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眼见并不为实

决策依赖于认知，但人们的认知存在局限。

认知框架可以分为被动型和主动型。被动型是指人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接触到的信息的影响，主动型是指个人主动地去注意或忽视甚至拒绝某些客观存在的信息。

市面上很多关于领导力、影响力以及谈判和沟通技巧的书都让我们主动利用认知框架这种心理现象[1]，但那些会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决策的心理现象才更需要我们关注。

被动型心理偏差

被动型心理偏差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锚定效应

有一个常做的行为学课堂实验：教授把学生们分为两组，安排在不同的教室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认知写印度国父甘地的寿命。大多数人都知道甘地的名字，但很少人知道甘地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在印度授课时发现，现在的印度年轻人也不清楚。

实验要求每一个学员都写下自己认为对的数字，不可以上网搜索，互相之间也不能讨论。但在学员写下数字之前，老师分别在两间房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在第一间房间里，老师说：“我听说甘地是147岁的时候去世的。”在第二间房间里，老师说：“我听说甘地是9岁的时候去世的。”这两个数字都明显偏离常识。然而，在对两个组答案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后发现，第一组的平均值明显高于第二组的平均值。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们其实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客观和理性。一个人的决策受认知左右，而认知又受外界信息的影响。这就是锚定效应。

2.信息易得性偏差

课堂上，有教授问学员：美国一年有多少人死于车祸，有多少人死于肺癌。大部分学员会认为，死于车祸的人更多。但实际上，美国一年死于肺癌的人有16万，而死于车祸的人不到4万。为什么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死于车祸的人多？因为我们听到的关于车祸的报道更多，于是就产生了因车祸而去世的人更多的想法，而一个普通人患肺癌去世了根本不算是一个新闻，也不可能被人们知晓。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新冠肺炎患者确诊的消息，每天都能看到死亡数字，这让我们感觉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很高[2]，但其实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这就是信息易得性偏差。

3.幸存者偏差

194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沃德（Abraham Wald）应军方要求，利用自己在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对飞机应该如何加强防护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概率进行研究。在对遭受攻击后返回营地的盟军轰炸机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和研究后，沃德教授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位置。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强化机尾的防护。”但军方指挥官却认为，应该加强机翼的防护，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击中的位置。

沃德教授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统计样本只涵盖平安返回的轰炸机；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并不是机尾不易被击中，而是因为机尾被击中的飞机早已无法返航，寥寥几架返航的飞机都依赖相同的“救命稻草”——引擎尚好。

最终，沃德教授的建议被军方采用，并且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看不见的弹痕的确是最致命的。

这个故事被后人用一个词语概括——幸存者偏差。[3]

主动型信息选择偏好

主动型信息选择偏好指的是有时候人会主动地、有选择地筛选信息，这也叫知觉选择性。

有一个行为实验：测试者被告知可以选择两种饮料，一种是好喝的橙汁，另一种是口味一般的饮品，大多数人更喜欢橙汁。测试者被分为两组，看快速闪过的图片。第一组测试者被告知，如果看到的是数字，就喝橙汁，如果看到的是字母，就喝第二种饮品；第二组则相反。实验结果非常有趣，第一组看到的都是数字，第二组看到的都是字母，所有人都喝了橙汁。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对死亡比较恐惧的人，往往会主动去看、去听、去找和去转发关于疫情的负面信息，因为这是他主观上更在意的、更愿意相信的，而那些每天有更多人治愈出院、结束隔离的报道却往往会被他们忽略。

主动型信息选择偏好告诉我们，人们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

大数据时代的群体认知面临伦理考验和挑战

大数据时代，一条被疯狂转发的推文往往会影响很多人的认知，而这条推文的真伪反而很少有人会第一时间关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推文的制作、发布和转发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第二，人们习惯了快餐式阅读，不会关注新闻的真假；第三，推文的标题部分就已经对大众的认知造成了影响，再加上缺乏主观动力，也缺乏制度与流程的保证，所以个体消化、抵制这种影响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增加。

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可以针对客户的喜好推送客户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但问题是，技术可以给你看你喜欢看的东西，也可以给你看它希望你看的东西，还可以只给你看它想让你看的东西，更可以不让你看它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大众主动选择的信息阅读方式造成的偏差是主动偏差，平台技术提供方的“原罪”则是另一个问题。互联网加剧了上述影响，就连以“不作恶”为公司宗旨的谷歌也曾被美国政府调查，因为它可能在2016年大选中影响了260万～1300万张选票。技术让操控者误以为自己是全能的，可以干涉其他人的选择。

由于互联网信息对大众认知的影响越来越大，且传播成本越来越低，人们对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影响大众认知的行为确实需要考虑伦理问题了。

[1] 在本书中，心理陷阱、思维模型、心理偏差都属于心理现象。

[2]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早期每天汇总确诊和死亡人数有助于信息透明，帮忙公众了解疫情真相，这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个信息，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相比其他严重传染病是较低的。

[3] 卢森堡. 非暴力沟通[M]. 阮胤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