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 1608年—1674年，英国著名政论家、诗人，新闻自由思想奠基人之一。
● 论出版自由
（1644年）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
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此节柏拉图书中本早有规定。但要想对家家户户的古琴、提琴、吉它逐一进行检查，此事确乎非动用20个以上检查官莫办；这些乐器当然都不能任其随便絮叨，而只准道其所应道。但是那些寝室之内低吟着的绵绵软语般的小调恋歌又应由谁去制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也都不应漏掉；还有坊间出售的种种装有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由谁去禁绝？20个检查官敷用吗？村里面自也不应乏人光顾，好去查询一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宣讲了些什么，再则都市中每个乐师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也都属在查之例，因为这些便是一般人的《理想乡》与蒙特梅耶……脱离现实世界而遁入到那些碍难施行的“大西岛”或“乌托邦”式的政体中去，决不会对我们的现状有所补益；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无可逃避的环境中，更聪明地去进行立法。
言论自由之利
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活鲜，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论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像一个强有力者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凛然。我觉得，我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翮，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诓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怪不已；而众鸟的这种恶毒的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2.威廉·皮特
威廉·皮特 1708年—1778年，英国政治家、演讲家，毕业于牛津大学，辉格党人。
● 论无权向北美征税
（1766年1月14日）
我认为这个王国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同是，我断言这个王国在管辖及立法诸方面对殖民地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殖民地人民是这个王国的臣民，他们同诸位一样享有天赋人权和英国人特有的权利；他们同样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样承担这个自由国家的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北美人是英国的亲生儿，不是私生子。征税不属于管辖权和立法权范围。纳税只是下院的自愿赠予。在立法上，英国的三个等级都有其权利；但国王和贵族议员认可一项课税，只是法律形式所需。是否赠予只能由下院作出决定。
在古代，王室、贵族、教会都拥有地产。贵族与教会向国王纳贡。他们缴纳的是属于自己的财产。现在，由于美洲的发现及其他种种原因，土地已归平民所有。教会的地产极其有限（上帝保佑！）。贵族的地产与平民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下院代表了土地拥有者平民，而后者实际上代表了全体居民。因此，当我们在下院决定贡纳和赠予，我们所贡纳和赠予的是自己的财产。但是，如果我们向北美征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下院议员，向陛下进贡”……但进贡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财产？不是！“我们向陛下进贡北美平民的财产！”这种说法荒谬绝伦！
区分立法权和征税权对维护自由极为必要。国王、贵族和平民享有同等的立法权。但如果征税只是立法权中简单的一部分，那么，国王和贵族也就与诸位一样享有征税权。一旦这项原则获得有力的支持，他们就会要求取得并行使这种权利了。
有些人持有一种观点，认为议院实质上代表了殖民地。我倒很想知道，谁在这里代表了北美人民。这个王国有哪一个郡，哪一位议员代表了他们？如果真是如此，但愿上帝大大增加这些有身份的代表的数目！或者，诸位能否转告北美人民，某市镇的代表正在为他们说话，而该市镇却又可能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代表？这便是宪法中的所谓腐朽之处。它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如果它不消亡，就必须删除。认为下院实质上已代表北美的想法，是迄今为止进入人脑之中的最可鄙的想法，不值得一驳。
北美平民在当地各州州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一直享有自己的法规所赋予的纳税权。如果没有这一权利，他们早已沦为奴隶了。与此同时，作为拥有最高管辖权和立法权的英国，始终以王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在贸易、航海和产业等方面的限制，来约束各个殖民地，惟独不能未经他们的同意去掏他们的口袋。
许多先生被指控在北美孕育暴乱。他们针对这项令人不快的法案，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而这种自由竟然成了他们的罪行。令人遗憾的是，我听到下院也要给言论自由定罪。但这种恶意中伤吓不倒我。任何人都不应当害怕行使自由的权利。我需要这种自由。那些对自由加以诽谤的人也许得到过好处，但他们应该悬崖勒马。他们说什么北美人民顽固不化，几乎已卷入了公开的暴乱。我庆幸北美已经在进行抗争。当300万人民感到对自由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即将俯首为奴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使对方屈服的最合适的力量。
3.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 1729年—1797年，英国著名政论家
● 论与北美的和解
（1775年1月23日）
我的观点与其说是赞成诉诸武力，不如说是同意采用精明的管理方式；为了要在一种对我们看来是有益的从属关系中保护一个人数众多、积极主动、日益发展、生气勃勃的民族，我们不仅应当把武力看作令人憎恨的工具，而且应当视为软弱无效的手段。
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武力的作用只能是短暂的。这也许能暂时压制一下，但避免不了需要再次进行镇压；而对一个需要不断征服的民族是无法统治的。
其次，我的异议在于使用武力的不确定性。恐怖并非总是可以通过武力来达到的；而武装力量也不总是意味着胜利。如果你不能获得成功，那你也就黔驴技穷，再也使不出别的什么良策了；因为，如果和解失败了，武力手段依然存在；可是，倘若武力无法取胜，那么和解的希望就不复存在了。亲善有时可以带来权力和权威；但是，在穷兵黩武并遭到失败后，就决不可能通过乞求而得到权力和权威了。
再次，我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是，你们为了拥有北美所作的努力而伤害了北美。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非就是你们想重新恢复的事业，因为它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原有的价值，遭受了损害和消耗殆尽。惟有完整无损的北美才能遂人心意。我不愿消耗北美的力量而同时又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消耗的正是英国的力量。
最后，我们在统治各个殖民地的过程中，尚未有过那种赞成以武力作为统治方式的任何经验。这些殖民地之所以得到了发展并带给我们利益，一向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先生，这些就是我对那种未经检验过的武力方法持有不同看法的理由。许多绅士似乎已深深地被这种采用武力方法的观点所迷住，尽管我对这些绅士们在其他各个方面所持的观点怀有崇高的敬意。
可是，除了北美的人口和商业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因素，它促使我形成了关于管理北美应奉行何种政策的观点——我是指北美人的性格与特征。在北美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是最显著的特征。
