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权、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目标完成后，他的地位并不巩固，到手的权力随时有可能失去。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蒋介石使出了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固权举措，他狡诡地与群雄较量，明争暗斗，软硬兼施。他一面不动声色，劲气内敛，甚至不惜下野以退为进，或者搬出死人，抬高自己；一面明火执仗，统率几十万大军在中原大地逐鹿厮杀，绞杀对手和异己。
综观蒋介石的固权之术，他或卸磨杀驴，或培植亲信，或炮弹、肉弹、银弹三弹齐发，或威胁恐吓并举，或投靠列强，或举起屠刀杀鸡敬猴……手段令人瞠目结舌，结果使一个个对手落荒而走。结果，蒋介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独裁者。
不动声色，变主动出击为以静制动，劲气内敛被人推上“帅位”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并不是中央委员；但是，在孙中山北上后两年之内，他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不是得力于他的资望和功勋，而是得力于权诈和政治手腕。
起初，蒋介石联络汪精卫、廖仲恺、俄国顾问鲍罗廷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介石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中山’舰事件”，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精卫出国。汪氏既除，蒋又施展手段，将他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
这几招确实灵验，蒋介石终于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是，在北伐问题上，他改变了战略，变主动出击为守株待兔。因为蒋知道，有了一定权力和地位后，再不能引火烧身。于是，他决定坐享其成，被人推上“帅位”。
蒋介石认为，北伐成功与否，与己无干；反正权柄在握，可以随时行施生杀大权。所以只要能够随机应变，就可以灵活处置各种问题。为此，他采取了不动声色的行动策略。蒋介石在权力宝座上处事谨慎，体察别人的忠奸，审时度势，注意拉拢利用各方势力，颇有大将风度。难怪李宗仁称蒋介石“劲气内敛”、“待人狠”，进而感叹道：“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汪精卫被逼出国后，虽然由张静江（即张人杰）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是，实权却掌握在蒋介石之手。处于这种位置，蒋介石自感名不正、言不顺。遇事不急于表态，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当时，李宗仁亲赴广州力促北伐，曾慷慨陈词，洋洋千言。但是，蒋介石却在一边闭目静坐，不发一言。当李宗仁反复陈述北方各军阀的形势，两粤政情、湘军局势以及北伐利害之时，他才冒出一句“你和他们说说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李宗仁先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接着，李宗仁到各处游说，最后还是张静江的一句话：“再去和介石说说看。”
这时，俄国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鲍罗廷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也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是，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在社论中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张静江处境艰难，始终不愿表明自己的态度。军政界老前辈谭延闿、程潜因与湖南唐生智衔恨极深，极力反对援唐北伐。
因此，李宗仁赴穗慷慨陈词，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尽管表面上不露声色，但是他内心却喜出望外。此外，蒋介石还在暗中展开了有力的行动，他派出特使到张作霖、孙传芳军中进行外交攻势，以期远交近攻。
经过巧妙斡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终于正式通过北伐建议，军委会发表时局宣言，决定北伐。不久，蒋介石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最终如愿以偿。
高处不胜寒。蒋介石初登最高权力宝座，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招致各种风险，带来种种危机。为此，他放弃了先前篡权时的主动出击策略，改为“以静制动”。
蒋介石的下一个行动目标是进行北伐，其目的是化解先前分共措施引起的各方不满，进而安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扫除其他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但是，他苦于没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以静待动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不动声色，并不代表无所作为，相反这恰恰是“无为而治”。通过劲气内敛，蒋介石在最高权位上察言观色，了解到各方势力的意图，使自己成为令人敬畏的“领袖”；同时，他还巧妙借助李宗仁的四处游说、斡旋，使中央政治会议正式通过了北伐建议，而自己被人推上“帅位”，达到了固权的目的。
建立嫡系部队，培植亲信，努力增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
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就是组织北伐，提高他作为一个志在统一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的威望。为此，他利用黄埔军校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并把它作为巩固个人在军中地位的一个平台，进而建立起忠于自己的军队。
北伐军成立后，蒋介石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这就是他亲自领导的、由6000名黄埔军校毕业生组建的第一军。在第一军中，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占据优势。
荣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蒋介石更加私心用事，培植亲信。在北伐斡旋过程中，李宗仁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当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他首先听取李宗仁的意见。因为对方是第七军的军长，又是北伐的直接促成者，德高望重，很有影响力。
一日，蒋介石特地去找李宗仁，询问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李宗仁答道：
“钮永键（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攻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李宗仁的话不能说不中肯，理由不能说不充分，从北伐军的作战谋划这一方面来说，钮惕生确实是合适人选。但是蒋介石内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只是不明说而已。听了李宗仁的话，蒋介石沉默片刻，然后说：
“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李宗仁问：“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李宗仁一听，摇了摇头说。
蒋介石坚持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就这样，白崇禧被破格提升为参谋长。蒋介石为何要重用白崇禧呢？究其用意，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有“小诸葛”之称，可以肩负此重任，这为蒋介石所深知。如果这一次逾格提拔，白崇禧将会对他感激不尽，竭诚效力。
第二，以白崇禧与李宗仁、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介石如果能得白崇禧为辅佐，对他来说，对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地掌握北伐的中坚力量。
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将校军官多半是白崇禧的保定军校同学，蒋介石可以利用白崇禧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使他们出力效命疆场。
因此，白崇禧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可事半功倍。蒋介石的用意是，白崇禧既然与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使唤、加以栽培；此外，如果想对各军有所举动，也能以白崇禧之名义指使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白崇禧代自己受过。
蒋介石最初曾经到日本学习军事，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自己。他深刻明了军权的重要性，更清楚建立一支嫡系部队的必要性。因此，建立起忠于自己的军队，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情。蒋介石身兼黄埔军校校长，从一开始就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另一方面，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以后，蒋介石组建北伐军，自然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黄埔系，在军中培植亲信，努力增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
李宗仁、白崇禧都是有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人脉广泛，所以蒋介石把他们做为培植亲信的突破口，委以重任，甚至破格提升。蒋介石的用意的确高明，一般人是很难意识得到的。但是，明白了他维护个人权力与利益、巩固个人权势这一点，我们就能恍然大悟了。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对嫡系人马区别对待，给予充分的信任和优待，其重视、爱护之心甚至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尽管他因此得到了嫡系部队的忠诚，但是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也潜伏着很大危机，那就是国民党部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重大危机和关键时刻，各路人马往往不能同仇敌忾，导致了许多重大失败。这是蒋介石玩弄权术之失。
换帖拜把子，意在拉拢私人关系，让他人为自己卖命
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个心存忠厚，具有妇人之仁的人，可以拉住他为自己效力。因为有这样的心意，北伐军到达长沙时，蒋介石于是就和李宗仁唱了一出“桃园结义”的戏。
由于多次接触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蒋介石和李宗仁逐渐相互视为知己。蒋介石到长沙后，李宗仁时常在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李宗仁去见蒋介石，也不需预先约定。日渐一日，两人更加过从甚密，非同一般了。时机已到，蒋介石便开始实施他的“换帖”计划。
一日，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闲聊。蒋介石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的椅子上，李宗仁坐在蒋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介石忽然亲切地问李：“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说：“37岁。”
蒋说：“我大你4岁，我要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令李宗仁吃惊不小，心想蒋介石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忙推辞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同志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说着，蒋介石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只等时机成熟，拿出来让李宗仁收下。李宗仁赶忙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
蒋介石见他坚决不收，就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很能干……”李宗仁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蒋介石见状抢上两步，硬把自己的兰谱塞入李宗仁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辞别之后，李宗仁拿出蒋介石写的兰谱一看，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之类例有的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处，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蒋介石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让人为他卖命而已。
蒋介石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他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因此，李宗仁虽然不甚高兴，也不便违了一般人情常理。在蒋介石的再三催问下，他只好依样画葫芦，将蒋介石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然后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兰谱后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死，共患难，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完，脸上现出非常愉快的模样。
不管“换帖”的目的与动机如何，从此以后，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北伐后期出现倒蒋运动，反蒋的说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军部来访，络绎不绝。李宗仁力陈拥蒋的理由，甚至连鲍罗廷的“酒叙”攻势，都没能改变他的主张。
原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越来越清晰了。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忽然专柬约请李宗仁小叙，李应约而往。
见面寒暄一番之后，鲍、李便入座上席，边饮边谈。鲍罗廷先是夸赞李宗仁赫赫战功，进而进入正题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汀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的兵。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接着，鲍罗廷说道：“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新军阀走！”
李宗仁看鲍罗廷面色十分严肃，觉察他们有意反蒋，便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李宗仁并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覆灭的故事，然后表示：对这一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后来，鲍罗廷一再劝说，但是都被李宗仁毫不客气地回绝了。就这样，一场辩论以一向不长于辞令的李宗仁胜利而告终，而李宗仁对于蒋介石的耿耿之心溢于言表。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尽管革命理想能够把大家团结到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不息，但是遭遇私交时，当事人往往很难把公私分得特别清楚。蒋介石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非常注意拉拢私人关系，让他人为自己卖命。
