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它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经由2000多年来历朝著名的历史学家精心编撰而成，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合集，全套书共3259卷，约4000万字，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
1952年，毛泽东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开始系统地阅读。从此时起，直到他逝世，在这漫长的24年间里，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十五史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做了大量的批注。
其他九史，如《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辽史》、《金史》和《元史》，虽然正文没有评点，但都已经通读，并且有些内容在其他史书中相应的位置上也有评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曾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毛泽东这样说，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每一部史书，基本上都是由新封建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一般不去写，也不敢写。
第二，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即对皇帝或父亲的罪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
第三，史书中的内容，也多写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刻意歪曲，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第四，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占了很多，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帝本纪》里，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不可否认，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毛泽东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对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则点明：“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当然，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要完全用某一种固定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所作的诸多批注，往往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强调理论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也注重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史还注意联系现实。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实践家在读书。他不但想了解历史，还把它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想从对历史的了解上来变革现实。毛泽东评《二十四史》，是怀着让人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目的，对于许多事件的分析，对各种人物行为、言论的评价，不仅自己受益，也使其他干部从中获得教益。
比如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时候，中国最根本的现实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十四史》上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在读《张鲁传》时写的长达1300余字的评语中，却联系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
另外，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还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卷98《马周传》卷末的“赞”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乎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认为马周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继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于是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从以上介绍可知，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是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重联系现实去品读的，这样不仅客观，而且能够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所做批注总体来说比较妥帖，体现了优秀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此本《毛泽东品读二十四史》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辑录了毛泽东品读的原文，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品读记录；第二部分是对毛泽东品读的精华分析，为更深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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