各殖民地的人民都是英国人的后裔。英格兰珍惜自己的自由；我希望，它仍然尊重这种自由。当这种酷爱自由的性格压倒一切的时候，许多殖民者离开了英国而移居他乡；当他们想摆脱你们控制的时候，他们就具有这种追求自由的倾向。因此，他们不仅献身于自由，而且是依照英国人的理想和原则献身于自由的。如同其他纯抽象事物一样，抽象的自由是无法找到的。自由根植于某种明智的目标之中，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形成了某种特别喜爱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就成为他们获得幸福的标准。先生，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历来是围绕征税问题展开的。而在古代各城邦，绝大多数斗争主要是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选举权问题，或者是指向国家各个等级之间力量对比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钱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迫切的。但英国的情况就不同了。精悍的笔力和雄辩的谈锋无不针对税款问题，这些伟大的精神既能充分发挥作用，又深受其害。
我并不想对这种精神做过分的夸奖，也不想对产生这一精神的道德原因加以赞扬。或许，北美人若拥有一种较为平静和随和的自由精神，将更能为我们所接受。或许，自由思想是值得向往的，但应同我们这种专横的、无限制的权势相和解。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殖民地人民能够为我们所说服，即他们在我们（作为他们处于永久性少数民族地位的监护人）的托管之下，他们的自由较之由他们自己所掌握的任何一部分自由都会安全得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精神是否值得赞扬或应受到指责。那么，以上帝的名义，我们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呢？
我的观点是，在不考虑我们不论是出于权利而做出让步，或者出于行善而予以承认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允许殖民地人民具有宪法所赋予的权益，并且，要在议会公告上刊登这种承诺，使他们获得如同事情天性将能给予的那种强有力的保证。
至于讲到殖民地对英国的税收、贸易或帝国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不论是对其中一个方面还是对所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对北美在不列颠宪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充满信心。我所以支持殖民地，因为这是一种亲密的情感，它产生于相同的姓氏，同源的血缘，相似的利益以及公民在法律上所拥有的平等的监护权。这些就是纽带。虽然它们像空气一样轻盈，却也像铁链一样坚强。殖民地应该永远怀有那种同你们的政府连接在一起的公民权思想，他们将同你们紧密连在一起，天下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他们的效忠。可是，你们应该懂得，政府是一回事，而他们的特权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无需相互依存；黏合剂已脱落；凝固力已松懈；一切都在迅速地衰败和解体。只要你们有智慧使我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成为自由的殿堂，成为奉献给我们共同信仰的神圣的殿堂，那么，在上帝选定的种族和英格兰儿子们朝拜自由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将转向你们。他们的人数越增加，你们的朋友就越多。他们愈是炽烈地爱自由，就愈会变得顺从。
我深信，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现在，让我为和平的殿堂铺下第一块基石。我提请诸位注意：大英帝国所属北美殖民地和种植园共有14个相互分离的政府；该地的自由居民已超过200万，而且还在增加；它们还没有获得向英国议会选派议员或市镇代表以代表自己的自由特权。
4.让·保罗·马拉
让·保罗·马拉 1743年—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
● 辩护辞
（1793年4月24日）
下面我要谈一下控告状。这份控告状是由立法委员会提出的，而委员会委员几乎全部是我的死敌，全部是派系成员。控告状的起草如此欠考虑，以至从字面上看，就具有愚昧无知、弄虚作假、疯狂残暴等特点。一眼即可看出，控告状明显充斥着自相矛盾，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它同借以为据的“控告决定”格格不入。因为控告状并没有提及由雅各宾派起草并经过我签署的通告——这构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然而，导致做出“控告决定”的恰恰是这份通告。
我在指出这份控告状如何荒谬而没有根据的时候，很为委员会感到害臊。由于雅各宾派的通告包蕴着真正的共和派观点，由于我的“山岳派”同仁几乎都在上面签了名，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所起诉的主要罪状，而被迫采取权宜之计。他们将多月来湮没在案宗尘埃中的、我的一些作品翻捡出来加以引证，并且愚蠢地对我的其他一些作品重新加以谴责——该议题曾经列入议事日程而国民公会拒绝进行讨论，正如我下面所要证明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来证明控告状是非法的。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它依据的完全是我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写进我的作品发表之前，几乎全部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阐述过。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是对我在议会中一直未能予以阐释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揭露阴谋，撕下卖国贼的假面具，并提出有效措施。“制宪法案”第5条第7款明文规定：“国民代表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因他们在执行其代表职责的过程中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搜查、控告和审讯。”
因此，“控告状”是无效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根本大法。国家宪法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废除。它所以无效，还在于它侵犯了属于人民代表的最神圣的权利。
我充分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不包括阴谋反对国家，肇事损害自由的权益，侵犯公民权利或危害公众安全；但是，它一定允许公民怀着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和为促成自由胜利的神圣目的而说话、写作和办事。这项权利是国民代表的职责本身所固有的。没有这项权利，忠诚之士就不可能保卫祖国及他们自己，就不可能防止卖国贼的压迫和奴役。
制宪议会中的爱国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代表不受侵犯和不受攻击，有必要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同暴君进行斗争和完成革命，因此，他们早在成立国民公会之前，就急切地在1789年6月23日通过了著名法令，使这项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深切地感到，这项权利是每一项公职所固有的，因而将它扩展到每一个司法机构，每一个行动机构，乃至结合在公民大会中的全体公民。
没有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还能在反对阴险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时维持一时半刻吗？没有它，在一个腐败的议院里，无限眷恋祖国的少数代表如何能揭穿力图压制祖国或给祖国戴上桎梏的卖国贼的假面具？