换帖拜把子是中国的传统，虽然国民党是新式革命政党，但是蒋介石私底下还是借助这种民族心理认同方式收买了李宗仁。蒋介石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来李宗仁实力雄厚，有广泛的影响力；二来李宗仁心存忠厚，构成不了危险的对手。因此，蒋介石唱了一出换帖拜把子的好戏，彻底拉住了李宗仁，使其为自己效力。
在识人方面，蒋介石的确有独到之处。鲍罗廷劝服李宗仁反蒋，如换他人，也许早就取而代之；但是，李宗仁岿然不动，出现了连鲍罗廷都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李宗仁当时确有民主革命理想，不愿谋求名利地位，但谁又能说他反对倒蒋，没有与蒋结为金兰的感情因素呢？
要求迁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企图独吞革命胜利果实
北洋军阀的垮台和北伐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更加得意洋洋，踌躇满志起来。但是，面对革命胜利果实，他垂涎欲滴，耍尽种种手腕企图独吞。
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且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官僚、政客和流氓头子频繁地出入于他的司令部，随即蒋介石独吞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了。
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打电报给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做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随后，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12月7日，抵达南昌的各委员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会议针对目前的革命形势提出了五项决议，蒋介石都表示同意；但是，在会议中，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蒋介石的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的司令部迁至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是很牵强的，会上被各位委员们质问得理屈辞穷。
12月8日，各委员下庐山径直往武汉去了。12月13日，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十多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之后，蒋介石函电交加，请张静江、谭延闿及还留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就这样，蒋介石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从而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的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统治。
迁都之争，实质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也是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蒋介石的非法活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给予了坚决否决。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强烈谴责蒋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为，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南昌政府，让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武汉报到。
蒋介石却态度蛮横地表示“绝不让步”，接着，他连连发电写信，要求定都南昌，但是武汉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1927年1月，蒋介石急匆匆地亲自从南昌赶到武汉，目的仍想说服众人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谁知这时，邓演达发动了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欢迎”他。在会上，群众纷纷起来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结果，兴致勃勃而来的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几乎下不了台。
蒋介石受到这样的“欢迎”后，恼羞成怒，没过两天来到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话。但是，作为北伐革命的另一领袖邓演达也是一条铮铮的汉子，并不惧怕威胁，丝毫不让步。几天之后，蒋介石怀着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离开了武昌，回江西去了。在中途，他又上了庐山，一起跟他上山的还有张静江和陈果夫。迁都之争，蒋介石以失败而告终了。
迁都之争失败了，但是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是很明显的。通过迁都南昌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进而独吞北伐胜利果实，蒋介石的这步棋的确很高。因为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把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必须使国民政府设在南昌，他才能以军治政。
实际上，蒋介石的迁都计划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他的实力相辅相成。从军事实力来讲，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有1个军。但在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部队。因此，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野心急剧膨胀，而他自觉羽毛已丰、万事俱备，殊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有时候权力并非万能的。
软硬兼施，把革命的强硬派往
自己的船上拉，威逼利诱，不成就杀人了事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迁都南昌。面对蒋介石这一阴谋，邓演达立场坚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了当时反对蒋介石的武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者。
1月26日，邓演达为了劝说被扣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在庐山上，邓演达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介石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提出驱逐鲍罗廷的问题，邓演达当即坚决反对。
两人不欢而散，后来邓演达到南昌时，蒋介石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邓演达差点在这场“兵变”中遭了蒋介石的暗算。
当时，邓演达一行人从牛行车站渡过辛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邓演达是个军事家，一看情形不对，便叫同行的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大家挽着手臂在街上走。
当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当经过县衙门的时候，在昏暗中，他们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
邓演达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就这样，他们顺利回到总司令部，避免了被乱枪打死。当天晚上，邓演达一夜没有合眼，感觉到蒋介石有意要除掉自己了。
第二天一大早，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称自己要立刻离开南昌、返回武汉。道别时邓演达还说，自己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的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择生呢？”
蒋介石如此关心邓演达，是因为他没有要到邓演达的命，便急着向郭沫若要人了。这时候，由于邓演达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很是着急，在南昌没能除掉邓演达之后，蒋介石玩起新的花招，极尽诱惑拉拢之能事，拉邓演达上他自己的船了。
3月17日，蒋介石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昌找邓演达。在谈话中，他们请求邓演达和蒋介石合作，佯装说请邓演达和蒋介石共同领导黄埔同学，完成北伐大业，以不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最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邓演达到南昌就任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为国家大计出谋划策。
但是，邓演达拒绝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蒋介石已下了背叛革命的决心，所谓“合作”和“欢迎”他任总参谋长，不过是妄图消除他对蒋介石的反对，施耍调虎离山的缓兵之计罢了。
果然不出邓演达所料，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上海，最后完成了他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各军阀势力的结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公然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邓演达随即领导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并且准备组织军队对他进行讨伐。
邓演达在武汉一系列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蒋介石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蒋介石心生一计，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
接着，蒋介石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说邓演达将一些企图破坏国民革命的人塞进总政治部，于是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后；然后又公布文件，斥责邓演达倡导实行列宁的工农武装暴动政策。
为了抓住邓演达，蒋介石不惜用重金悬赏，下令捉住邓演达赏大洋30万元。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做结业讲话时，由于叛徒的告密，不幸被捕。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但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严词拒绝了。
1931年11月下旬，广东地方军阀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蒋介石明白，他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把他干掉，那将是放虎归山，将来必定是他的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劲敌。于是趁下野前，也就是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谎称要邓演达移居汤山。把邓演达骗上了车。
就这样，年仅36岁的一代英豪毕竟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远逝而去了。邓演达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噩耗传来，宋庆龄、陈诚等人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要巩固自己已得的权力，必须把对手剪除掉。对此，蒋介石有精湛的认识，并且敢于下手，决不手软。
邓演达是三民主义的奉行者，因此当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背离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时，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很显然，这些举动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力，因此蒋采取了先软后硬的两手策略。然而，邓演达面对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最后使蒋介石动了杀机。
当时，邓演达的确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比如，邓演达被扣押后，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因此，蒋介石首先要把这种人拉上自己的船，为我所用；而不能得逞，那么对方就会成为自己的反对派，最后只能杀人了事了。蒋介石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巩固手中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能柔能硬，软的时候卑躬屈膝，硬的时候不惜背上骂名，根本不顾及什么革命大义。
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寻求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为了叛变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1927年2月15日，蒋介石派戴季陶化装成日本人，与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司长会谈，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自己。接着，蒋介石还公开表示要求英、美帝国主义给予援助。
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纷纷聚集南昌，针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北伐，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企图分化革命战线。
当时，为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牵线搭桥，进行活动的主要人物有：张群，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这次来南昌被蒋委任为总令部参议；黄郛，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多次出任北洋政府重要官职；王正廷，他与各帝国主义都有相当联系。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亲自到南昌说项，他说蒋介石如果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帝国主义就同意增加关税二五附加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反对革命的胆量就更加大起来。于是他接二连三地在南昌发表反共反人民言论。与此同时，又抓紧加快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
早在1926年底，日本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最后，他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中旬，蒋介石秘密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答应以镇压上海工人罢工作为交换条件。3月25日，他亲自到了下关，通过驻下关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同日本人接触。
