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道路和人口老龄化的就业对策

在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刚启动的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都认为中国农村有十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要充分调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不会缺少劳动力的。如果按照1982年维也纳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确定的标准，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总人口比10%，标志进入了老龄化阶段，那么1982年中国老年人口占5%，属于成年型社会。

然而，中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速度是惊人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1982年老龄人口的数字在人口统计中有遗漏，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与过去相比有不少改善，所以老龄人口有可能较快的增速，从而老龄人口在人口总数的比例会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到1999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从此跨越了老龄化阶段。

还可以进行细分。1999年以后，中国老龄口人不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继续上升，而且65岁和65以上的人口的增速的变化更为明显。据统计，到2015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共有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1.44亿人，占总人口的10.5%，这种增长速度是全世界少有的。

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会以全世界少见的增速上升？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的专家几乎全部提出，已经实行的人口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4—2—1”家庭模式已经非改革不行。这种家庭模式已经是造成社会老龄的祸源之一。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无论是劳动力的供应，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难以实现，这势必成为实现小康社会的巨大阻力，而且还会影响中国的富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迫切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国情。这是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策措施必须考虑的问题。现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农村明显高于城市。据调查，这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十多年间农村中青年纷纷外出务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一些地方，外出务工的男性中青年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后，就相继把配偶和子女带入城市，这样，农村中的中青年的劳动力和孩童就减少了。农村中留下的是老人，以及一部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老年人在农村中的留守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显然提高注1。

第二，按地区划分，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据调查，大致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东部地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医疗保健条件好于西部，这就使得东部人口中老年人要比西部地区中的老年人有病早治，无病得健，从而长寿的人就较多。二是在东部地区，尽管也有中青年到西部地区去务工，但在人数上却远少于从西部到东部务工的人数。于是，一方面，形成了东部中青年劳动力人数多于西部，但另一方面，从西部到东部务工的中青年劳动者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后，把家在西部的老人、配偶和孩子一起迁入东部。他在西部的老家也搬空了。我们在江苏、浙江、广东、甘肃、陕西做过调查，发现有从西部迁入东部的务工者家庭，却很少看到从东部迁入西部的务工者家庭。

第三，按性别划分，女性老龄人口的数量多于男性，这可能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状，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一个原因是男性劳动力从事体力劳动，易于受伤和发生意外事故，而且生活不规律。如果交友不慎，还会发生酗酒、赌钱、嫖娼、甚至吸毒等习惯，以致老年多病，甚至早早离世，留下老伴，孤老持家。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有什么中国特色呢？据山西省有一些市县的调查，多年以来（包括民国时期和解放前期），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是较少的，因此老龄妇女中不少是文盲。因此，她们很少参与社区或农村的社会活动。她们也很少参加妇女组织的活动。这和江南一带老年妇女是不一样的。

第四，老龄人口健康状况，城市一般优于农村，平原地区一般优于山区，特别是优于边远山区。如果以城市大小划分的话，可以说，特大型城市的老龄人口健康状况最好，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老龄人口健康状况再次，但一般优于农村。而农村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同样要以富裕程度的差别来区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划分不仅与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所居地区的交通便利状况、就医方便状况有关，而且也和所在地点的医院、卫生所的设备状况和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有关。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会提高，基层的就医便利会越来越改善，但这些差别的消失却是渐进的，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看齐的。

第五，中国“空巢”家庭的户数在迅速增加，其中农村的“空巢”家庭的户数也在增多，但其势头却不及城市“空巢”家庭户数的增速。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空巢”家庭的产生或由于外出务工人数众多，其中特别是某些企业接受了国外的建设工程，从国内派遣外出工作队伍，其中不少是粗工和技工，还有技术管理人员。其中，很少有带家属的。如果是家庭中的独生子女，那就会出现“空巢”家庭，即留下的是所谓“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这三类留守人员所组成的家庭可以被列入“空巢”家庭。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一旦企业与外方所定的合同到期或工程及时结束，人员撤回国内，大部分职工也就回家了。这样的“留守人员”是暂时的，“空巢”也就不存在了，除非紧接着企业又同外方签订了新的工程项目，从而新一轮的“空巢”家庭再度出现。这种外派劳工赴他国从事建设工作的工作人员中，技工和技术管理工作人员，以城镇招募为主，他们多半从事有技术、有专长的工作，因为建设工程中的粗工，一般可以在国外招募。外方有时也提出录取本地工人的需求。这样，企业接受外包工作的合同时，就尽可能招聘一定的本地工人。

原因之二：“空巢”家庭的产生或由于出国留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学成以后，在国外留下了，或继续做研究工作，或应聘在国外任职和任教。家庭中的老辈，成了“空巢”家庭的唯一住户。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家长退休后也迁移到国外生活。如果住房并未转让出去，也许家长们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又回国居住，仍保持“空巢”形式。形成这一类“空巢”形式的家庭，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农村出来考上大学的学生也有迁居国外的，但为数远远少于城市中的学生和研究生。

