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高速增长的机制

一般观点

关于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一般的观点如下。

首先是经过战后复兴时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特殊需求，复兴得以实现。之后日本正式迎来发展的时代，以索尼、本田等为代表的战后新生企业蓬勃发展，勤勉的日本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NHK的节目“项目X——挑战者们”所体现的历史观。

虽然这些方面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冷静观察，就会发现日本的发展过程并非例外情况。

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已经得到开发，发达国家也已经示范了其使用方法，所以只需模仿就好。将来的发展前景也比较容易预测，所以转换产业结构的速度自然很快。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同样实现了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同样的高速增长。

但是就日本来说，还有以下几个因素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高速增长时期是重化工业的时代

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是指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当有利。

第一，技术方面的环境适合1940年体制。当时的前沿领域主要以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为中心。这些领域都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与合作为核心。在这些领域，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奉献更胜于追求个人利益的1940年体制恰恰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在这个时代，联邦德国和苏联拥有与日本同样的经济体制，也都将组织的活动放在优于市场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加速推进了工业化发展。在衡量工业化发展程度的钢铁产量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联赶上了美国（第78页图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在60年代的著述中公开称赞苏联的经济增长，并且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不断增加对苏联经济体制予以肯定的语句。连信奉市场经济的萨缪尔森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的成绩，可见苏联经济当时发展得一帆风顺。这是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顺应了那个重工业时代的需要。

同时苏联在基础科学领域也具备领先世界的实力。当我还是研读工学的大学生时，曾经读过影印版的苏联物理学家关于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领域的著作。

优越的国际环境

第二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日本有利。

当时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属于中等发达的国家。因为工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低廉，日本以低廉的劳动成本为武器，通过大量生产工业产品，占领了发达国家市场。

20世纪6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时，我对美国同学说，“日本汽车的性能正在不断提高，不久就会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曾经引起哄堂大笑。因为那个时代，日本的小型汽车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如果劳动力成本远比日本更低的中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工业化，日本恐怕就不会实现高速增长了吧。

有人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的依赖外需的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出口贸易额在GDP中始终只占15%以下。而当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这个数字依次为韩国42.9%、泰国58.1%、马来西亚73.1%、中国香港167.5%、新加坡138.7%，都是非常高的数值。这表明日本属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依靠外需牵引经济增长的现象只是在21世纪以后，才真正在日本出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日本，个人消费与公共投资的增加导致国内市场迅速扩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设备投资增加，而设备投资增加则诱发新一轮设备投资增加。这种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贸易增加，不过是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实现了规模经济，日本产品竞争力提高的结果而已。

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之一：低利率与资金配给

推动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因就是本书再三强调的1940年体制。正如本书第1章所述，1940年体制在日本经济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1940年体制，日本未必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不过，1940年体制的内容与复兴时期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下对此加以说明。

由于贸易收支实现了持续盈余，1964年3月底，日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以国际收支恶化为由干预汇率”的规定，成为该组织第八条款国。由此，日本废除了外汇配给制度，修订了第1章第3节介绍的外汇及贸易管理制度。曾经给通产省带来无上权限的外汇配给许可权也不复存在了。

制度上的巨大变动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而且外汇配给制度废除以后，建立在人为低利率基础上的资金配给制度仍然存在，也就是通过财政投融资与银行贷款来实现的资金统制。

首先，日本与国外的资本交易仍然受到《外资法》的限制，国内的金融市场与海外的金融市场被切割开来。对民间企业，仍然还是沿用惯例，基本上不允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因此，企业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

除此以外，政府还限制银行利率，人为地保持较低利率（日本实现利率自由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禁止直接融资以及人为低利率造成了对银行资金的过剩需求。正如第1章第3节所述，银行由此掌握了对企业进行资金配给的大权。

负责为产业界提供资金的银行是日本兴业银行等长期信用银行以及三菱银行、三井银行等都市银行。

人们把钱存到银行，都市银行便用这些资金向企业提供贷款。虽然地方银行和信用金库等金融机构也接受个人存款，但由于没有大企业向它们申请贷款，因此只能将资金借给都市银行或者购买长期信用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长期信用银行是指在1940年体制中被例外允许发行债券在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特殊金融机构。长期信用银行便利用此项特权筹集资金为企业提供贷款。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长期信用银行位于民间银行的顶点，接下来依次为都市银行和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这一顺序在后文将要提到的“护送船队方式”中固定下来，大藏省通过对长期信用银行和都市银行进行行政指导，来间接支配它们对民间企业的贷款。