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本日到达。下午2时顷，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来馆。刚好不久前，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军舰炮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事件”。
杨杰当着全体避难难民的面，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次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杨杰这一席话，其实就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讨好的态度。
下关会面后，蒋介石到了上海，又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去勾结英、美、法、日帝国主义。他表示，经过和平谈判，“以平等待我（蒋介石）”；结果，南京事件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彼此默契下不了了之。
不久，为了讨帝国主义欢心，蒋介石又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至此，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彻底结欢了。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外势力渗透进来，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国内财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支持政治集团，于是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随着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壮大，国内外反动势力都把他当作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蒋介石为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也懂得必须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双方狼狈为奸，勾结到一处。因此，在蒋介石处理各种国内外事务时，我们总能看到他不顾民族利益、违背民意的做法，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与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有时候，蒋介石就是反动势力的利益代言人。
借助这种手段，蒋介石使自己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但是，他是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无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手段多么高超，自己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利益，都掩盖不了他丑恶的嘴脸和险恶的用心。人生短短几十年，当权者赢得了一时的“荣耀”，却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治军无法度，好施私恩，培植骄纵嫡系部队
北伐战争以来，按照惯例，北伐军必须按期发放草鞋。可是，蒋介石却吩咐，他的嫡系第一军每一士兵发两双；结果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平均每人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便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眉头一皱，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办公室后，蒋介石便一顿正经地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
蒋介石往往闻言大怒，顿时骂得对方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蒋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对方拿去向军需处要钱。就这样，这位军官赌博输钱的亏空由北伐军的军费开支，补发了事了。
蒋介石对犯法的军官不仅不加处罚，反而认为对方诚实，给予嘉许。黄埔学生知道蒋介石这一套作风后，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也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彼此之间常常以此夸耀于人。
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蒋介石本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治军、用兵，但是他始终以第一军为主体，这就偏离了基本的统兵之道。
当时，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第一军的装备都比其他军要优厚得多。例如，江西“肃清”后，正值严霜如雪，部队中的南方人，不惯于寒冷气候，大多冻得瑟缩难耐。当后方军毯运到时，蒋介石立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有时，俞飞鹏问说，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员，如何应付？是不是一视同仁？蒋说：“不管，不管，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军长！”
又如在马口之役，参谋长白崇禧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介石和各军长都前往牛行车站进行视察，看到这么多的战利品，一个个都欣慰无比。当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于是，当面请蒋介石将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分给这几个军补充。蒋介石闻言却不置可否，白崇禧误以为总司令已经默许了，于是通知各军前来领取战利品。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看到这种情况，身为主帅的蒋介石，却反而露出满面不愉之色。
虽然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偏爱非常，但是在北伐各战役中，蒋介石所统领的嫡系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这更使人们对他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
何应钦的东路军进入福建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浙闽地区却并不是敌人的主力，福建周荫人的军队原不堪一击。但是，在北路作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也没有赫赫之功。尤其是在南昌战役中，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然于9月21日“失踪”，不知去向。
北伐期间，就战功而言，第一军不仅与四、七两军相距甚很远，而且与二、三、六、八各军也难相等。但是，蒋介石却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结果，更使第一军无所作为了。
在蒋介石的骄纵下，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和作风也非常坏。在王家铺战役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50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根本不听营、连长的指挥也不受约束。每到行军时，随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宿营时四处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强占民房。
蒋介石私心自用，尽管获得了嫡系部队的忠诚。但是革命军上行下效，风气一日比一日坏，反过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偏爱自己的嫡系部队，并在装备等方面给予一定照顾，本在情理之中。但是，蒋介石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后，过分纵容嫡系队伍，遇事不论军法而好施私恩，造成了治军无法度的局面。
蒋介石位居最高统帅，手下学生军一个个以“天子门生”自居，目空一切；乃至对其他中、下级军官也不放在眼里，不屑与所属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这固然实现了与“校长”一条心，不分彼此。但是，蒋介石在收获“忠心”的同时，却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治理，严重弱化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此外，北伐军中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最后也荡然无存，更是军事管理制度的重大纰漏。
我们可以想见，多年以后的大决战中，蒋介石的部队为什么瞬间土崩瓦解，蒋本人的纵容包庇、治军无方早就埋下了祸根。蒋介石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却不能从严治军，最终丢掉了江山，真可谓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稳固根基，进而乱中取胜
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
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夺权较量。
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
矛盾发展，不久就自然深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于长江中下游励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避“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
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咎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咎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
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
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200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于是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有了冯玉祥的支持，蒋介石的底气增加了许多。于是，他开始从全国的乱局中谋划更大的动作，使自己能够保住来之不易的权力，在这场争斗中取胜。
如果说蒋介石以往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那么面对汪精卫、张作霖、冯玉祥等人，他需要做的是击败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稳固自己的权力。
尽管北伐战争早已经打响了，但是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府的出现破坏了蒋介石党内的统治地位，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继承国民党的“正统”，获得名正言顺的中央名号，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展开了“文攻”、“武斗”。
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武汉，蒋介石谋求与奉系的张作霖休战，一度放弃了北伐。此外，蒋介石还拉拢势力雄厚的冯玉祥，让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而在稳固根基的同时，进而乱中取胜。蒋介石想统一全国不假，但是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分化对手，不但保全了自己，还为日后的胜利提供了基础，这种手段是很高明的。
面对群起攻之的时候，
以退为进，以备东山再起
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斗争是生死之战。面对蒋介石的围攻，武汉汪精卫集团采取的对策是：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反共升级，来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1927年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革命武装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正当敌人准备要下毒手之时，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大骂，一面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的错误了。在电报中，汪精卫还表示如有和平统一的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冯玉祥认为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汪精卫对此表示赞同，而蒋介石反倒变得被动了。哪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又爆发了，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原来，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又不甘心对蒋介石俯首称臣。特别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更加水火难融。
1927年春，蒋介石曾施诡计企图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潜侥幸逃往武汉，但是，蒋介石并不罢休，设下圈套把程潜的第六军强行缴械改编。蒋介石这种消灭异己的毒辣手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意识到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无成功的把握；此外，他与与白崇禧私人关系不错，不想无故翻脸。结果，蒋与何的关系开始恶化。
不久，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蒋介石的阴谋，加紧勾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此后，双方在徐州交兵，但是蒋介石战败了。哪知道，愤怒中的蒋介石不问情，又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处决了前线总指挥王天培，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
于是，何应钦与李、白串通一气，寻机对蒋发难。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于是立即以辞职相威胁。
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势力异常庞大。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是，十八罗汉与众小鬼都是蒋记的班底。而陈果夫一直控制中央党部，手下有一帮“小兄弟”专门为蒋介石充当坐探与打手。宋子文和黄郛为蒋介石跑前跑后，不仅同各帝国主义拉关系。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蒋由此控制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第一军的各级军官都是蒋的忠实奴仆。
因此，反蒋势力无论如何争吵，蒋介石都不担心以后的东山再起，他只是想利用这种争吵寻找复职的最好机会。