根据以上所提到的当前的“空巢”家庭中，无疑城市户口的大大超过农村户口的。

如何应对中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讨论具体的应对措施之前，让我们先注意到中国社会经济中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

人口老龄化过程和人口质量普遍提升过程，是2000年以后十多年间并行的新趋势：一方面，老龄人口数目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省份到内陆省份都出现了职业技术教育热、技术和管理培训班热、电脑热、上网热等现象。全国许多地方的劳动者、创业者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中国的人力资本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卷入这场人力资本革命的不仅是青年人，而且也包括了中年人，甚至老年人。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提高文化、知识、技术和上网水平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数数以千万计。这是许多学术界人士原来意想不到的。但大家都为此兴奋不已，感到人力资本革命已经来临。

在农村，首先应当归功于土地确权和土地转让。正由于土地确认权的改革，家庭农场出现了，农民有获得感，心定了，疑虑消失了，他们或者充满了活力和动力，一心一意想把自家的农田办成高产高收入的农庄、农场，或者通过土地转让，走向规模经营的道路，走向农业和饲养业的产业化道路。年龄已不再是限制农民学文化、长知识、精技术的障碍。他们之中，不少人年龄已大，但学习的劲头不减。他们进培训班，或把孩子送去学习农业养殖业的技术，他们还学会了上网，从网上懂得了怎样改良品种，怎样注意环保，还懂得了怎样销售自家的农产品。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没有年龄的界限。老当益壮，已经成为新的风尚。

土地流转还使得一些农民离开农村去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于是自家的农场或者合并到新型合作组织之中，按股份分红，或者租赁给其他家庭农场，取得租金。这些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农民走上了自主经营的道路，收入增长了。农田，不会荒芜，总会有人来耕作的。什么人来种田？外省的农民转包了这些土地，成为“租地农场主”。

在一些城市和农村，还出现了“城归”这样的新名称。什么是“城归”？他们是指外出务工已经若干年的农民工。这些人在外面闯荡了好些年，学会了技术，结交了朋友，懂得了市场规则和经营方式，还积蓄了一些资金。但多年来离家外出，夫妻分居，家中老人、配偶、子女都成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还能继续拖下去吗？于是在外出务工者之中，掀起了一阵阵“回乡创业热”。这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就被称为“城归”。我们在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和贵州省毕节市，专门调研了“城归”们的回乡创业，发现了一些当地“城归”们回乡后的新情况。

一是各地区有自身的特色。例如在陕西汉中市西乡县，看到当地的“城归”忙于经营富硒茶的茶园，这样就把当地的农田污染问题化解了。西乡县位于汉江南岸，那里原来以种植为主。自从南水北调工程后，在汉江下游建起了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由此开始。为了保证水源清洁，汉江沿岸种稻的农田一律禁止用化肥和农药。西乡县于是改种茶树。种茶树，既不需要施化肥，又不需要打农药，而茶叶销路好，施上农家肥就行了。这样，“城归”们就解决了保持汉江水质优等的大问题。“城归”们回乡后既同家人团聚，又有谋生的机会、致富的机会。

在贵州省毕节市，我们发现这里的著名景点“百里杜鹃”，风景极美，是旅游胜地。“农家住宿”、“农家餐馆”处处皆有。“城归”们有了致富机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此外，毕节的外出务工者回乡后，办起了小微企业。我们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考察了一个小微企业创业园，里面全是务工者回乡建立的小微企业，有成衣店、时装生产工厂、面包房等企业。小微企业的业主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过去没有人关心我们，现在，建立小微企业创业园之后，管委会就是帮助我们的机构，他们帮助我们发展，还组织我们学习。我们有家了。”

在毕节市的各条公路两边，建成了一些汽车修理店、摩托车修理店，它们是“城归”兴办的。由于从事汽车、摩托车修理的是技工，汽车、摩托车又在不停地增加，所以修车生意红火，师傅带徒弟的情况很普遍。这也是新现象，由此可以看出边远省份城镇近年来的变化和发展。

在国外，有时看到一些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已经枯竭，中国的人力资本红利已经用尽之类的文章，还看到有关中国是所谓的“未富先老”的国家之类的文章或评论。实际上，这些都是不了解中国实际而发表的肤浅之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算起，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一直是改革开放时期，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决不是现在这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格局。

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新的改革开放一直没有停顿。中国的“改革红利”不仅没有枯竭，而是正不断因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展而继续涌现。

中国的老龄化和“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力资本红利已经用尽。实践明确地告诉人们，旧的人力资源红利仍在继续存在，而且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陆省份，人力资本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使中国的人力资本正在转型，新的人力资本必将带来新的人力资本红利。