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少数远见卓识、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如何能挫败一大帮阴谋家的诡计？人们可以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来判断这一点。如果一帮政客能够用伪造的借口攻击我，把我逐出国民公会，拉我上法庭，把我监禁起来，置我于死地，那么，明天，他们就能用其他借口攻击罗伯斯比尔，丹东，科洛·德布瓦，帕尼斯，兰代，卡米耶，大卫，奥杜安，莱盖利，莫尔，迪皮伊，雅武盖，格拉内，以及其他各位勇敢无畏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他们将会用恐怖手段来遏制其他人。他们将篡夺国家统治权。他们将把迪穆里埃，科布尔，克莱费伊，把他们的同谋凑到一起。他们就会得到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亡命者”的支持，就会在一个要割断所有著名爱国者咽喉的国王手中重新建立专制国家，他们就会用国家财富来资助上等人。所以，因我的政治观点而控诉我也是对全体国民代表的攻击。我并不怀疑，随着爱国的委员们的归来，公会很快就会感到其危险的后果和不祥的结局，并且将会为它竟然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控告状而感到羞愧。它很快就会急于予以废除，因为这份控告状破坏了公众的自由。
控告状的荒谬不仅在于它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全部自由，攻击了国民代表；更在于委员会违反了一切原则，把国民公会变成了一个刑事法庭。因为这个委员会促使公会恬不知耻地宣布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判决，以致没有对任何一份案卷进行预审，甚至没有问一问这些作品是不是我写的，就裁定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扶植一种威胁人民主权的势力，使国民公会蒙受耻辱，煽动解散公会等等。
但显得难以置信的是，委员会竟不顾礼节，不知羞愧，毫不留情地降死刑于我头上；他们还引证刑法条款，宣判我死刑。我不怀疑这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多少政客一直苦恼于未能囚我于监狱，压制我的声音，限制我的笔头？那个凶残的拉卡兹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他不就像迪穆里埃和科布尔要求吉伦特派那样，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公会剥夺我的公民权吗？控告状只是一份不得不执行的、真正的“交付宣判的裁决”。
最后，还应指出控告状是一纸捏造的谎言。它指控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指控我要设立“国家元首”，还指控我侮辱并要解散公会等等。只要读一下我的作品就会得到相反的证明。我要求连贯地披读受到指责的那些部分。因为了解一位作家的思想，不是通过挂一漏万和断章取义，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判断它们的含义。
如果读了之后还留有疑惑，我将在这里现场释疑。
5.乔治·拜伦
乔治·拜伦 1788年—1824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唐璜》等。
● 反对通过惩治机器破坏者法案
（1812年2月27日）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多头的妖魔”……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的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但在这个时候，即成千成百陷入迷途而又惨遭不幸的同胞正在极端困苦与饥饿中挣扎的时候，你们那种远施于国外的仁慈，看来现在应该推及国内了。……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你们现有的法典中处死刑的条文还不够多么？……你们打算怎样实施这个新法案？你们能够把全郡都关到监狱里去么？你们是否要在每块土地上都装上绞刑架，像挂上稻草人那样绞死活人？既然你们一定要贯彻这项措施，你们是否准备十个人中必杀一个？是否要宣布该郡处于戒严状态，把周围各地都弄得人烟稀少满目疮痍？……这些措施，对饥饿待毙走投无路的人民来说，又算得什么？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吗？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而看来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惟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从命吗？
6.大卫·劳伊德·乔治
大卫·劳伊德·乔治 1863年—1945年，英国政治家。
● 辩驳“一张废纸”
（1914年9月2日）
在座诸位没有人会比我更不情愿、更反感地看到我们被卷入一场大战的前景了，在我的一生政治生涯中，我一直抱着上述的态度。没有人会比我更坚信，我们不可能既不使我国荣誉受到损害，又避免这场战争的发生。我完全看得清楚，一个国家只要卷入战争，就必然要乞灵于荣誉这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不少罪行都是在荣誉的名义下犯的。现在就有些犯罪活动正在进行。然而，国家的荣誉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任何国家无视这个现实，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为什么这场战争牵涉到我国的荣誉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承担着光荣的责任，要保卫一个弱小邻国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这国家很弱小，不可能强迫我们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人因债权人太穷，无力强迫他还债，便拒绝清偿债务，此人便是一个卑鄙的恶棍。
我们签订过一项保卫比利时的光荣条约，但是在条约上签字的不仅是我们。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不履行他们应守的条约义务？有人提出说我国引用这项条约纯粹是借口，指我们施诡计、耍手腕，有意掩饰我们对更为文明发达的国家的妒忌心，而我们企图摧毁这个国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在1870年的行动。当时我们也曾呼吁法国的普鲁士遵守这项条约。
那时比利时的最大威胁来自法国而不是德国。我们要求德、法两个交战大国同时声明他们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俾斯麦怎样回答呢？他说，既然有生效的条约，向普鲁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便是多此一举。法国也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在布鲁塞尔市政府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份著名文件中，比利时人民对我们干预此事表达了感谢。1870年，法国军队在比利时国境受到普鲁士炮火的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突围的出路。惟一的办法是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进入比利时国境。但当时法国人情愿灭亡与屈辱，也不愿破坏条约。当时法国皇帝和将军们以及成千上万英勇的法国人宁愿被俘，也不愿国家声誉受损。在撕毁条约有利于法国的时候，法国没有这样做。但今天，撕毁条约有利于德国，德国却这样做了。
她以一种侮慢的态度公开承认这一点，她说条约只是在有利于你时才对你有约束力。德国首相说，条约不就是一张废纸？你们身上带有五镑的纸币吗？带有印刷精美的小张一镑纸币吗？要是有的话，烧了它吧。还不是几张废纸！它们是用什么造成的？残片碎布罢了！可是它们的价值几何？等于不列颠帝国的全部信誉啊！几张废纸！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和几张废纸打交道。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商业突然停顿下来，机器停止了运转。为什么？因为商业机构是由股票来推动运转的。我也见过一些股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上面乱涂乱画、斑斑点点、肮脏不堪。但是这些废纸却开动了载满千万吨珍贵货物的巨大海轮，往返航行于世界各地。这些废纸后面的动力是商人的信誉。
条约是代表国际政治家信誉的钱币。德国商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一样有着同样诚实正直的名誉。但是如果德国钱币贬值到和她的政治家的信誉一样的水平，那么从上海到瓦尔帕莱索，再也没有一个商人会对德国商人的签字看上一眼了。这就是所谓一张废纸的理论。这就是伯恩哈迪公开宣扬的理论，条约只在于有利一国时才有其约束力。这关系到一切公共法律的根本问题。这样走下去，就直通野蛮时代了。正如你嫌地球的磁极妨碍了一艘德国巡洋舰，便把它拿开一样，各个海洋的航行就会变得危险、因难，甚至不可能。如果在这次战争中，这种主张占上风，整个文明世界的运行便要土崩瓦解。我们正在跟野蛮作战。只有一个办法能扭转这种情况：如果有哪些国家说他们只在条约对他们有利时才守约，我们就不得不使局势变得只有守约才对他们有利。……
