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性

人类社会具有共性这一点之所以很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当我们环顾整个地球时，会发现，无论是技术、艺术、信念和生活方式，都具有无比奇妙且令人着迷的多样性。但是，对不同社会之间差异的过度关注，却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不同之处的意义更大、更深远。

试着想象一下站在高达3000米的山峰上观察两座小山时的情形吧。从你的住所往上看，一座小山看起来有90米高，另一座小山则有270米高。这种差异看起来似乎已经非常巨大了，毕竟，一座山是另一座山的3倍高，你可能会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导致两座山存在这种差异的局部性因素上，比如雨水侵蚀这个因素。但是，这种狭隘的视角，会使你错过研究其他更具实质意义的地质因素的机会。实际情况是，那些更具实质性的地质因素创造出了两座非常相似的大山，一座海拔高达3100米，另一座则高达3900米。

换句话说，你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往往就是站在这种海拔3000米的高地上，从而让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更为巨大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隐喻再扩展一下，考虑诸如农业和矿业之类的人类活动的特殊性，是如何重塑景观的。这些人类活动可能会对各座小山外观的某些细节进行微调，但是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脉本身，因为山脉的起源与人类无法控制的更深层次的力量有关。对于人类的文化，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类比：它重塑了人类社会经验的某些方面，但是对许多其他特征则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特征坚如磐石。

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广阔的视角进一步理解这一点。宇航员往往能够意识到人类内部的差异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宇航员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ar Aleksandrov）曾经这样说过：“我们飞越美国上空，突然间我看到了雪，这是我们在轨道上看到的第一场雪。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想，秋至冬来，这个地方应该与其他地方一样，为迎接秋冬到来所做的准备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刻，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一个感受深深震撼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孩子。”在从太空中观察到地球这个蓝色的行星悬浮在黑暗无垠的太空中的情景后，航天飞机指挥官唐纳德·威廉斯（Donald E. Williams）也很有感触，他这样写道：“这种经历肯定会改变你的视角。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我们共享互爱的东西，比那些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更有价值。”11

让我们产生这种敬畏感的大部分经历，都会促使我们觉察到，自己好像超越了通常的参照系。一些科学家认为（虽然很难证明），敬畏感是一种进化造就的情感，它的作用就在于引发认知上的转变，降低自我中心意识，让人们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更紧密的连接。对远古人类来说，在面对诸如暴风雪、地震、广袤无垠的冰封或接天连地的沙漠之类强大的自然现象时，只有抛弃自私，加强群体连接才有可能使自己有生存价值。心理学家达切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和乔纳森·海特认为，敬畏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能够抑制利己主义，使个体觉得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12根据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观点，甚至连黑猩猩也会经历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它们会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感到惊讶，在凝视瀑布和日落时会“想入非非”，这为我们探索敬畏感可能的进化起源提供了一个线索。13

然而，尽管这些曾经到太空探险过的宇航员提出了上述关于视角转换的有益看法，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类的文化共性，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之间长期的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将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文化共性是存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同的人的经历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一致的特性。对于文化，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由某个群体“生产”出来的一整套思想（和“人工制品”），这些思想通常会在社会上传播，并且影响个人行为。文化共性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有的特性。这些共同特性的极度普遍性表明它们很可能是由进化所造就的。例如，在几乎所有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独一无二地被识别出来，而且几乎总是通过人名来进行识别，这个事实表明，关于个人身份存在一些更基本的东西。14

有些批评家认为，关于文化共性的说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可疑的。他们认为，对共性的研究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研究似乎总是倾向于把某种“标准特征”（通常是西方社会人的特征）强加给所有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超越了人类的多样性，还不如说是抹杀和漠视了人类的多样性。还有一些人担心，接受存在某种特定文化共性这种现实，有可能会让观察者对外来文化妄下判断，并且对其贴上异己的标签。