至于“未富先老”这种评论，同样是不了解中国国情所致。“未富”是事实，不必掩饰，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尽管加大了扶贫力量，但由于底子薄，贫困地区面积大，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容易。相对于过去四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终于发展到中等收入偏上的格局，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成绩，全国上下都有再接再厉，奋发图强的决心，登上高收入国家行列已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先老”这是可变的。如果不关注人力资本革命的成效，把老龄人口仅仅看成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那样就有可能产生悲观的情绪，只感到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压力。其实，从上面有关老龄化人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家庭农场、农民建立的小微企业、家族原来经营的作坊等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往往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不可忽视。比如说，建立家庭农场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晚辈从事的农业、养殖业、花卉业等可能就担任了技术指导的角色，帮助晚辈走向富裕。在机器修理、汽车和摩托车修理的作坊中，经常看到有年长的退休工人，仍在作坊中帮忙，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未富先老”之类的评论是不符合中国现状的。

前面已经提到在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中，老龄家长在健康状况可能的情况下，通常为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出力，以尽自己的职责。前面也提到在家族兴办的企业中，老龄长辈即使已经不担任企业的具体职务，但只要自己感到身体还健康，也会为自家的企业献计献策，帮助晚辈把家族企业办好。

下面，我们准备对老龄人口中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的作用发挥问题，做进一步阐释。

要让中国经济能进入新阶段，重在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加速建立产权清晰、产权得到保护的产业主体。改革是不可停顿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增长的动力，也是开拓新市场的必要措施。具体的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缓解劳动力供给、尤其是能够补充技术科研人才的不足。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不管现阶段老龄人口的压力多大，只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绩突出，经济就会持续增长，市场就会持续扩大，依然可以以强国的姿态居在世界的前列。

由此可以断定，关键不在于一般劳动力的供给增长，而在于科学技术研究范围内人才的供给增长，也在于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的增长。这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国家在人才供给方面的效应所发挥的作用。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一般劳动力的供给多少，而在于科学技术人才的供给够不够，在于熟练技术人才的供给能否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人才的供给取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和研究水准的提高。为此，不但要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而且还要善于利用这些人才。爱才、聚才、用才三者是不可分的。因此，需要增加科研经费和开发经费，并且要实行人才激励制度。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技研究人口激励制度是十分有效的，这是调动科技研究人员积极性的手段。

就全国范围来说，60岁退休的规定是急需调整的。对于学有专长，身体状况比较好的专家、学者的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并要听取这些专家、学者本人的意见。如果专家、学者能工作到70岁，这是国家的福气，对国家有利。作为科研机构的领导人，至少可以延长到65岁，65岁以后不担任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可以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同时仍可以带研究生。这样一来，科研队伍的实力也就相应提升了。

向全世界广泛招聘有关新学科或新领域的专家、学者，是我国开辟新学科、新领域的刻不容缓的政策。引进这些方面的杰出人才，包括我国在国外的科研机构或大学的学有所长的博士毕业生、教师或已在国外研究机构中的专家、学者，是加速国内新学科、新领域发展的重要政策，这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要认真总结。

至于熟练技工和技师，同样应纳入专门人才的范围之内。前面已提到，目前，中国的熟练技工和技师都是短缺的。要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让他们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要表扬那些尽心本行业，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和作出成绩的“大国工匠”。熟练技工和技师的退休年龄也应适当延长。如果有技术专长的熟练技工和技师在十分需要他们的企业和科研单位中，愿意工作到70岁，可以参照有专长的科技研究人员的延长年龄（70岁）办理。这是有利于缓解熟练技工和技师供给不足的一件好事。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无论是科研机构或科研单位聘用（延期退休）以后的情况，还是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熟练技工和技师被原企业或原事业单位聘用（延期退休）以后的情况，会不会阻碍了年轻人的就业？如果确实使年轻人的就业因此遇到了困难，又该如何解决？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第一个角度的分析。照理说，科研机构或科研单位聘用的延期退休的专家、学者，他们学有所长，又有相当长一段的科研和开发的工作经验，他们的工作不是年轻的就业者所能替代的。但只要这些专家、学者能继续发挥所长，使科研单位、研究机构能继续发展，也将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第二个角度的分析。有些专家、学者到了该退休年龄是愿意退休的，但他们有可能进入自主创业的行列，发挥所长，成为新设科技企业的创业人，把自己的专业放在创业的平台上。这里也包括了一些到了退休年龄的熟练技工、技师愿意自创企业，在自己熟悉的行业作为企业主而发挥作用。这样，就可以使年轻人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三个角度的分析。随着科研机构的发展和自主经营的科研性企业的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增多了，这就给年轻人以新的就业机会。按照就业理论的分析，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经济越活跃，就业机会就越多，这是就业的规律。因此，中国的就业前景不仅不会因延长专家、学者的退休期限而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不会因熟练技工、技师的退休期限的延长而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门路，反而会为社会的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涌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就业高潮。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新的就业机遇，是可以预料的。