7.罗素
罗素 1872年—1970年，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
● 辩“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1927年3月6日）
主席对大家说了，今晚我要论辩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首先，也许应该搞清楚，人们所说的“基督教徒”这个词是什么义主。现在，许多人用起它来是很不确切的。有人以为基督教徒只是指那些想过高尚生活的人。照这样说来，我想各种宗教，各种教派中都有基督教徒了，但是我看这不是这个词的本意，最大的理由是，这样说言外之意就是说凡不是基督教徒的人——一切佛教徒、儒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都不想过高尚的生活。我说的基督教徒并不就是想按自己的看法过清白生活的人。我想你有权利自称为基督教徒，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具体信仰。今天，基督教徒这个名词远不如圣奥古斯丁时代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时代那样含义单纯明确。当年，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您接受一整套严谨精确地制定的信条，而且全心全意，刚毅坚定地信仰这些信条的一词一句。
·什么是基督教徒
现在的情况并不完全那样。我们理解基督教这个词的含义就要稍稍含混一些。不过，我认为有两条是每个自命为基督教徒的人都不可不具备的。第一是教义性的，就是你必须信仰上帝和永生。你如果并不信仰这两点，我看你就不能很适当地自称为基督教徒。其次，再进一步，顾名思义，你必须对基督有某种的信仰。举例来说，回教徒也信奉上帝和永生，然而他们决不自称为基督教徒。我认为你至少要相信基督即使不是神明，至少也是人类中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如果对于基督不能信仰到这个程度，你就根本没有权利自命为基督教徒。当然，你在惠特克编的年鉴上，在地理书上还会看到另一种意义，这些书把世界人口划分为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拜物教徒等等；而根据这一意义，我们就都成了基督教徒。地理书籍把我们都算进去了，但这纯粹是地理学的含义，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这些。综上所述，我认为要说清楚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阐述。首先，我必须说明我为什么不信仰上帝和永生，其次，说明我为什么认为基督并不是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人，尽管我承认基督的道德还是十分高尚的。
如果不是由于非宗教信仰者过去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对基督教这个词采用这样灵活的定义。正像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悠远的过去，这个词的定义要严谨确切得多。比如，其中也包括信仰地狱的存在。直到不久以前，信仰地狱中有永远的烈火，还有基督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家知道，由于英国枢密院的决策，这一条才被取消了，而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还曾对此持有异议。但是在我们国家里，国会法令可以左右我们的宗教，因此枢密院才能够无视两位大主教大人，使基督教徒不再需要信仰地狱了。既然如此，我便不必硬说基督教徒必须相信地狱的存在了。
·上帝的存在
谈到上帝存在的问题，这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严肃问题，我要是面面俱到地加以论述，我会把你们留在这儿直到天国来临，因此，我只得讲得简短扼要些，尚请各位鉴谅。大家当然都知道，天主教会把上帝的存在可以用不言而喻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作为教条而规定下来。这是多少有些荒唐的，然而却是他们规定的教条之一。他们只好采用这一教条，因为自由思想家一度采用了这样的习惯，说是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论点，仅仅理智就可以用这些论点来使人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当然，天主教徒从信仰出发，却知道上帝确实是存在的。这些论点和理由长篇累牍地提了出来，因此，天主教会感到再也不能任其发展了。于是他们规定上帝的存在可以用不言而喻的理由来证明，并且提出他们认为可资佐证的论点。当然，这样的论点是不会少的，我只选择几点谈谈。
·最初起因的论点
也许最简单易懂的就是最初起因的论点（据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万物都有起因，你一步一步地追本溯源，最后就会发现一个最初起因，我们就给这个最初起因以上帝的名称）。我看这个论点在今天完全无足轻重，因为首先今天所讲的起因，同当年所指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哲学家和科学界人士已经对于起因进行研究，它并没有当年那样的活力了。除此以外，大家也一目了然，所谓必有最初起因的论点也是没有活力的论点。我年轻时头脑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想交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赞同最初起因的论点。直到18岁那年，有一天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时，忽然发现这么一句话：“父亲教导我说，‘谁创造了我？’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因为接着人们必然要问，‘谁又创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句极端简单的话指出了最初起因这一论点的荒谬。如果说万物都要有起因，那么，上帝也必有起因。如果存在着并没有起因的事物，那也很可能就是世界，正和可能是上帝一样，因此这一论点就毫无活力可言。这和印度教的观点是性质完全一样的，他们认为世界置身在一只象背上，而这象又置身在一只龟背上。如果有人追问：“乌龟又在谁的背上呢？”他们就只能支吾其词：“还是谈谈别的吧！”最初起因的论点确实并不比这高明。没有任何理由说世界没有起因就不能产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世界不应该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着的。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世界一定要有个开始。认为万物必定都有个开始的观念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缺乏想像而造成的。因此，我大概不必再在最初起因的论点上浪费时间了。
·自然法则的论点
其次是根据自然法则而提出的一个极为常见的论点。这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及其宇宙进化论的影响之下，确是受人重视的论点。人们观察到行星按万有引力定律围绕太阳运转，便认为上帝命令这些行星按照这种独特的方式运行，这就是它们这样活动的原因。这当然是简单而便利的解释，使他们省却进一步探求引力定律的说明的麻烦。今天，我们用爱因斯坦介绍的比较复杂的方法来解释引力定律。我不打算对你们演讲，介绍爱因斯坦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因为这又要花费很多时间。无论如何，你们现在已经不再有牛顿理论中的自然法则了，按照他的理论，自然由于人们还不了解的某种原因而有规律地运行。我们现在才知道，许多我们过去当做是自然法则的东西，原来只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框框。谁都知道，在无限遥远的太空，一码还是等于三英尺。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但你却不大会称之谓自然法则。许多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事物就是属于这类性质。另一方面，你要是能认真地研究一下原子活动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它们远不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严格服从规律，而人类所掌握的规律只是随机事件出现的统计平均数。