一些更极端的批评家甚至会把文化共性的某个单一例外情况当作对其普遍性的否定。但是，普遍的能力并不等同于普遍的表达。这些批评家通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例外情况通常需要巨大的压力才能重塑自然秩序。例如，据我们所知，截至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群体，即新几内亚的拜宁人（Baining People），成功抗御了玩游戏的天性。但是，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拜宁的孩子不是“预连线”喜欢玩游戏的。事实上，要颠覆这种自然冲动需要强加极大的文化外力，也就是说，拜宁的成年人必须不断地贬低游戏的价值，并积极地劝阻那些试图想玩游戏的孩子。15

关于文化共性的这种争论已经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引发科学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能引发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在解释人类经验时，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到底哪个贡献大，那些主张存在普遍性的人通常情况下都会被归入先天遗传阵营。另一个极具张力的问题出现在“粗分派”（lumper）和“细分派”（splitter）之间，粗分派力求将类似的事物都归类到一起，而细分派却试图将自然界中最细微的差别识别出来。16还有一个张力发生在那些关注现象平均趋势的人（例如市场中房屋交易的平均价格）与对现象变化感兴趣的人之间（例如房价的变化幅度以及造成各地房价不相等的因素）。这些研究议题尽管看上去各不相同，有的寻求一致性，有的关注变化之处，但其实都应该视为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它们都是用来研究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这个物种的科学方法。

20世纪上半叶，包括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文化无法通过心理学或遗传生物学的特征来解释。文化是人类有意的和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1720世纪70年代，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虽然潜在的文化普遍性确实存在，但是与各种文化特性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相比，普遍性本身就显得索然无味了。他认为，界定普遍性所需要的抽象程度实在太高了，以至于根本不具备实用意义，18人性充其量只不过提供了无差别的、极具可塑性的原材料而已，其重要性实在微不足道。19因此，遵循这一思路，文化差异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焦点。

但是，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却持有不同观点。1923年，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描述了一种文化特征的“普遍模式”。他认为，人类诸多的与语言、食物、住所、艺术、神话、宗教、个人互动以及对财产、政府和战争所持态度相关的普遍特征，都是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1944年，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关于“人类有机需要”的文化依赖性问题，还将一系列基本需要（如安全、繁衍和健康）与各自的文化反应（如保护、亲缘关系和卫生保健）进行匹配。20

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在发表于1945年的著名论文《文化的共同分母》（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Cultures）中，提出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类普遍特征的“部分清单”。事实上，这份清单已经是非常完整且巨细无疑的了。但是，在我看来，它不但冗长乏味，而且任意武断。这份清单几乎包罗万象，从个人装饰到体育活动，从梦的解释、性行为到灵魂观，甚至还包括控制天气的巫术，一应俱全。默多克认为这些普遍性都只是具体的分类，而不是内容。换句话说，虽然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类别下的人类行为在确切的细节上可能会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且植根于“人类的基本生物和心理特征以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条件”。21

1991年，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对默多克所称的“不得在人类学领域探寻普遍性的广泛禁忌”提出挑战。他概述了文化特征得以拥有普遍性的三大机制：（1）它们可能已经在某个地方出现，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比如车轮；（2）它们可能反映了对于环境强加给人类的，或者所有人类都要面对的那些挑战的常见解决方案，比如找到住所、烹饪食物以及繁衍后代；（3）它们可能反映了人类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某些特征，比如喜欢聆听美妙的音乐、渴望拥有朋友以及希望得到公平对待。而且，有许多普遍特征，哪怕不是全部，也必定是进化所造就的人性产物。22

在详细描述假想中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时，布朗在“表面层级”上列举了数十种人种志学者注意到的语言的、社会的、行为的、认知的普遍特征，给出了一个与默多克的冗长清单相类似的清单：

