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的偏离

为什么达尔文确立进化理论近150年之后，琼斯法官还有必要再次做出裁决呢？对进化理论这种持久猛烈的抵抗（重新包装为自然神学，接着又打扮成创世学，再接着又化身为智慧设计论），从未有人做出过满意的解释。《圣经》的字面意思无法完全解释人们为什么如此讨厌生物复杂性自发形成的观念。毕竟，穆斯林并未坚持地球只有6000岁，当然，他们也发现创造论观点很有说服力。在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大概只有不到20%的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正确的。比方说，土耳其创世论者阿德南·奥克塔（Adnan Oktar，曾用名哈伦·叶海亚）采用设计论观点“证明”真主创造万物。他将设计定义为“不同部件以有序形式和谐地组装在一起，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接着，他指出，鸟类展现出被设计过的证据，它们有着空心的骨骼、强健的肌肉和羽毛，“明显是特定设计的产物”。只可惜，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契合，也是达尔文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俗人士同样经常不愿意接受“复杂器官和组织可以没有计划地自然形成”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达尔文阵营内部发生了一场辩论。论战的一方是化石专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为首的美国主流学派，另一方是行为学专家理查德·道金斯为首的英国主流学派，围绕适应普遍性这一主题，双方展开了一番激烈而残酷的交流。道金斯认为，几乎现代生物的每一种特点，恐怕都受制于对功能的选择，而古尔德认为，很多变化或许出自偶然原因。到了最后，古尔德似乎说服了许多外行人，让他们相信达尔文主义误入歧途了；形式和功能契合的论调说得太流畅、太顺口了；生物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的观点被驳倒了，至少也遭受了重创。在媒体上，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呼之为“相信达尔文理论不成立的强烈愿望”，并以在《卫报》上宣布达尔文主义已死而告终。

可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内，古尔德却打输了这场论战。生物学家在阐释解剖学、生物化学和行为时，采用的主要途径仍然是询问器官是怎么演变而来的。恐龙体格庞大，很可能是“为了”实现稳定的体温，躲避天敌，而夜莺歌唱则可能是为了“吸引”雌性。

这里不是复述那场辩论故事的好地方，故事里有许多曲折和反转（他们扯到过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拱肩，也扯到过重型工程履带车辆跟鸟粪的部分相似）。我在这里提到这个故事，是出于另一个不同的目的：我想把古尔德攻击适应性的动机，跟它在科学界之外大受欢迎这两者分离开来。这是古尔德的卢克莱修式偏离。坚持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古尔德“遵循了杰出思想家立志寻找天钩的悠久传统，结果找到了起重机这个好例子”，又说古尔德对“达尔文危险观念”的反感，“从根本上来自保护或恢复约翰·洛克‘先有设想、自上而下’主张的渴望”。

不管这种阐释公平与否，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都有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蓄意设计的例子，手表也好，政府也好。一些例子甚至根本就来自设计：达尔文很喜欢提到的不同品种的鸽子，从筋斗鸽到扇尾鸽，都是通过“先有设想”的选育繁殖出来的，选育和自然选择一样，但是半蓄意甚或故意为之。达尔文通过养殖鸽子来讲述自然选择的故事，这种做法充满危险，因为他的比喻，实实在在是智慧设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