大家都知道有个规律：掷骰子大约每掷36次只会出现一次双6，这时我们总不会说这就证明骰子是受到某种意志的支配；要是每次都是双6，那才是受到支配呢。自然法则中很多都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它们只是事件根据机遇的规律出现的统计平均数，因此，所谓自然法则这一整套说法就不像过去那样引人入胜了。且不说这些法则反映的只是不断变化着的科学的暂时现象，认为有自然法则就有法则制订者的这一意见，就是由于把自然的法则和人为的规律混为一谈。人为的规律是有关人类的行为方式的种种规定，你可以服从，也可以违犯；而自然法则则是对事物运动方式的如实反映，也仅仅是客观地反映而已。你决不能说有谁命令自然服从某一法则，因为即使是这样假设，你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只提出这些自然法则而没有提出别的法则？要是你说上帝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并没有什么理由，那你又会发觉有些事物并不服从规律，于是，关于自然法则的一系列理论便说不下去了。如果按大多数正统神学家的说法：上帝规定的一切法则，其所以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当然是为了创造最美好的宇宙，尽管你决不会认为应该当真去查看一下这个“最美好的”宇宙；如果上帝创造的法则真有理由，那么上帝本人也应受法则的约束。因此，把上帝搬出来作为法宝，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你确实具有一条超越并且先于神旨的规律，上帝并不能帮你什么忙，因为他不是规律的最初创造者。简而言之，有关自然法则的整个论点再也没有它昔日的魅力了。我正在依时间顺序逐个检视那些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论点已经改变了性质。当初，这些严格而富有思想的论点就含有某些显见的谬误，而到了现代，在理智上便显得不那么可敬了，并且越来越显得有种空洞的说教味道。
·事先计划的论点
以下我们要讲到事先计划的论点。大家都知道，事先计划的论点就是说，世界万物正好造成现在的状态是使人类得以在其中生存，稍加改变我们便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事先计划的论点。这种论点有时采取了十分可笑的形式。例如，说上帝让兔子长白尾巴，是要使人容易瞄准捕捉。我不知道兔子如何看待这一妙论。这是很容易仿制的拙劣论点。你们都记得伏尔泰的话，他说事先计划把鼻子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显然是为了能架眼镜。这类翻来覆去的妙论已经不再像在18世纪时那样显得文不对题，因为自从达尔文的时代起，我们逐渐更加了解生物为什么能适应环境。不是环境被造得适宜于生物的生存，而是生物逐渐适应环境，这就是适应性变化的基础。这里丝毫也不能证明有什么事先的计划。
当你深入研究事先计划这一论点的时候，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人们居然能相信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万物，尽管缺点很多，却是全智、全能的上帝在千百万年中能够创造的最完美世界。我可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一点。你如果有全智和全能，并且在千百万年的时间里来使你的世界臻于完善，你难道创造不出比三K党和法西斯更美好的东西么？而且，你只要承认科学的一般规律，就必然认为，地球上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到了一定阶段都将灭亡，这是太阳系逐渐衰亡的过程。太阳系在衰亡的某一阶段中产生了适宜原生质生存的诸如温度之类的条件，于是在整个太阳系存在的过程中，生命可以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你在月球中就可以看到表示地球发展趋势的某些情况——死寂、寒冷、没有生命。
有人说，这种观点使人沮丧。也有人说，要是相信这种观点，他们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不用理睬这种胡言乱语。绝没有人会为几百万年后行将发生的事情担忧。即使他们自称确实非常忧虑，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忧心忡忡地关心的是更现实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消化不良；但是，不会有人因为想起亿万年后世界发生的事而悲哀。因此，尽管一切生命都将灭绝的观点肯定是令人不快的——至少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我有时沉思默想着人们活着所做的一切，这种观点倒反是一种安慰——它毕竟还不会使生活苦不堪言。它只是让人们去注意另外一些事情。
·神明道德的论点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看看有神论者提出的上帝存在的道德论点，我将称之为他们的理性传统。大家当然都知道，历史上一向存在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三种理性论点，都已经被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驳倒了。然而，康德自己又马上发明了一个新的论点，也就是道德的论点，这使他深信不疑。和许多人一样，他在知识方面敢于大胆怀疑，但在道德方面却盲目地相信他在母亲的膝前学到的道德箴言。这就说明精神分析学家不断强调的：早期接触的事物比起晚期来，对人的思想具有更强大得多的影响。
如上所述，康德为上帝的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道德论点。在19世纪，不同形式的这种道德论点是非常流行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种形式说，如果不存在上帝，便没有是非可言。我现在不想说究竟有无是非之分，这是另一回事。我要讲的是：如果你坚信确有是非之分，那就是说明是非之分是否出自上帝的圣旨。如果是的，那么对上帝本身来说便无是非之分，再说上帝至善便毫无意义了。如果你像神学家那样，认为上帝至善，那就得承认是非具有某种不以上帝的圣旨为转移的含义，因为上帝的圣旨所以善而不恶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是上帝提出的。如果你要这么说，你就必须承认，是非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上帝的圣旨而事实上是在逻辑上早于上帝的存在的。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还有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命令上帝创造了世界，或者像诺斯替教徒那样，说世界是魔鬼乘上帝疏忽之时创造出来的——我常常认为这是非常动听的说法。这种说法花样百出，我就不打算一一驳斥了。
·伸张正义的论点
此外，关于道德的论点还有一种奇怪的形式。那就是他们说，为了给世界带来正义，我们就需要上帝的存在。在整个宇宙的我们知道的这一部分中，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好人总是受气遭殃，坏人往往青云直上，很难说哪种情况更加可恶。如果你要这整个宇宙中到处都是正义，就得假定还有个来世以弥补今生的不平。因此，他们说必定有个上帝，也必定有天堂和地狱，使正义最终得到伸张。这真是非常奇怪的论点。如果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你就会说：“我到底还只知道这个世界，对于宇宙的其他部分我并不了解。如果能根据盖然性来研究，人们也许会说，这个世界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样板，既然这里有不公平，其他地方多半也有。”假如你打开一箱橘子，发现面上一层全坏了，你决不会说，“为了保持好坏均衡，下面一定是好橘子。”你会说：“可能整箱橘子全是坏的。”这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对宇宙当然具有的见解，他会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现很多不公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并无正义可言；而依照这样的说法，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对神明之说而不是赞同神明之说的道德论点。”我当然知道，我给你们谈到的这种理智的论点并不能打动人的心弦。真正使人信仰上帝的完全不是什么理智的论点。绝大多数人信仰上帝，是因为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受到这种熏陶，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此外，我觉得另一个最强有力的原因是人们要求安全的心理，希望有个老大哥照应他们。这对人们产生信仰上帝的要求起了异常微妙的影响。