但是，几个月的执政经验也使蒋介石觉察到，自己的政权支柱还不牢固。他不仅遇到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而且嫡系内部也不统一，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以后的发展，他需要加强对嫡系的控制。
蒋介石下野，事前没有来得及与他的爪牙们打招呼，致使他下野的消息一传出，他的黄埔嫡系分子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而惊愕，纷纷给他写信，有的亲自跑到溪口去找他，请示机宜。
黄埔系一直在蒋介石的羽翼下飞黄腾达，骄气十足。文武之功很少建树，攀高官抢厚禄却冲锋在前，只能听别人赞扬，不能容许他人反对，内部纷争不已。
嫡系部队的这种状况使蒋介石很担心。他“断然”下野，也是想让他的“骄子”们尝试一下喜笑怒骂的滋味，使他们发胀的头脑能够清醒一些，促使他们认识到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跟着蒋介石死心踏地地干到底，服服帖帖地听从蒋的指挥。9月20日，蒋介石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突出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接着，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各派争吵不休的机会去日本一游。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由上海登船前往日本长崎。
权力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
在巩固权力的道路上，蒋介石遭遇到了其他力量的围攻，甚至是公然反抗。这些问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权支柱还不牢固，面临着巨大挑战。具体来说，既有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也有嫡系内部的不统一。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从根本上撼动自己。他既有陈果夫、宋子文等辅佐，也有上海的买办势力的支持，更有嫡系部队效忠自己。所以，当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诸侯与自己分庭抗礼，而自己又无力收拾乱局时，蒋介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面对群起攻之的局面，蒋介石选择了暂时退出政局，以后求得东山再起。这种做法使其他人意识到蒋介石是不可替代的，无形中提升了他的重要性，为他日后复出做好了铺垫。
抓住时机，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挤走强硬对手后实现复职
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蒋介石回国的时机选择得很妙：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剑地进行着较量。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他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
事实上，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9月11日至13日，宁、沪、汉三方代表多次举行谈话会，宁、沪两方联合起来反对汉方。为了打破汪记武汉中央的“正统”名义，宁、沪方提出了四项主张，决定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
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抢先表示赞成孙科的提议，各方代表也附议赞成。经过讨价还价的争吵，产生了32人的特委会，委员名单有：汪精卫、胡汉民、张继、邹鲁等。宁、汉、沪三方面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了，甚至还有在野的蒋介石。
其实，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术。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32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接着又利用特委会把汪派势力排挤出去。
汪精卫自感形势不妙，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9月16日特委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时，汪精卫及汪派要员都拒绝参加。
9月21日，不甘心失败的汪精卫返回武汉，与唐生智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
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汪精卫又极力拉拢住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在广州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与巨资回国，以图东山再起，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结果，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
李济深11月18日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
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
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
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战，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扇风点火。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看到这种情形，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地飞到了上海。
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
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宁、粤斗争爆发。回到上海的蒋介石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让各方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出手，这样就能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有了这一打算，蒋介石就开始行动了。
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战略大手笔。通过这一举动，他要消灭那些比自己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由最初加入特别委员会，到最后双方反目，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但是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待价而沽，坐收渔利。后来，汪精卫受到多方攻击，急忙找蒋介石密商对策，并抢先请蒋介石复职。接着，各方势力都争先恐后地促蒋复职。蒋介石重新登上权力宝座，把特委会搬掉了。
由此可见，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力，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因此，“乱中取胜”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当然，制造乱局的目的是为了分化各方的力量，在瓦解对方的同时，使自己抓住问题的关键、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卸磨杀驴，巧施连环计，驱逐汪精卫、赶走胡汉民
蒋介石对待他人的一贯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一旦完成了这一目标，汪精卫与胡汉民就成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所以，蒋介石巧施连环计把二人击败了。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结果，汪精卫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广州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预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如果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力袒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誓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拉拉打打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1928年1月9日，蒋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2月2日到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并作出了四项决议：《整理各地党务案》、《中央党部改组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巩固了既有的权力。
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蒋介石深谙此道，时刻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决定下一步行动的策略。打倒特别委员会以后，汪精卫、胡汉民浮上水面，成为蒋介石巩固权力的绊脚石，于是蒋某人干脆卸磨杀驴，巧施连环计驱逐汪精卫、赶走胡汉民。
对于这种卑劣行径，蒋介石本人不是不知道，而且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让人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良心何在。但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贪欲、巩固来之不易的地位，他接二连三地玩弄政治把戏。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全面篡改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全“统一”了国民党，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权斗争的胜利。
以政治利益划分敌友，以政治利益决定自己的取舍，这是蒋介石玩弄权术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始终遵循这一规则，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使自己的权力逐渐扩大、得到保全，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得手。
整顿内部，杀鸡儆猴，给反对自己的人敲警钟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以后，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南京政府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是，对蒋介石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设法把国民党各派势力纠合起来，听从他的指挥。为了驾驭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新军阀，整顿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可谓煞费苦心，最后决定先从整治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
惩治何应钦，重整第一军，是蒋介石整治嫡系部队的第一着棋。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不听从指挥，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他非常清楚，想要统率新军阀的各派势力与奉张集团争夺北中国，完成北伐大业，就必须先把嫡系部队牢牢地控制住。
1928年2月9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就悄然前往徐州前线。首先，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入壁夺符的办法，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撤销何应钦总指挥职务，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警卫部队。
这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从徐州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大舅子）、中央执委书记李仲公及何成浚、贺耀组、陈调元等赴徐州开会，唯独不召何应钦前去。蒋介石向李、王二人讲明撤销何应钦职务的原因：
一是他曾与白崇禧联合逼他下野。
二是他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
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经指挥不了黄埔系的言论。
“所以，我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蒋介石的用意是要通过李、王二人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有离经叛道的行为。同时，还宣布调何应钦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样的处置，蒋介石既削了何应钦的实权，也留有了余地。
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后，蒋介石又以军纪弛废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并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三个纵队，分别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三路纵队总指挥。
但是，蒋介石还不能完全踢开何应钦，在狠打之余又予以轻拉：“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何应钦深怀惊惧，羞愤难当，于是告假二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又亲往上海慰抚，然后何应钦才到总司令部就任参谋长之职。
何应钦从此失宠，蒋介石也没有履行“请他回来统率第一军”的诺言。打下北京之后，只给他以“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训练总监部总监”之类无实权的职务。蒋介石杀鸡儆猴的办法，给反对过他的人敲了警钟。
蒋介石把嫡系部队看作自己的命根子，因此在装备、待遇方面给予了优厚的条件。但是，在治理方面，蒋介石也绝不会手软，一方面他要保证牢固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杀一儆百，给反对自己的人以威慑。
这种宽严相济、刚柔并举的做法并不鲜见，但是蒋介石玩起来要更成熟，可谓滴水不漏。他先采用汉高祖刘邦入壁夺符的办法，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撤销何应钦总指挥职务，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警卫部队，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通过既成事实使自己掌握了主动权；接着，蒋介石又对王伯群、李仲公、何成浚等大员阐明利害；最后，对何应钦在狠打之余又予以轻拉。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蒋介石权术手段的高妙、心思的缜密、执行的到位。更重要的是，在抓好何应钦这一典型的同时，蒋介石还实现了由点到面的威慑效果，即通过杀鸡儆猴的办法给其他人敲响了警钟。
进行内部政治分化、收买，使各派势力听从自己的指挥
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蒋介石在整治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后，又腾出手来收拾其他派系的军队。
李济深既拥蒋，又与蒋有矛盾。但是，这时他为了重整广东，主要还是拥蒋。而蒋介石对他则暗中防范，表面上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不与他为难。