但与经济复兴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此时民间资本已有一定积蓄。因此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对于日本银行的依赖程度日益降低，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也失去了效力。

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之二：财政投融资政策

能够接受人们存款的除了银行还有邮局。在日本，邮政储蓄历史悠久，从明治时代出现邮局时就已经有了。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除了来自邮政储蓄的资金以外，大藏省还利用基本养老金的保险金，由资金运用部来实行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这就是财政投融资（简称财投）计划。

财投在各个领域得到运用。例如完善道路及政府公共住宅等的社会资本（道路公团、住宅公团），为核心产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为生产率较低的小作坊及小微企业提供补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等。

由于财投利率低于一般银行的贷款利率，所以获得财投资金大有好处。

但是政府的一般预算中，除了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利息补贴以外，并没有针对财投的低利率投融资的支出。那么不借助补贴，财投如何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呢？这主要靠以下机制来实现。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采取“护送船队方式”管理，也就是既不让任何金融机构破产，也不允许新的金融机构参入。银行的利润来源于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息差额。按照护送船队方式，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都由政府决定。两种利率之间的差额标准，是按照即使是弱小的地方金融机构也能运营下去的水平决定的。

银行利率不因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不同，这就使得大规模、经营体制完善的银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邮政储蓄和财投由政府管理，无须为超额利润而奔忙。所以其所获得的相当于超额利润部分的盈利就可以用来填补降低利率所造成的损失。这也就是无须补贴，就能提供政策性低利率资金的机制所在。这种机制只有在统制式金融体制下才能实现，是非常巧妙的体系。

财政投融资计划的大部分项目，都不是国会的审议对象。也就是说，大藏省可以自行裁决。政治家们为了使自己的选区或者自己的支持者们能获得更多、更有利的财投资金，经常到主管财投业务的理财局进行陈情。

大藏省是唯一的赢家

从战后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金配给问题，从政府各部局力量对比的斗争史也可以窥豹一斑。

首先可以从日本银行对大藏省的视角来看。日本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日本银行对银行进行窗口限制的效力逐渐减弱，但大藏省对银行的行政指导，也就是间接控制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大藏省获得了胜利。用城山三郎的《小说日本银行》的话来讲，这是大藏省的池田勇人战胜了日本银行的一万田尚登。

再来从通产省对大藏省的视角来看，通产省失去了外汇配给权，而大藏省仍然掌握着财政投融资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大藏省仍旧可以通过金融来实现管控。这一回合仍然是大藏省获胜。

这些与其说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伴随经济形势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变化。

大藏省的权限扩大，在政治方面增强了与大藏省人事关联更多的自民党的实力，特别是出自大藏省的池田勇人所创建的“宏池会”的力量。宏池会先后走出了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宫泽喜一等四位首相，被称作日本政治的“保守本流”。

财政投融资对低生产率部门的支援

财政投融资也被称为“第二预算”，具有补充一般预算的作用。

例如对如果放任不管将会陷入贫困的农户的收入转移，预算方面主要依靠粮管制度保证米价以维持农户的收入，与此同时，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则通过低息贷款来帮助农户。低息贷款用的就是来自财政投融资的资金。

小作坊及小微企业通过国民金融公库提供的贷款维持了生产和经营活动。在民间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由财投出资设立的住宅金融公库提供的住房贷款也帮助许多百姓圆了买房之梦。

20世纪60年代，物价一直持续上涨，特别是大城市的住宅用地价格上涨十分显著。对于能够获得贷款买地盖房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经济环境。并不只有大企业靠土地发了财。许多老百姓也靠买房获得了丰厚的隐性收益。

是谁发明了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这个巧妙的体系是谁发明的？我花费很多精力调查，还是没能找到答案。

邮政储蓄早在明治时代邮政事业初始阶段就已存在，战前这项资金主要由大藏省存款部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加以运用。财投资金通过名为“财投机构”的政府机构用于投融资是战后才开始的。

财政投融资机制不为世间周知，却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道奇路线”后，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不依赖发行国债而维持均衡财政，完全是因为有财政投融资的配套运作才得以实现。