·基督的品性
我现在谈谈我总觉得理性主义者阐述得很不充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是否在人类中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问题。一般都是人云亦云地认为情形就是这样。我却不以为然。我自信在很多观点上要比那些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更同意基督的观点。我并不认为我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同意的程度却远远胜过那些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你们都记得他曾说过：“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释迦牟尼就用过这样的训谕了。事实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一原则。比如，我毫不怀疑现任首相确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却并不主张你们去打他的耳光。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他认为这句话只是象征性的意义。
我认为另外还有一点也说得好极了。基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在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这条原则是并不流行的。我这半辈子认识过好些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法官，根本就没有人觉得他们自己的行为是违背基督教的原则的。基督还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也是极其高尚的原则。
主席提醒过大家，我们在这里不要谈政治，但我还是免不了要提一下，在上次的大选中，激烈争辩的就是对借贷的人推辞是多么必要。显然我们可以肯定，我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成员都是些不同意基督教导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都肯定无疑地要推辞的。
另外还有一条箴言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我看在我们基督教徒的朋友那里却并不时髦。基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是一条很好的箴言，但是，正如我讲过的那样，实行的并不多，上述各项箴言都很不错，但是有些难以做到。我也并不标榜自己要去实践这些箴言，不过，这同基督教徒不去实践，到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基督训导的缺点
讲了基督箴言的高尚之处之后，我要提出几点，说明我们不能像《福音》书中描述的那样承认基督睿智而又至善的说法。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牵涉历史问题。历史上究竟有无耶稣其人是大可怀疑的。即使真有其人，对他的生平我们也一无所知。因此，我不打算探讨这个很难说清楚的历史问题。我只准备根据《福音》的描述，研究基督的《福音》中的形象。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确实可以发现一些似乎不很明智的地方。举例来说：基督肯定地认为，在当时的人死亡之前，他的第二次降临就会在光彩夺目的云霞中出现。《圣经》中有许多章节都证明这一点。例如他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接着又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还有许多章节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他相信他的第二次降临将在当时还活着的人有生之年实现。这是他早期信徒的信仰，也是基督许多道德箴言的基础。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类话时，他主要是认为第二次降临是很快就要实现的事，一切日常的俗事都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我就知道，有些基督教徒确实相信基督复临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还认识一位牧师，他把他的教徒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说什么基督即将复临；后来他们看到牧师自己在庭园里栽树才放了心。早期基督教徒对这一点确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决不参加在花园里栽树这样的事务。在这一方面基督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聪明，自然也就肯定算不上大智。
·道德问题
接着讲道德问题。我认为在基督的道德品性中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那就是他相信地狱。我自己认为，真正非常慈悲的人决不会相信永远的惩罚。《福音》书中描给的基督无疑是相信永远的惩罚的，我们也一再发现把不听从他训导的那些人视为寇仇的报复心理，这种态度在传教士中并不少见，但它确实有损于他至善至美的形象。举例来说，苏格拉底就没有这种态度，他以不听从训导的人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我自己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要比采取忿怒的态度，对于圣贤来说，是更值得称道的。也许大家还记得他临终的遗言，以及他平时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吧。
你们会发现基督在《福音》中曾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对那些不听他教诲的人讲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很高明的口气，而诸如此类关于地狱的描写也比比皆是。当然，还有一段经文，是关于亵渎圣灵的罪的，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经文给世界带来了无穷苦难，使各种各样的人都以为自己已犯下了亵渎圣灵的大罪，今生来世都不能得到饶恕。我坚决相信，生性还有一点仁慈的人，就决不会把世界置于这种畏惧和恐怖的笼罩之下。
基督还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还不断谈到哀哭切齿。这种说法在一节又一节的经文中一再出现，使读者明显地觉得，说话的人对于别人哀哭切齿感到某种乐趣，否则他就不会这样津津乐道。大家当然记得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故事，讲到他第二次降临时将如何把人类分成绵羊和山羊两大类。他要对山羊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水火里去。”他继续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他又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也一再重复这一说法。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把地狱的永火当做是对罪恶的惩罚的这种种理论，是一种惨无人道的理论。它是给世界带来残忍，使世界多少世代受到残酷折磨的理论。《福音》中的基督，如果你相信他的传记编写者所描绘的那样，无疑是对于这一点必须负部分责任的。
另外还有些重要性较小的例子。例如格拉森猪群的事件，驱使恶魔进入猪群，使它们撞下山崖，投海而死，这样做法显然是不很仁慈的。你要记得他是无所不能的，能叫魔鬼走开了事，但他却让它们进入猪群。还有无花果树的那个奇怪的故事，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的遭遇：“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颗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彼得……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个故事荒谬绝伦，因为当时并不是结果子的季节，你很难归咎无花果树。无论从智慧上看或者从品德上看，我自己都觉得他不像历史上传颂的某些人那样高超。我看在这些方面，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的地位要比他高。
·感情因素