李济深与黄绍竑联合，把缪培南的第四军打得无处藏身。起初，蒋介石曾资助李济深30万元军费；后来，见李济深穷追不舍，想彻底消灭而后快，蒋介石又张开双臂，把第四军保护起来。李济深对此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此时，蒋介石为了向北方发展，暂时与李济深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并任命他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就这样，蒋介石把李济深的势力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
在国民党内，程潜的湘军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也是有影响力的派别，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异己应当搞掉。
程潜曾经与桂系联合反对唐生智，而后得到了湖南；他本想有所作为，但是处于桂系与谭系的牵制之中，日子并不好过。而桂系联程倒唐后实力大增，它占有两湖地区，收编了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的主力。刚刚复职的蒋介石根基尚不稳固，因此无力对桂系动手。但是蒋介石发现桂系与程潜之间的矛盾正在发展，于是，决定利用桂系整垮程潜，以换取桂系出兵参加北伐战争。
在国民党中，程潜在1922年时就是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的陆军部长，他的资历是李宗仁无法相比的。桂系如不搞垮程潜，他们自然不会得到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的领导权，所以他们一直寻机行事。而程潜自恃“老资格”不肯对李、白低三下四，不满之情见于形色。
1928年5月19日，程潜接到李宗仁的通告，与白崇禧一起由长沙赴武汉开会。这时李宗仁摸清了蒋介石对待程、桂两系的不同态度后，便设计要搞垮程潜，以搬掉他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路上的一块石头。到武汉后，白崇禧为了麻痹程潜，托辞赴河南访问冯玉祥，离开武汉北上。
5月21日，程潜来到武汉，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李宗仁扣押。第三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在蒋介石的把持下作出决议，免除程潜所兼各职，撤销湘鄂临时政委会，着令程潜听候查办。
桂系依靠蒋介石倒程成功，李宗仁便宣布就任第四集团总司令职，并决定由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部北上，参加国民党军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这样，蒋介石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实现了他与桂系的合作。
这样一来，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而又没有进入蒋介石阵营的只有冯玉祥和阎锡山了。
蒋介石心里明白，为了争权，他和冯、阎之间避免不了要进行一场较量。然而，在北伐奉系张作霖时，冯玉祥、阎锡山都是蒋介石队伍中的主力，为了在与奉张集团作战时让他们多出力，这时蒋介石主要还是采取笼络的策略。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电邀冯、阎前来开军事会议，但是，冯、阎只派代表参加，而没有亲往。2月16日，蒋介石竟然亲自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了他的西北军。
18日，蒋介石在郑州以封建行帮的方式，与冯玉祥换兰谱，盟誓结拜。这样，二人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了。
为了让冯、阎在战场上多出力，蒋介石又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蒋介石还委任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
蒋把权力分给他人，只是权宜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打败奉系张作霖之后，他就要把施舍出去的权力再收回来。各实力派的首领对蒋介石玩的这套把戏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们暂时不动声色，而是将计就计，先利用蒋给予的权力，在向北进军中尽量扩展实力，足足地捞上一把。等到战争结束，由于实力增强，蒋介石对他们也奈何不得。因此，各派军阀都顺从了蒋介石的安排，乐意共同向北进军。
蒋介石与国民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他善于利用各派系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采取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之皈依自己。当时，蒋介石的最大目标是北伐奉张集团，因此他充分运用手中权力对各派军阀进行内部政治分化、收买，使各派势力听从自己的指挥，完成了向北进军的组织准备。
蒋介石向他人“施舍”部分权力是有严格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服从蒋的指挥，为攻打奉张集团出力。蒋介石的安排可谓机关算尽，他实际上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对各实力派也都分给他们一份权力；同时，又防止各方权力过大，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
李济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人物，大家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在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关系中，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左右逢源，把每个人都治得服服帖帖，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这离不开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厚黑的权术智慧。
打击对手，反共榨民，投靠帝国主义，以讨取欢心
1928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好转：工农红军已经建立起来，开展了农村土地革命，开创了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海陆丰、鄂东等根据地；在中心城市，党的秘密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领导工人、学生、商人、青年等群众革命运动，与农村斗争紧密配合，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发展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扼杀中国革命运动，是国民党各派反动势力的共同要求，他们都把反共作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论功请赏的砝码。对蒋介石来说，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需要通过反共打击对手、获取政治利益。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1928年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国民党新军阀根据这项反革命议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查封所有的工会和群团组织。对工农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乡”、“围剿”。
同时，为了增加经济实力，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除了不断增捐加税外，又连续发行公债，使广大群众的负担难以忍受。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蒋介石却奴颜婢膝。
1928年2月间，英国公使兰普森与总税务司易纨访问广州，受到极隆重的接待。3月间，李济深与香港总督金永泰互相访问。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易纨在上海顺利进行了关税谈判。2月5日，法国公使马泰尔访问南京。2月25日，美国公使马慕瑞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上海秘密谈判。
各帝国主义首先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解决“宁案”，来试探蒋介石投靠的诚意，作为与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所谓宁案，是指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刚刚占领南京之时，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竟出动兵舰，向革命军寻衅，无端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二千多人的大惨案。当时，南京军民奋起反抗，给帝国主义主暴行以回击。事后，美、英、日等五国，反诬北伐军挑起事端，向武汉革命政府提出“惩凶、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
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本应由中国人民向美英等帝国主义清算。但是，此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又把当年的无理要求提到蒋介石面前。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3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竟然替帝国主义的罪行进行辩护，说南京事件是由于“共产党的煽动”，造成了“流氓劫掠友邦领馆”。大肆诬蔑南京军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
按照蒋介石定下的基调，南京政府表示愿意承担事件的责任，负责赔偿“损失”。蒋介石对南京惨案的处理，使英、美帝国主义从此坚信蒋介石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代理人。
蒋介石为了战胜奉张，当上全中国的最主要统治者，急需得到西方的支持，这决定了他必然奉行对帝国主义采取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于是，蒋介石更加向帝国主义摇头摆尾了。
自古以来，一些争权夺位者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甚至投靠国外敌对势力，这是一种毫无廉耻的卑劣行径。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除了在国民党内部打击各个对手、进行北伐外，还在全国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谋取所谓的政治利益。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声势，他更投靠帝国主义，乞求援助，实行起更为露骨的反动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稳固权力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能够一时得逞，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卑劣行径把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恐怕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的。一得一失，提醒我们“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
假辞职以收各方挽留之效，增高身价逼迫各方表态，统一军权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中国结束军政，开始进入训政的和平时期。”
但是，谁也想不到国民党在宣布中国“统一”之时，“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却于6月9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2日，他又宣布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接着，中央党部常委丁维芬申请辞职，海军司令杨树庄提出辞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电请蒋介石批准他辞职赴欧洲留学。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冯系的薛笃弼也提出辞职。
在这股辞职风中，6月11日冯玉祥也自河南新乡发出电报，表示愿与蒋介石一同辞职。紧接着，阎锡山在北京却忽然“病”了，请假三日之后，又连告续假，移居北海的养心斋“养病”。
人们不禁要问，造成此番情景的原因何在呢？原来蒋介石刮的是欲进则退的“政治风”，阎锡山与冯玉祥得的是消极反抗的“政治病”。
事实上，蒋介石玩弄的辞职只是他巩固自己已有权力和地位的一个伎俩，其用心从他的辞职通电中可以看出来。在电文中，蒋介石的用意很明白：按规定，他的法定任期将到，如果恋栈不去，那么众人就会不服。所以他主动“出击”，乘北方各项工作纷乱紧张之时提请辞职，逼迫各方不得不来挽留他，这样他就可以增高身价，变被动为主动。
此外，“北伐”“大业”已经完成，蒋介石要把全国的军权都收归己有，但是，他估计各地的实力派肯定不会轻意交出军权。还有就是，蒋介石对各派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暗中搞了不少政治交易，在新军阀的各派之间积累的矛盾实在太多，难以解决。因此，他必须以辞职相威胁，逼迫各派表态，交出军权，服归统一的中央领导。
对蒋介石的政治伎俩，阎、冯等人都看得明白、心里清楚，于是纷纷效法，用辞职怠工来与之相对抗。但是，这时的中国局势是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只有蒋介石的力量在众人之上；蒋介石一辞职，各派军阀立即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在国民党内挽留蒋介石之风接踵而起。
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出挽留的通电。
阎锡山、白崇禧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
李宗仁在武汉吁请蒋介石留职。
何应钦从南京向广州发电报，请李济深出面挽留蒋介石，李济深立即响应。
……
可是，挽留的呼声越高，蒋介石的辞意似乎越坚决。6月14日，他向南京政府请假一周，带着宋美龄及众多随从，畅游金山寺，又顺江而下到达上海，接着又转道返回奉化省亲，表现了一种少有的闲情逸致。
结果，蒋介石越“无意”于一切职位，各派军阀和国民党的要员们越是慌了神。大家平时你争我夺，这时都更担心蒋介石一走，局势更乱，各人的既得权势和地盘在“无秩序”中失去。于是，举国上下挽留蒋介石的通电满天飞，前往游说的人络绎不绝，蒋介石的身价一下子又增加了几倍。
时候到了，经过一番扭捏之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介石感到自己玩弄的假辞职已达到了真目的，于是在6月17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北伐”结束以后，南京政府对外宣布“统一”全国。蒋介石的皇帝梦实现了，然而他并没有直接乘势而上，享受胜利的喜悦。相反，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玩起了辞职下野的伎俩。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采取退一步的做法是蒋介石玩权的杰出智慧。但是，他的这些退让之举并不是真“走”，而是据此抬高自己，获取更大的权力。蒋介石对当时全国的形势有深刻的认识，即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只有蒋介石鹤立鸡群。如果蒋介石一辞职，大家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就会重新洗牌，这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大家都一致挽留蒋介石。
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反其道而行之，在大家的恳求声中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这实在是伪君子的作为，政治权力争夺中虚伪的表现。