在文化领域，人类的普遍性包括了神话、传说、日常生活、规则、运气和先例的概念、身体装饰以及工具的使用和生产；在语言领域，普遍性包括了语法、音素、多义词、转喻、反义词，以及使用频率和词长之间的反比关系；在社会领域，普遍性包括了分工、社会团体、年龄分组、家庭、亲属制度、种族中心主义、游戏、交流、合作和互惠；在行为领域，普遍性包括了攻击性、手势、八卦消息和面部表情；在精神领域，普遍性包括情感、二分思维、对环境的警惕或对蛇的恐惧、同理心（共情能力）和心理防御机制。23

人类普遍性的这些基本类别显然都很重要。但是，当我们走下海拔3000米的高地，来到了更低的地面时，它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看似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许多变化或许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例如，有字母的社会比那些没有字母的社会拥有更复杂的宗教。文化特征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相互关联的模式表明，确实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组织力量在塑造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个假说，已经通过在世界各地30个地区414个社会中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得到证实。这项研究涉及的内容跨越万年之久，它证明，人类社会的许多关键特征在功能上都是相关联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以可预测的方式共同进化，并且只用单一的基本度量标准就能够刻画它们。24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类似只用“费用”这个单一的基本度量标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汽车的诸多不同特征，比如加速能力、安全性、仪表和内饰配置全都可以融合到一辆汽车上。

人类经验的诸多方面，都有“天生性”，来自许多领域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核心情感和许多面部表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连接，特别是在快乐、愤怒、厌恶、悲伤和恐惧时。艾克曼还提出了这种连接的进化基础。25这类表情是天生的，即使它们在不同人的脸上的确切呈现形式，有时可能是由文化塑造而成的。26在语言的普遍特征研究方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5)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为辨别普遍性开拓了另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领域。27

民族志音乐学家也已经验证了另一类文化普遍性：音乐形式的普遍性。28一个由来自全世界304个唱片公司提供的音乐样本表明，9个地理区域的音乐存在许多“统计学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识别出来的模式的例外情况极少。这些具有跨越地域的普遍特征涉及音高、节奏以及表演风格和社会背景等多个方面。

这种音乐普遍性可能属于最基本层面的，因为它们在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身上也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例如，凤头鹦鹉与人类相似，能够发出有节奏的鼓点声，似乎在演奏音乐。29此外，无论是鸟类、大象、鲸还是狼，音乐的功能可能都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有意为之的。我们能够在其他物种身上观察到人类普遍性的特定表现形式，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如果某种现象（比如，喜欢交友或合作）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与其他物种身上同时出现，那么这种现象就特别能说明人类这个物种内部的跨群体普遍性。如果某个特性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那么在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一定广泛共享着这个特性。

然而，对于普遍性的许多具体类型来说，问题在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更像是文化可以包含的冗长而详尽的特征清单，而不是文化必须包含的核心构件。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后者。此外，我还关注那些从本质上特别具有社会性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与人类社会内部的群体如何发挥作用有关。我还对拥有进化起源的普遍性而不是对拥有生态起源的普遍性感兴趣。也就是说，我关注那些已经被编码进人类基因中的普遍性，而不是那些只是作为对人类环境的直接反应而出现的（可能在多个地方同时独立地出现）普遍性，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在渔猎文化中可能普遍存在的渔网。就这一点而言，进化的视角能够迫使我们去关注那些进化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特征。行医技能并不是一种已经被编码进基因的东西，尽管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卫生保健传统，但是对健康和生存的渴望（包括我们渴望自己健康长寿，也渴望所爱的人健康长寿）以及促使人们去帮助他人的动机则确实是天生的。

我所列出的有关普遍性的清单要比前人所列的清单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根本性。我提供的这个清单，以一个由特别具有社会性且至关重要的特征构成的集合为中心，这些特征与人类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我们所相信的良好社会密切有关。我在下文中给出的证据将会证明，这个清单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遗产中推断出来的。它所列出的特征，至少部分地被编码进了人类的基因中。我把这个普遍性清单称为“社会套件”（social 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