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我认为人们信仰宗教的真实原因同论证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信仰宗教是由于感情的原因。人们常说，攻击宗教是错误的，因为宗教使人更有道德。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我没有理睬。大家当然都知道塞缪尔·巴特勒写的《重游埃瑞璜》对这种论调的嘲讽。你们都还记得他在书中提到，有个叫希格斯的人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一段时间以后乘气球逃离了那个地方。20年以后，他又旧地重游，发现那儿出现一种新宗教，说他希格斯已经升开，并崇拜他为“太阳王子”。他发现纪念他升天的节日即将到来，他听到汉基和潘基两位教授在交谈，说他们未曾目睹希格斯的尊容，也永远不愿碰到他；但他们是“太阳王子”教的大祭司。希格斯勃然大怒，就走到他们面前去对他们说：“我要揭露这一切骗人的鬼话，我要告诉埃瑞璜的人民，我不过是凡人希格斯。我是乘气球腾空而去的。”别人却对他说：“你可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国家一切的道德准则都是同这一神话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旦知道你并没有升天，便会一下子全变得邪恶了。”他终于被说服，只好悄悄地走了。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坚信基督教，我们都会变邪恶了。我倒似乎觉得，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数是极其邪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咄咄怪事，就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在所谓宗教信仰的时代里，当人们不折不扣地信仰基督教义的时候，就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和与之俱来的严刑，于是也便有数以百万计的不幸妇女被当做女巫烧死，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阶层人民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残酷迫害。
环顾今日的世界，你会发现世界上人类的情感稍微有一点进展，刑法有任何改进，缓和战争的每一步骤，改善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步聚，奴隶的解放和道德的进步，都曾受到世界上有组织的教会一贯的反对。我可以很慎重地说：基督教作为有组织的教会，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世界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教会是怎样阻碍进步的
我说今日的教会依然阻碍着人类的进步，你也许觉得有些过火。我并不认为这样。现在只说一件事实。请你们原谅我提到这样的事。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教会强迫我们谈论令人不愉快的事。假定在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上，有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女嫁给了一个梅毒病患者，天主教会就说：“这是不可变更的神圣誓约。你们必须共同生活一辈子。”女方还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以预防生养患梅毒病的婴儿。这就是天主教的主张。我认为这是穷凶极恶的残忍，只要人类天然的同情心还没有被教条完全泯灭，只要人类的道德天性对苦难的感觉还没有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谁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种事态应该继续下去。
这还只是一个例子。目前，教会仍然拥有各种手段，坚持它所称为的道德，使各种人民蒙受不应有和不必要的痛苦。当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它仍然反对减轻世界上痛苦的各种各样的发展和进步，因为它把某些同人类幸福毫无关系的狭隘的行为准则，美其名为道德；如果你认为应该做这做那，因为它有利于人类幸福，他们却说这同问题毫无关系。“人类的幸福与道德有什么关系呢？道德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人类幸福。”
·恐惧是宗教的基础
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这一部分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怖，一部分是像我已说过的，希望在一切困难和纷争中有个老大哥以助一臂之力的愿望。恐惧是整个问题的基础——对神秘的事物，对失败，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残忍和宗教携手并进也便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依靠科学的力量已经开始能了解一点事物、掌握一点事物。科学终于在同基督教的斗争中，在同一切教会势力的斗争中，在一切陈腐箴言的逆流中，一步一步艰难而顽强地发展起来了。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怯懦的恐惧。科学能使我们懂得，我们扪心自问也该知道：我们再也不要到处寻求子虚乌有的帮助，再也不要幻想天上的救星，而宁可脚踏实地，依靠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努力，把多少世纪以来教会造成的这个世界改造成为适于生活的地方。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要独立思考，光明正大地看待世界的一切——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正视客观而不是害怕现实。用智慧征服自然而不是仅仅慑于自然的淫威，甘愿俯首听命。有关上帝的整个观念来源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观念是同自由人格格不入的。当你听见人们在教堂中自我贬斥，说他们是可怜的罪人这类话时，会感到是可耻的，是同有自尊心的人不相称的。我们应当昂然奋起，坦率地正视世界。我们应当把世界建设得尽可能美好些，纵然不能十全十美尽如人意，也总要比别人在过去干的强得多。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的是知识、善良、勇气；而不是对以往嗟悔不已，也不是用许久以前无知的人用过的话语来禁锢我们自由的思想。这需要的是大无畏的观点和自由的思想。这需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对于业已死亡的过去永无止息的怀恋。我们深信，用人类智慧创造的未来世界将远远地超过死亡的过去。
8.波普
波普 1902年—，英国科学哲学家。代表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探究的逻辑》等。
● 论科学进步的障碍
（1975年）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做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抛弃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控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像。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做的贡献，归根要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1913年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1905年，1921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思·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让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做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做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电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验。”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序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识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二千四百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也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1926，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看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有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出路。