利用遗训亡灵，君临各军阀之上，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身份慑服众人
1928年，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了平津地区。北京换旗之后，发生了一场首都所在地的争论。
阎、冯等北方派手下的文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迁都北京。他们的理由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又邻近上海，腐败萎靡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的首都。凡是在此建都的朝代，都很兴旺发达，建都北京理所当然。
江南蒋派御用文人则大谈南京是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的遗训不能违背，因此首都所在地不能变。一时间，南北政客和御用文人，引经据典，舞文弄墨，各执其说。
实质上，这场争论又是国民党各派系的权力之争。阎、冯等北方派，主张建都北京，是因为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便于插足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可是，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买办势力，也得到了美、英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地理上与上海一水相连的南京，是蒋介石的命根子，他当然要抱着石头城誓死不放了。
由于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于是他下令把北京改称北平，然后搬出孙中山生前定都南京的遗训压服北方派，结果阎、冯的文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首都之争只是北方军阀孤立蒋介石的一个迹象，蒋介石感到最难办也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北伐奉张后，各实力派更加强大，要削夺他们的兵权，恐怕他们不服。如处理不当，让实力派抓住把柄，起兵反抗，他就更招架不了了。
怎样才能使众人听从他的摆布呢？刚刚利用孙中山遗训压服北方派的定都之争给了蒋介石启发，于是他又再一次乞求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随即，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发出通知，决定在北平举行四总司令祭灵盛典。接着，他召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各集团总司令、总指挥，都到北平参加盛典。这一招果然灵验，那些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谁都不敢怠慢，先后都来到北平。
6月26日，蒋介石偕同吴稚晖、张静江、陈布雷等多人，从南京出发，乘军舰逆流而上，28日到汉口，然后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同赴北平。30日，张静江返回南京，蒋介石、李宗仁等一行沿京汉线北上。7月1日到达郑州，蒋介石特地与冯玉祥会面，并作密谈。接着，他又邀请冯玉祥一同北上，但是，冯玉祥推托有事，不愿与他同行，答应晚些时候赴北平。
7月3日，蒋介石、李宗仁到达北平。蒋介石夫妇立刻住进了西山碧云寺，作出孝子守灵之态。7月6日，冯玉祥也赶到了北平。
为了使自己真正在众人眼中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又几番发电报邀请已经被他逼得出国的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祭礼。为了讨好宋庆龄，他和宋美龄亲自到火车站迎接。7月6日，在碧云寺正式举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整个碧云寺布置得庄严肃穆。上午8时20分，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读祭文。
祭文中所说“总理亲承提命殷殷，寄以非常之任”等语，显然是在告诉众人，我蒋某是授命于先总理，是孙中山当然的继承人，你们是不能相比的。蒋介石这是借助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企图以死人压活人，要夺他们的兵权，君临各军阀之上。
读罢祭文，开棺盖，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蒋介石一见孙中山先生遗容，顿时扶棺失声痛哭。冯玉祥上前相扶。他哭得更厉害了。不料这时后边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精心设计的这场祭灵哭棺，是为了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便于慑服众人。这样一来，通过祭灵大典，蒋介石这位北伐军的第一集团军司令，就名正言顺地以“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地位自居，凌驾于众军阀之上了。
中国古代奉行王道，一个政权的建立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必须从“上天”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后继者要想一展宏图，必须把自己打造成继承人的角色，才能赢得大家的拥戴。所谓“名正言顺”、“出师有名”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对此十分明了。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各派军阀眼里，这是一块金字招牌，因此蒋介石非常注重以此维护、巩固自己的权力，从而压制其他势力。
蒋介石举行祭灵盛典，是在自身地位不很稳固时采取的一场心理战术。我们看到，蒋介石夺权、固权的手段各种各样，利用遗训亡灵达到称霸固权的目的，可谓一大“绝招”。通过这次思想动员工作，蒋介石封住了大家的口，自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集大权于一身了。由此可见，他巩固权力的手法实在令人冷惧。
借编遣之名，削弱异己，壮大自己的实力
1928年，张学良继承父业后，宣布东北换旗，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1928年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北平开会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
在会上，蒋介石提出：战争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以节省国库开支。蒋介石建议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约请冯、阎、李、白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随后，蒋介石马上就提出了一个《军事善后意见书》，进一步说明整编军队的重要意义。蒋介石想削藩，但是却不敢赤裸裸地干。于是，他与心腹吴稚晖、宋子文等人密谋，编造裁兵的理由。
大家商议之后认为，以节约开支搞建设为旗号提倡裁兵最妥当。这样既可避免有削夺异己的兵权之嫌，也有贯彻民生主义的美名，使他人没有反对的余地，于是乎蒋介石才有了前面所说编遣裁兵之说。
由于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冯、阎、李、白等人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无法公开反对，但各自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拿编遣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自己的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同时，冯、阎、李、白也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早就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早想借机改变局势。
国家已经“统一”，编遣裁军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尽管各军阀各有各的打算，但在裁军这一点谁也不敢明言反对，于是，各总司令在北平期间都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高唱团结统一。其实他们的用意都是一个：自己是正统，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可以主宰中国全局，应在裁兵中做主席。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邀请各个总司令去南京，目的是要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压服军事领袖接受裁兵，然后召开编遣会议以实现他的计划。这样，国民党的分赃争吵就由北平转到了南京。
结果，五中全会没有达到统一人心的目的，相反更加深了国民党各派之间的裂痕，蒋介石的削藩之策遭到激烈的反对。地方实力派受到了《军事整理案》的裁兵威胁，各种调子总是唱不到一起去。各派头目怨气冲天，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于8月15日发表了一项空喊统一的宣言而草草收场。
会后，各中央委员几乎对全会都采取了消极态度。蒋介石首先称病，进了上海医院。其他众委员也多在沪、杭观山玩水，吃喝嬉耍，以消除他们心中的烦闷。冯玉祥与众不同，他返回河南，又到开封、潼关、西安巡视。
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蒋介石、胡汉民的操纵下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规定了编遣会议的职权范围，并明确规定编遣事务限6个月完成。
鉴于情况紧急，于是各派首领又急急赶回了南京，首先为裁留标准问题展开紧张和秘密的活动。这时，蒋介石早已想好了办法：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在北平时，他已摸到了冯玉祥的打算，认为可以利用冯去对付晋系与桂系。于是，他“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南京郊区的汤山温泉洗浴，借闲谈之名鼓动冯玉祥去争夺平、粤、沪、汉四个地方。在闲谈之中，蒋介石又假意尊重冯玉祥，几次敦请他首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与方案来。
结果，冯玉祥经不住蒋介石的诱惑，把他的主张全盘托出，提到了预备会议讨论。12月26日开预备会，冯玉祥提出了他的方案：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8个师。冯的方案一提出，立即成了各派攻击的目标。
各实力派的首领由反对蒋介石转而反对冯玉祥。蒋介石反而成了中间人物。于是，桂系极力拉拢晋系，挑动阎、冯对立，商讨对抗冯玉祥的方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借机多次派人密访阎锡山，并由何应钦出面，数次邀请阎赴蒋宅共同进餐与密商。蒋介石对阎锡山显得格外亲热，他向阎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与冯案一起讨论。阎锡山明白，蒋介石这是要利用自己提出他的方案。
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利害之后，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6—8个师。其余6—8个师由中央处理。这个方案含蓄地表达了蒋介石的意思。
当阎锡山把方案交给蒋介石时，他高兴地接受了，于是，蒋介石决定利用阎的方案压冯的方案，以此达到了开预备会的目的，因此，他决定由编遣会议转入正式会议。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玉祥、阎锡山两个方案同时提出讨论。他不表态，任各派去争吵攻讦。蒋介石在各派争吵中，采取了会下拉、会上逼的方法，让大家就这两个方案表态。
各派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会议开了近1个月，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多数人还是赞同阎锡山的提案。
最后，蒋介石组织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程序大纲》规定：
（一）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
（二）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编遣与委任；
（三）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干部与任免军官。
这实际上就等于削夺了各实力派的大权。
到此，阎、冯、李等人才忽然醒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又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并要设法抑制编遣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各实力派的首领沉默不语，消极对抗。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实力派就范，便也顺水推舟，同意暂时不编遣。阎锡山进一步提议休会，编遣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蒋介石只好宣布休会，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结果，吵吵闹闹的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到了1929年1月25日才告收场。
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军队，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出了精兵简政以节省国库开支的建议。但是，冯、阎、李、白等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而来，所以大家与蒋介石展开了明争暗斗。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不乏削藩的先例。北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杯酒释兵权”，巧妙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蒋介石也想完成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收编，但是他却不敢赤裸裸地干。因为对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双方的实力即便有差距也难分伯仲。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军队是自己的命根子。谁有兵，谁就有权，谁的兵多，谁的权力就大。蒋介石曾一度要把他施舍给冯、阎、桂的权力收回来，他要先从削弱他们的兵权入手。但是，实力派的首领一旦失去了军队，也就失去了相互竞争、向蒋介石挑战的能力。如果激怒了各实力派，联合起来造反，蒋介石明白自己到时也难以招架。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要开动脑筋、步步为营，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了。这次削藩是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争斗的集中较量。削弱异己是固权的必然，为此，蒋介石或明或暗，采取多种手段，打击异己，壮大自己，以实力固权扩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是如何玩弄权术伎俩的。
军权不稳，就借重党权以固权位，使国民党成为自己的工具
蒋介石扶持陈立夫为首领的CC系，借以控制党权。在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的过程中，蒋介石依靠、指挥他这支基本队伍，开始了一系列扫除、打击反对派的活动。
蒋介石与陈果夫掌握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在整理各地党部时，派去建立党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CC系分子。在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时，凡不是拥蒋分子，便以“共产党嫌疑”之名不给登记。凡愿跟随蒋介石爪牙的分子，不问其是否有党籍或被开除党籍者，均授意他们到指定地点去登记。蒋介石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国民党变为清一色的拥蒋派。
为了操纵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第一八七次常务会通过代表产生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出席三大的代表不用选举办法产生，而一律采取圈定与指派的方式。