让我们根据国外的社会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国内的就业前景作进一步分析。

社会企业最早出现于英国，大约是在19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那时，英国作为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距产业革命约已经70年了。工业化给英国的利益已十分明显，而工业化给英国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兴起了社会企业这一特殊企业。

什么样的企业被称为社会企业？大体上有如下的界定：这是社会所有的企业，服务于社会利益，采取企业化经营。社会企业允许有微利，但没有股东，也不缴纳税负，它雇佣一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薪酬比较适中。

社会企业不是营利组织，而是公益性的企业。它们得到利润后，全部归企业，再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之中。企业可能越做越大，但受益者却是社会。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企业这种形式开始在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被仿效和推广。社会企业主要分布在养老、医疗、保健、护理等行业。从组织形成上看，20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国家的社会企业同过去的英国社会企业有如下三个区别。

第一，尽管刚建立的社会企业是社会投资或政府投资，并以公益事业为目标，但目前在欧美国家，社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是可以向社会融资的。这样，社会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都增强了，从而可以进行更多的公益投资。

第二，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倾向于到一定规模后放弃政府的补贴，而依靠自己的积累，自行发展。在这些社会企业看来，放弃政府补贴后可能从民间得到更多的资金，对自己的发展更加有利。

第三，社会企业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懂得如下的道理，有三条路可以为社会企业筹到资金：一是社会捐赠，包括最初的建设资金在内。二是政府的补贴，但政府进行补贴后社会企业会认为这是利弊俱存的。利是指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弊在于社会企业受到政府的检查多了，企业运行不如过去方便，而且接受了政府的补贴后社会捐献会相应地减少。三是利用资本市场，以公益事业的名义，使社会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受到社会的注意。于是社会企业的股份化成为社会企业自谋发展的一条新路。这也是目前社会企业同过去的社会企业的最大区别。

欧美国家的社会企业的经验是可供我国参考的。由于社会企业的目标不是赢利性的，而是公益性事业，因此既可以动用社会捐献的资金，又可以依靠政府的补贴，还可以在有一定的业绩和规模的基础上改制为股份制，从而上市。这些做法都是可行的。

在当前，老龄人口的养老、医疗和护理等行业中，筹募资金可以参考国外社会企业的做法。这将有助于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减轻。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企业的发展毕竟是增加就业的新路，这对于化解城乡就业压力是有好处的。养老业、医疗业、护理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工作者，这就拓宽了就业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企业服务工作的发展，社会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和服务工作的精细化，它们还会增加工作人员。可见养老、医疗、保健、护理等行业的就业人员仍有潜力。这包括这些行业的服务范围将随着业务的扩大而扩大。

在中国，社会企业在从事公益事业投资的过程中，有责任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如尊老、敬老、帮老、助老。社区和家庭都能够发挥更好更多的作用，使养老、医疗、保健、护理等服务事业能更健康地发展。社会企业的服务工作如果能够进一步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做到“老有所养”（指老龄人口得到良好的照顾）、“老有所为”（指老龄人口在体力还能支持的条件下发挥余热，认真工作）、“老有所乐”（指老龄人口能得到家庭团聚、亲属团聚、以及文化享受的可能），可以进一步推进家庭和谐、家族和谐、社区和谐、城乡和谐，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就业也将在城乡和谐和社会和谐得以实现。

总之，从人口老龄化本身来说，的确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地细致地分析人口老龄化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或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到，人口老龄化既然已经来临，我们不能消极地看到这一现象，而应寻找有效的对策，变被动为主动，不可错过人口老龄化所提供的机会。

本文正是以人口老龄化为契机进行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革命的并行就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契机之一，它使我国社会进一步懂得提高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迫切性。

本文还探讨了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来临会引发高级人才（包括从事科学技术创新创业研究的专家、学者、熟练工人和技师）的供给不足所带来的问题，主动延期这些高级人才的退休年限，让这些高级人才延长工作年限以促进他们的供给，化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同时还建议鼓励和扶植这些愿意退休的高级人才自主创业，自主经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年轻人如何就业，也是在讨论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从现代就业理论出发，坚持“以就业增加就业”的规律来缓解社会就业问题，这样，就业问题将在经济增长中逐渐解决，从而证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失业人数的不可控制。这里充分反映了“事在人为”的力量。

本文最后部分阐述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加强国民文化修养、道德素质的重要性。社会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即来自社会和谐的红利。要重视文化产业的作用，关注全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尊老、敬老、帮老、助老的深远意义，当“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得以落实的时候，全民道德素质将转化为社会和谐的氛围，人口老龄化将不再成为社会的压力，而会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