9.托马斯·赫胥黎
托马斯·赫胥黎 1825年—1895年，出生在英格兰一个教师家庭。英国生物学家。
● 关于进化论的论辩辞
（1893年）
有这样一个逗趣的儿童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这个故事对于在座的我的同辈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们很多庄重可敬的年轻人，曾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教养，也许仅仅是从比较神话学的初级读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故事做一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关于一颗豆子的传说，它一个劲儿地长，耸入云霄直达天堂，它的叶子伸展成一个巨大的华盖。故事的主人公，顺着豆秆爬了上去，发现宽阔茂密的叶子支撑着另一个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样的成分组成的，然而却是那样新奇；主人公在那里的奇遇，我不去多谈，这些奇遇一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事物本性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们编的，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观点。
我现在的探索与这个勇敢的探险者的探索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请求你们与我一起，借一粒豆子的帮助，尝试着去进入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到奇特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那个世界是一个简单的、看起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是如果有适当的种植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有足够暖和的温度，它就会非常显著地表现出一种十分惊人的活力。从土中露出地面的一枝小青苗，很快地茁壮长大，同时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会像我们在故事里所遇到的那样使我们那么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一植株以觉察不出的步骤逐渐长大，成为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的一种既大且多样化的结构，每一部分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极端复杂而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铸造出来的。在每个复杂的结构中，就像在它们最微小的组成部分中一样，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能量，协同在所有其他部分中的这种能量，不停地工作着来维持其整体的生命并有效地实现其在自然界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经过如此巧夺天工建立起来的大厦一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这种植物逐渐凋谢，只剩下一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一样；而且也像豆子那样赋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潜在能力。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像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像是回复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这就像向上投掷出去的一块石头的上升和下降，或者像是一支沿着轨道飞行的箭的进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命力起初走的是向上的道路而后走的是向下的道路。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成为成长的植物比做打开一把折扇或者比做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名词只是“噪声”和“烟雾”，重要的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要有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概念。由此说来，当前的这一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对这一过程的性质深刻理解的价值在于：它适用于豆子，也适用于一般有生命的东西。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一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的其他方面，循环进化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这是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
正如没有人在涉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水里落脚两次，因此，也没有人能确切断定这个能感觉到的世界里的任何事物的现状。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当他思索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不再适用，“现在”已变成为“过去”，现在式的“是”（is应该是过去式的“曾经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静止只不过是没有被觉察到的活动；表面的平静乃是无声而剧烈地战斗。在每一局部，每一时刻，宇宙状态只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一种暂时协调的表现，是斗争的一幕，所有的战士都依次在斗争中阵亡。对世界的每个局部来说是这样，对整体来说也是这样。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我们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之产生的不确定的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
我们已经沿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宇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辨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的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价值愈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地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的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都当做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宣称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岐，总的一致的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