主义的“背叛”，因为革命是在个性化世界诱惑的灯光下偃旗息鼓的。“意志”的时代就这样消失了，如尼采所言，这种消失没有导致任何的“堕落”。在一个实验体系的一系列步骤的布局中，有一个逻辑贯穿始终，它仰仗的是速度，要求的是扫荡“意志”，因为“意志”妨碍了自己实际的运行。一个“意志坚强的”中心，依托着内心的坚定以及固有的力量，依然是抵抗不断加速的试验的堡垒，这就是自恋的冷淡的易凋零的“我”，唯有它可以在运动中与一个系统化、加速的试验同步发展。

自恋在清算那些与“漂移着的”体系不相兼容的“内在坚定的”僵化性之时，同时也在致力于瓦解“外在的坚定性”，在里斯曼看来，这种“外在的坚定性”是未来的一种丰富的个性，但它很快就露出真容，原来它是一种高级的大众个性，它与消费体系发展的新阶段是对应的，介于纪律性的坚强的个体（内在的坚定）与自恋的个体之间。在个性化逻辑全面重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际，仰仗他者支持并受到他者规约的外在坚定性也倒向了自恋、倾向了自闭，目的在于减少“我”对于他人的依赖。R.斯奈特对此做出了部分解释，他认为“西方社会正在从一个基本上受他人左右的社会类型向一个受内心掌控的社会类型过渡”。在可加选择的各类体系的背景下，个性化不再是一种成群的或拟态类的东西，它应当深化差异并突出特异性，而自恋则表明了要摆脱受他者的驾驭并要与“消费社会”初级阶段的标准化秩序相决裂。一成不变的“我”的身份瓦解了，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时代也终结了，从各方面看来，自恋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之大，以至于可以说它就是个性化进程的代理人。

人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认为可以从个性的湮灭来阐释“治疗的灵敏度”，但个性的湮灭却是由生活中的官僚组织造成的，“对内在的尊崇并非起源于个性得到了确认，而是起源于个性的丧失”。自恋的热情并非源自丧失了单一性的异化，它也不能弥补个性的缺陷，但它可产生出一种新的个性，一种不坚定的且起伏不定的新意识。尽管“我”变成一个“漂移的”范畴，既无标记也无确定性，呈现出一种纯粹的无拘束状态，它适应各类加速的举措，也适用于我们变幻不定的体制，这是自恋的价值之所在。自恋是一种永恒的心理训练手段，为后现代试验所必需；同时，自恋还删改了“我”的逆反心理以及思维定式，这就为“我”接受矫正医生极力推崇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可能。鉴于此，自恋确立一种朝向“终生培训”的“精神”，这为实施一项对于肉体与灵魂进行科学管理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助力。

“我”的标签受到了侵蚀，这真实地反映了各社会角色与身份如今所经历的解体，而这些角色和身份以前都曾受到了严格的界定，也即它们处在有规律的且一一对应的状态，但此后，对儿童、男人、妇女、疯子以及有教养的人而言，他们各自的身份进入了一个难以定义的不确定的阶段，而且人们对于自己被划定的社会“类别”的疑虑也在不断地加深。另外，消除差异性的各种策略基于的是民主进程，至少部分如此，即基于推行“平等”。对此，马塞尔·戈谢明确指出：平等的目的在于借助于一种抹去可见数据的模糊化制度，来减少一切能够凸显各生命体之间的社会相异性或实体差异性的东西。[30]这便是所谓的“我”的非实体化，是它在统领着个性化的进程。如果说民主运动通过同一化个体，来侵蚀传统的他者的标记，来消除他者的相异性，而不管其他方面的明显差异，那么，自恋的个性化进程动摇的则是“我”的标记，消除的是“我”的确切内涵。盛行的心理享乐主义彻底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同理，盛行的平等也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相异性的理解。在所有相异的角色（如生理本能反常者、疯子、轻罪犯、妇女等）历经争议并达成托克维尔所谓的“条件平等”时，心理进程的爆发便不期而至。在社会相异性大规模地让位于同一性、差异让位于平等之际，自己身份的问题，而且还是“内在的”身份问题能够浮现，不正是恰逢其时吗？由此，没有明确界限或限制的民主进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流的心理大潮借势涌现。在对自己的关注排挤了对他者的关注之际，民主现象便不再是命题；同理，自恋的蔓延意味着盛行的平等也虚无化了，但平等并不会坐以待毙。在解决了“他者”的问题之后（不过，如今的“他者”依旧是怂恿和盘诘的对象），平等又席卷了大地，“我”的问题得以显现；此后，真实性盖过了相互性，认识自己超越了接受他人。在“他者”的形象从社会舞台上消失的同时，一种新的“分裂”再现了，即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这是一种精神的断层，尽管还处在心理层面，但为了社会化能够继续下去，分裂似乎也必须要不停地进行下去。“我不是我”诱发了自恋的进程，一种新的相异性诞生了，自己与自己不再熟悉，而我所面对的也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他者”，于是“我”的身份摇摆起来，而此时个体之间的同一性也实现了，所有的生命体都成了“同类”。分裂在迁延着，冲突通过内在化承担起一种社会整合功能[31]，但这次不是为了赢得尊严而进行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获得现实以及欲望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