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强烈不满。1929年3月14日，在改组派的组织策动下，南京市召开了讨论出席三大代表问题的会议，声势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蒋派分子闻讯后混进会场，竟大打出手，随后蒋介石派来的打手队也冲进会场，抛砖飞石，抢夺文件，打落中山遗像，多人受伤，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当时，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桂系已经与蒋介石闹翻，正酝酿大战一场。蒋介石派人诱劝躲在上海的李宗仁赴宁，对方不肯上当，潜回广西。白崇禧从北平电告南京，请求辞职。李济深本无意到南京开会，但是蒋介石特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邀请，他才姗姗来迟……国民党正面临一场更大的分裂。
虽然出现这样严重的不正常情况，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召开三大。他说：“全国代表大会实在是再不能延期了，如果再延期，不独本党的基础将要动摇，本党的生命也将要断绝……”
何至于如此严重？原因是，反蒋派的反抗活动迅速扩大，再拖下去必将危害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这时，各实力派的军心不稳，桂系与蒋系已在调兵遣将，摆好了阵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只有充分地利用这暂短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期，迅速把最高的党权抓到手，才能接着用中央的名义去镇压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与胡汉民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大开幕。大会宣布了两个反动内容：
（一）大会的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会议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苏联诬为“赤色帝国主义”；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北伐革命的对象。
（二）大会不仅宣布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执监委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而且对真诚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也分别予以开除或停止党籍的处分。
在会议上如邓演达、彭泽如、路友于、徐谦、陈其瑗等人，却受到开除党籍的惩处。相反，公然分裂国民党而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却由大会作出决议，宣称：“因反共而开除党籍的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沈定一等11人先行恢复党籍。”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已荡然无存。
3月21日，大会通过一项所谓《奖慰蒋中正同志案》，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在国民党三大之前，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中，从未称蒋介石是全党领袖。这次会议是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由此，国民党三大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工具。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在蒋介石这里，它只是获取和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而已。国民党召开的三大完全在蒋介石的操作之下，因此，完全成为他维护个人政治利益的玩偶。
事实上，蒋介石对争夺党权是很有经验的。早在1926年5月，他就制造过《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借机窃取了一部分党权。1927年4月他提出“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并从他控制的地区把共产党员全部驱逐出国民党。国民党三大上，他又故伎重演，提出了《整理各地党部案》，不过，他这次打击的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是以达到夺取国民党全部党权为目的。
诸葛亮曾经解说“兵”字的含义，说它大有文章。“兵”不仅包括具有肉体身的兵，风云雷电、大地草木都可以成为军事统帅手中的兵。蒋介石在权术方面可谓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在他眼里，所有能够用来巩固和维护个人权力的组织、个人都被拿来使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反对势力决不相让，绞杀对手时，炮弹、银弹、肉弹三弹齐发
面对各种反对势力，蒋介石从不手软，在绞杀对手时，他的手段也是全方位、多准备，炮弹、银弹和肉弹齐发。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内矛盾远未解决，反蒋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和冯玉祥手中的军队加起来，仍有近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寝食不安。这时改组派串联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堕落到处进行反蒋宣传，给蒋介石的中央造成很大的威胁。
1930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战争，是从蒋、阎的争吵开始的。
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后，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回旋于各势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阎锡山虽多次充当蒋的帮凶，绞杀其他派系，但是，蒋介石还是不能容忍晋系保存实力，占据北中国，威胁他的政权和分享权力。
于是乎，蒋介石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要轮到阎锡山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财政、军事方面压缩阎锡山的战略空间。结果，阎锡山在各派系争夺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在反蒋、拥蒋这两条道路上面临着抉择。
1930年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虽然是个手续问题，却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不愿再沉默，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黩武，造成党的分裂，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
蒋介石得讯后，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反唇相讥，与之喋喋不休的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论战。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亲近起来。这时，冯玉祥被困建安村。他观察形势，认为蒋、阎总有一天要闹翻，于是吸引阎锡山与自己合作对抗蒋介石。果然，阎锡山前往建安村，用极“诚恳”的态度劝冯回到陕西，并提供了50万元军饷，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回到潼关，于3月11日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桂系，极力推崇阎、冯领导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泽5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组成联合阵线反蒋。叛冯附蒋的冯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以及韩复榘等，也致电声明服从冯玉祥的指挥。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接着，蒋、冯、阎之战开始了。由于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因此又称中原大战。
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皆指向了南京。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军下达讨伐令。
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典礼上，他表示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5月11日，河南、山东同时展开了大战。
战争初期，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到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后来，蒋介石接连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并针对阎、冯之间矛盾，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
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山。8月15日，蒋军占领了济南。8月21日，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
为了瓦解西北军，他特命南京政府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结果，火车车厢、汽车，布置成了流动酒店，其中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久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一个劲地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退战，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发动了总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是，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结果连连向陕西退却。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也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后来，汪精卫来到北平，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开始了紧张的活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实现了大联合。
但是，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更致命的威胁是，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入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从北平逃到太原。至此，形势发展对蒋介石越来越有利了。
蒋介石要保住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当其冲的是必须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武力威胁。于是，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为维护本集团的私利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起初，蒋介石采用文攻的方式与各方势力展开了斗争，但是谁也不服气，只能以武力解决，于是有了“中原大战”。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权力争夺手段是包罗万象的，而军事是夺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核心，所谓“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以“战”固权的过程中，蒋介石也不忘记采用多手策略，为自己获取胜利这一根本目标服务。蒋介石抓住了阎、冯之间的矛盾，制定了“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有效保证了最后的胜利。
在疯狂的军事打击下，阎锡山领导的晋军连连败退，军事上彻底失败。而对冯玉详的西北军，蒋介石没有直接军事进攻，而是抓住了对方士兵“待遇低，生活苦”的事实，采取了瓦解措施。中西大餐、烟具、赌具、上海舞女、妓女、金钱……在这些腐化的生活面前，早已不耐其苦的西北军彻底放弃了抵抗。就这样，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逐渐走向胜利。
煞费苦心，联合其他势力，一旦得手就斩尽杀绝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的中央与反蒋派的实力几乎势均力敌。因此，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谁能首先争取到张学良的支持，便会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蒋介石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张学良却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入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固，参加内战甚至会引起内部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
但是，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各派代表先后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哪里，蒋介石的人也跟到哪里。这不奏效，于是任命张学良为副总指挥，不久，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戊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
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蒋介石曾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意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这使得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9月18日，张学良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反蒋联军。至此，这位少帅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从而换取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
接着，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邵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
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他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同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进行飞机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绛县、汾阳一带驻扎。至此，阎、冯的军事实力已经瓦解殆尽。
接着，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自己则收编西北军。11月4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结果，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