如果没有财政投融资，一般预算中用于完善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共事业费必然增加，很难维持财政均衡。例如在完善和修建道路方面，国家一般预算提供国道的建设费用和对地方道路的补贴费用。但是仅凭这些并不能满足需求，所以还需要建设收费道路。收费道路则依靠财政投融资完成建设。通过这种绝妙的配套组合，日本得以实现了不依赖发行国债的“小政府”。

财政投融资计划由多家财投机构实施，这些机构也成为大藏省职员等公务员的“空降”目的地，退休的官员还可以到这些机构继续任职。“空降”虽然遭到批判，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能否认，为离职的官员准备好去处，可以使人事换代更为顺畅，因此也具有防止老人支配，利于组织新陈代谢的积极一面。

当时，大藏省负责预算的主计局在办公大楼的一层，而负责财投业务的理财局在三层。所以不能编入一般预算，需要财投补贴的项目通常称作“转交三层”。但是因为这其中的判断基准相当暧昧，理财局对从主计局转交过来的情况也比较警惕，以免接手那些一般预算无法处理的不太合理的案件。

大藏省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有局无省”。我也确实感觉到，在大藏省内部的各局之间，很多时候是对立和不信任要多于相互协作的。

后来我调到主计局，还被告诫“重要信息不要告诉外人”，使我非常吃惊。这里所说的“外”并非大藏省以外，而是主计局以外。

《特振法》及其挫败

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长，1940年体制的各种限制规定也被逐渐废除。

1963年，日本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因此不得再以国际收支为由限制进口，也就是必须推行进口自由化。这一年日本的进口自由化比例超过了90%。日本在这一时点实现了商品的贸易自由化。

接下来的课题便是资本的自由化。

在此之前，根据1950年制定的《关于外资的法律》（《外资法》），日本将外资对内直接投资的出资比例限定为50%以下，并且规定“只批准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就业、改善国际收支的投资”，“原则上禁止”外国资本流入日本。

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日本提出的加盟条件是，必须加入《关于资本交易自由化的条约》，推进资本自由化。其内容包括废除《外资法》，取消对外国资本在日本设立子公司或者获得股份的限制。

面对经合组织的要求，日本经济界和部分政府官员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无论是在资本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外国企业都占有绝对优势。如果推行直接投资自由化，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日本，日本企业会立即受制于人，国内汽车生产厂家将会被美国汽车三巨头收购。资本自由化的要求就是‘第二只黑船’⑥”。

在这种充满危机感的背景之下，通产省提出了《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置法》（《特振法》），试图通过企业合并及合作促进规模生产，对抗外资。该法案内容包括，“以钢铁、汽车和石油化学工业为对象，鼓励企业间的合并和重组，调整投资，作为补偿，对其在金融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措施。”

以佐桥滋和川原英之等人为中心的官僚们积极推进了该法案的制定工作。但是在通产省内部，有两派存在，即主张依靠《特振法》积极推动企业重组的“统制派（国内派）”和持相反意见的“自由派（国际派）”。这两派的对立就是城山三郎小说《官僚们的夏天》所描述的主题。

从1963年春到1964年，《特振法》曾经三次被提交到国会，可是以石坂泰三为首的经团联以“官僚统制”为由表示强烈反对。金融界和大藏省也极力反对，最终该法案未完成审批，成为废案。

《特振法》成为废案的1964年，正是我进入大藏省的这一年（本章第2节写到佐桥滋当时在专利厅任职，就是因为那之前有《特振法》成为废案这段经过）。这一年，日本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成为其成员国，同年4月还实现了加盟经合组织。这以后，日本逐渐走上了资本自由化的道路，并没有出现产业界被外资支配的事态。

通产省提出的企业重组法案，在汽车行业以丰田和日产两大公司为中心。如果这个《特振法》得以通过的话，当时尚属新兴势力的本田和马自达可能就没有活路了。

虽然通产省担心受到外资支配，但实际上当时日本的民间企业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实力，可以在国际竞争中一比高下。甚至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政府的限制和干预反而会阻碍民间企业的发展。《特振法》就是对时代的倒行逆施。