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久后，终于彻底失败了。至此，蒋介石在巩固个人权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可否认，蒋介石在新军阀中拔得头筹，在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等方面超过他人。但是面对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联合阵线，蒋介石想要轻松获得胜利并非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实力雄厚的张学良带领东北军虎视眈眈，成为影响双方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蒋介石与阎、冯各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使自己稳操胜券。但是，双方在具体行动过程中运用的力量、花费的心思却不一样，显示出了彼此的权术高低。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一面许诺，一面收买东北军高级将领；而阎、冯等部却缺乏诚意。结果，张学良投靠了蒋介石。
一旦拥有了制胜的筹码，蒋介石就大动干戈，彻底剿灭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蒋介石在用权方面的惟利是图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有用心，神化孙中山，实为树立自己
蒋介石掌握了中央大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大搞神化孙中山的活动，借以抬高自己，巩固地位。
国民党在建立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时期，为了保守组织秘密，规定加入组织的人要宣誓对孙中山个人尽忠。这样相传下来，国民党成员一致尊崇中山先生为本党的最高领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为了以实际行动进行悼念，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逢星期一的早晨，各级党部要做总理纪念周，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当时，这一做法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践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纪念周的形式却沿袭下来。不过，狡猾的蒋介石纪念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向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检讨缺点这一项变成了“老子”对“逆子”的训话。凡是蒋介石认为碍于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纪念周上大骂一通，就这样，纪念周变成了他推行个人专制的工具。
后来，国民党又把做纪念周的形式，推广至一切会议上去。国民党内的各派系都热衷于搞这种形式，但是，在神化和借用孙中山先生的威望、抬高自己方面，蒋介石要“技”高一筹。
在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蒋介石把神化孙中山的活动推到高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举行奉安大典，即把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碧云寺移回南京中山陵安葬。
国民党中央出于自己政治的需要，曾经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决定，1929年1月10日为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随后召开的中常会又决定，将奉安定于孙中山先生逝世4周年（1929年3月12日）时举行。紧接着，蒋介石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其中包括：安葬日期纪念办法、全国举行安葬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等等。2月，国民党中央196次常委会又决定改期在6月1日举行。
为安葬作准备，南京大兴土木。为修中山陵拨专款50万元。修建了迎榇大道和辅助马路。对南京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由著名的风水先生反复测量，选定穴位，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靠陵，以合帝王之象。工程浩大不必细说，奉安大殿的设计别具一格。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造陵时还修筑了许多别墅，供国民党要员们居住，并以此表示他们对已故总理的“忠诚”。
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派出迎榇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孙科等前往北平，筹备移灵盛典。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榇专列，专列到达北平后，停在前门车站。
北平的移灵仪式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5月25日午夜，灵柩在30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到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柩运上专列。4时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专列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以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点，灵车抵达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南京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一步一礼地将灵柩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灵柩经过中山大道和20余座牌楼，送往中山陵。沿途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上午10时15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经过一整套的礼仪程序，于正午12时，在第六次鸣101响的礼炮声中，完成了全部安葬仪式。
这次安葬，全国动员。除国内上下一致参加纪念活动外，南京政府特邀请了18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各种纪念书刊大量发行，足足热闹了1个多月。在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蒋介石为了增强这次宣传的效果，特请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但拒绝参与蒋介石安排的其他活动。奉安之后，宋庆龄居住上海，与蒋介石政权保持泾渭分明。这使蒋介石的欺骗宣传减色不少。
蒋介石是一个真方卖假药的老手，他用来骗人的一个妙方，就是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真传弟子，是无可非议的接班人，蒋介石多次利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的崇高威望，掀起神化孙中山的浪潮，把孙中山抬到上帝的高度，甚至把孙中山言论当作圣经去叨念。
搞奉安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大事，蒋介石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那就上借安葬遗体之机，别有用心地大搞对孙中山的神化，显出他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在商业活动中，有人发死人财，赚得钵满盆满；而蒋介石在政治上也非常善于计算，精于谋划，他利用“奉安”极大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获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他的这一套手法，在中国政坛史上，也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举动。
笼络利用帮会，使其为自己服务，维护统治地位
蒋介石早年就和帮会关系密切，深切了解笼络帮会首领是联络帮会、利用帮会、控制帮会的关键。为此，他通过种种手段与帮会“闻人”结成深交，利用帮会为其所用。
为了笼络帮会首领，蒋介石善于利用各种时机，尤其利用婚丧喜庆向社会影响巨大的帮会“闻人”表示“敬意”和“深情”。
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浦东高桥举行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蒋介石不仅派参军杨虎代表自己到现场祝词，而且以“主席”名义送上另一幅祝词，此外还以“总司令”名义亲笔为杜氏家祠题了“孝思不匮”四个大字的金匾。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党国要人”及各界巨头纷纷向杜月笙致贺。杜月笙极度炫耀，大讲排场，典礼规模之宏伟，耗资之惊人，为民国以来所罕见。
这时，正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阀大混战刚取胜，并已开始“围剿”红军之际，蒋介石对杜月笙如此优礼，主要是为了换取杜月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与帮助。
黄金荣是上海滩的另一黑帮头子，他曾经退还过蒋介石签上的门生帖子，但是，蒋介石并不以为忤，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仍把黄金荣作为帮会的老前辈而“以礼相待”。
在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委任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授予勋章。黄金荣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送上了亲笔题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的石碑。黄金荣奉如至宝，立于大厅右边的六角亭上，并以此将新建的大厅题名为“四教厅”。从此以后，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1936年，黄金荣过60岁生日时，蒋介石给他送来了2万元寿礼。在宴会上，黄金荣不无炫耀地当众宣称，他准备把这2万元寿礼用于在杭州为青帮祖师爷建立家庙，结果，全堂拍手拥护。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70岁生日，蒋介石先派了他的次子纬国前去拜寿，三天后，又亲临黄家花园，当面向黄金荣跪下磕头如泥，这使黄金荣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表演，是为了显示自己身居显位而不忘尊师孝祖。但是，他更主要的是让自己的亲信和部属依样画葫芦，效忠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笼络黄金荣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利用黄金荣和各地帮会力量的关系和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947年8月30日，杜月笙60岁生日时，蒋介石派专机送上了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蒋介石此时最希望杜月笙为他内战出钱出力。当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杜月笙立即响应，亲自花几百万元，一架接一架地购买美国飞机，而且有一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向政府捐献了整整一中队飞机。
蒋介石早年就参加帮会，深知帮会具有组织上的封建性、政治上的盲目性、行动上的冒险性。而帮会的这些特点正是可以被他利用作为反革命工具的基本条件。
早在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就派遣他属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联络青红帮捣毁九江、安庆等地由左派主持的党部和工会，拉开了反革命政变的序幕。随即，他又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命令东征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从武汉东下，辅助杨虎进行长江中下游的“下层工作”，杨虎到上海后，立即与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拉上关系。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联络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同时大力组织青红帮流氓，不惜用60万款子收买青红帮充当打手。蒋介石不仅利用帮会流氓充当打手，并且利用帮会头领制造反共舆论。4月12日，以青红帮打手出面闹事，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4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署名在各报上发表“真电”叫嚷反共灭共，为蒋介石张目。
蒋介石一方面要利用帮会势力维护其统治，同时又担心帮会内部集结力量，担心它们秘密活动的传统方式，危害其统治地位。为了防止帮会势力形成全国性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蒋介石对帮会又是采取了两面政策，既利用又限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断然拒绝帮会建立全国性组织，以防止在政治上对帮会“失控”，1927年上半年，当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头目准备正式成立“中华共进会”时，蒋介石也不予支持。结果，各方面已准备就绪，而蒋介石却不批准其正式成立，黄、杜、张的计划只得付诸东流。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又与杜月笙合作，成立了一个所谓“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这是一支以帮会成员为基础的武装力量，蒋介石虽然批准了这支武装，但是，明确规定，其前提是由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加以控制。这样一来，杜月笙的领导地位有名无实。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深深感到帮会的势力不好对付；当时川、陕、云、贵等省洪门势力也很普遍。为了控制青洪帮，免得它们被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利用，于是，他又指示戴笠“要用软的手段把青洪帮控制起来，免得动摇后方。”
戴笠奉令后，立即与杜月笙商量，于1940年前后，组织了“中华人民动员委员会”作为青洪帮的联合组织，把全国青洪帮头头都邀请来担任委员，把次要头头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的名义笼络起来，从而也就控制了青洪帮。
旧中国的帮会在组织上具有传统的封建性，帮内实行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等级制；首领在帮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至具有生杀予夺之特权；帮内全体成员都要绝对服从和尊敬领袖。因此，帮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蒋介石早年就参加帮会，深知帮会的运作流程和组织特点。于是，他身体力行，与帮会首领往来密切，注意收复人心；同时利用对方的力量为自己巩固权力服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比如，在暗杀政治对手、屠杀革命人士方面，蒋介石就利用帮会的黑社会特点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此外，蒋介石也非常懂得帮会一旦失控，就很难掌握，所以他极力把帮会的势力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使其为我服务，而不是成为绊脚石。从蒋介石对帮会势力的一边利用和一边控制，可见蒋的权术手腕之高超，玩权经验之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