于是，民间企业拒绝了政府干预。就民间企业的活力来说，当时要远远好于现在（正如本书第6章第6节将要介绍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变得明目张胆地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而且本书在终章中还会提到，企业对政府的干预也并不反对）。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发现，本书提出的1940年体制观点，与认为“日本在通产省的指挥下，官民协力地追求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日本株式会社论”的观点截然不同。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通产省对民间企业握有强权的时期，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实行外汇配给的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产省对民间企业活动的影响力就减弱了。

金融统制虽然重要，但大藏省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原则上并不像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一样直接干预具体投资案件。当时，政府并不直接对民间企业的活动下达指示。

我后来进入大学工作之后，有很多与英美等国的海外学者就日本经济进行共同研究的机会。我发现，许多外国学者对这一点都存在误解。

“日银特融”挽救了山一证券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股票市场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其中的野村证券、山一证券、大和证券和日兴证券四大证券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

但是，1961年岩户景气结束之后，股票价格开始下跌。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成为导火线，引发了股价大暴跌。

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由此开始恶化。特别是山一证券在1963和1964年出现巨额亏损，陷入经营危机。当时证券公司在销售方式上的不透明性是其经营危机背后的原因之一。

证券公司首先选择成长有望的企业，作为“成长股”推荐给个别的优质投资者。由于得到推荐，购买需求增加，这些股票的价格就会上涨。当推荐企业的股票上涨到一定程度，证券公司又会让投资者将其卖掉，来确保收益。卖掉的股票由该证券公司的分公司经营的投资信托接手，以防止股票价格下跌。

这个机制利用投资信托为大额投资者谋取利益，实质上是欺骗了普通的投资信托购买者。但是，只要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投资信托也能从接手的股票中获得利润，所以投资信托“被利用”的事实，并不一定会被察觉和识破。

实际上，从196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超过1 000日元时开始，投资信托开始迅速增长。受“再见，银行。你好，证券”这句广告语的影响，许多人取出了银行存款，改购投资信托。其结果导致投资信托的规模急速膨胀，被喻为“小池塘里游着大鲸鱼”。

许多购入投资信托的人都以为，投资信托是利润更高、并且与银行存款同样安全的资产。然而，一旦股价暴跌，投资信托也会狂跌，血本无归的事例屡见不鲜。原本以为投资信托是安全资产的投资者，在惊恐之余纷纷解约。投资信托为了向投资者还款，不得不卖出所持有的股票，于是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继续下跌，陷入恶性循环。山一证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危机的。

大藏省在1964年对山一证券实施检查，已经掌握了其经营状况，然而却要求各大报社不要报道相关消息。但是1965年5月，没有参加报道协定的地方报纸对山一证券的经营危机做了独家报道。次日，投资者纷纷到山一证券各支店要求解约退款，引发了挤兑恐慌。

山一证券资金周转陷入危机的5月28日夜里，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和三菱银行行长与日本银行副总裁以及大藏省干部在日本银行冰川宿舍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冰川宿舍是日本银行专门用来商谈机密事项的场所。

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山一证券现在倒闭，将引发股价全面暴跌，会演变成真正的金融危机。为了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必须依靠日本银行特别融资来稳定人心。”所谓日本银行特别融资是指，依照旧日本银行法第25条规定，为了维持金融体系的信用，日本银行对陷入资金不足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援。

但是当时还没有根据该条款进行贷款的前例，所以围绕以何种条件、何种规模提供贷款，以及如果贷款不能收回时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与会者们争执不休。

此时，晚一步来到会场的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做出决断，决定“实施无担保、无上限贷款”。就这样，不仅是针对山一证券，而是以全体证券行业为对象，实施无上限日本银行特别贷款的决定在瞬间做出。

5月28日深夜，田中角荣大藏大臣和日本银行总裁宇佐美洵召开记者会，在会上承诺，“日本银行将无担保、无上限地为证券行业提供其所需资金。”挤兑风波就此平息。山一证券公司在濒临破产的危急关头获救，其后又借助证券市场的恢复，于4年之后的1969年偿还了来自日银特融的所有贷款。

这件事成为展现田中角荣迅速而强势的领导才能的轶事，广为流传。

我对这个措施本身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日银特融的实施是否如日本经济史所普遍认为地那样重要，我存有疑问。

由于特融的救助，经营不善的证券公司没有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证券行业特有的销售方式虽然可能使顾客蒙受损失，却还是没有被废除。山一证券公司虽然获救，但终究还是在1997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虽然日银特融将证券行业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我认为这也使证券行业失去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