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一妻九妾

（一）

1876年底，17岁的袁世凯成了亲，娶妻于氏。

于氏是河南乡间人于鳌的女儿。于家土地很多，挂过“双千顷牌”。于氏虽是大家闺秀，可不怎么识字，对于规矩礼法粗通，俩人结婚后，感情还算好。到了第二年，于氏便生下一子，即长子袁克定。于氏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然而袁世凯没多久，便与于氏因一句笑话而反目了，以至冷淡相处，于氏成了“主妇”的牌位。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这天，袁世凯看到于氏系着一根红色乡花缎子的裤带，觉得好玩，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

可是，于氏并不认为这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就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

于氏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即有娘家，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一说是侧室。袁世凯认为她有意揭自己的短，给他难堪。一生气，从此再也不跟她同房了。所以，于氏在生下袁克定之后，就再没有其他子女。袁世凯做官以后，她也一直住在项城老家。直到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接他母亲到济南，她才一道来袁世凯的住所。袁世凯从接于氏到住所，直到后来入京做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只承认她是名义上的夫人，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房。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之间却非常客气。清末宫廷曾封于氏为一品诰命夫人。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后，于氏也随着住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怀仁堂延庆楼后面，有一个三进的大院，叫福禄居。于氏和袁克定的妻子儿女们就住在这里。于氏住前院，袁克定夫妇及孩子们住在中院，后院是仆人们的住所。那时候，袁世凯按照历来的习惯，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于氏房中坐一会儿。他俩见面的时候，袁世凯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答一句：“大人，你好！”接着，俩人随便聊上几句家常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会见。

有一次是过阳历年，各国公使暨夫人按礼节到总统府给总统贺新年，随后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这样，袁世凯才不得不让于夫人出席仪式。

这一天，于氏穿着红外褂、红裙子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忽然有某国的公使走上前一步，到于氏面前，要和她握手。于氏不懂什么握手礼，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嘴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公使一看总统夫人脸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夫人匆匆退了出去。

袁世凯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于氏出场的时候，由次女、三女儿陪同出场，并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于氏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

（二）

袁世凯22岁时，决定弃文习武，投奔吴长庆。在此之前，袁世凯曾到上海谋事。他一方面想贪图一下上海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然而，他筹谋了很长时间，却始终没有成就。这时，他一个人住旅店里，寂寞难挨，就去逛妓院。

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袁世凯娶进的大姨太太。

袁世凯与沈氏相识之后，情好日密。沈氏就劝袁世凯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

行前，沈氏备酒饯行。席间对袁世凯说明了在他去了以后，她也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袁世凯努力功名，不负旧情。那一席话，使冷落寂寞中的袁世凯，备受感动，指天为誓后，二人挥泪而别。

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以后，果然将沈氏接往汉城，沈氏做了袁世凯的大姨太太。

（三）

在朝鲜12年，袁世凯增加了3位韩籍的如夫人。

关于这3位姨太太的出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袁世凯在韩鲜做事时，朝鲜国王赏的3个歌伎。也有的人说，3位姨太太是袁世凯在朝鲜得病住院时的3个护士，后来袁世凯病愈，朝鲜国王便把她们赐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是这样回忆她的生母、袁世凯三姨太金氏的：

“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闵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着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闵氏为四姨太太。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

金氏本以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头上还有一个被我父亲当‘太太’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我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就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有一次，她就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有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角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真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仆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

她虽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后果地拼起命来。

“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女儿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之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

“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她总是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她家的人也从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位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时常叫佣人请她来同吃。”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的管束和教导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于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到了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我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地方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在井里水纹里，看见了她的面影，就怀疑自己的女儿一定是死在他乡了，因而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三天后也就死了。她在说完了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良苦’矣。”

“二、三、四姨太太虽然也会说汉话，但说得很慢。她们嫁给袁世凯时，已十六七岁了，不能再缠足了，袁世凯便想让她们像京戏里旦角‘踩寸子’的方法，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也像缠足一样。”

（四）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取进了第五位姨太太杨氏。

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因为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所以颇得袁世凯的欢心。

杨氏很有管家的才能，又口巧心细、遇事果断。从此以后，袁世凯对家中的日常生活，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由杨氏一手经管。就是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

杨氏不仅照管袁世凯的生活，还掌管袁家的一切家务，指挥着屋里屋外的女佣人和丫鬟，管理着袁世凯的子女们。以后，又管理新进门的六、七、八、九姨太太。

由于袁世凯对杨氏言听计从，所以无论是谁，只要不服五姨太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禀告袁世凯，由袁出面解决。因此，袁家上下都因为这个缘故，而敬让杨氏三分，就是袁世凯的正妻于氏，也不例外。

经管袁家家务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是大姨太沈氏，后一阶段是五姨太太杨氏。她们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而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袁世凯给她们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只好忍气吞声。

袁世凯在众姨太太们面前，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早进门的随时指点。

前一阶段，是大姨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后一阶段，是五姨太对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的管教。

大姨太沈氏到朝鲜汉城后，不久竟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袁世凯对她的专宠，自然是醋意大发。因此，沈氏表面上是教导、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对3个姨太太百般刁难。

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下子来到一个陌生的汉人封建家庭，话又说不利落，汉人的规矩礼法又不熟悉，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很多借口。沈氏便趁袁世凯不在家的时候，无事生非，常常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三姨太金氏左腿的残疾，就是大姨太沈氏“教导家规”的结果。

五姨太杨氏也一样，她以“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六、七、八、九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又浅，以规矩礼法上自然做不周全。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把她的头都给打破了。

几位姨太太被责打这样厉害，袁世凯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以所订家规不能改变，而对之视若无睹，坚持不说一句话。

（五）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又陆续“置办”了六姨太叶氏、七姨太张氏。八姨太郭氏，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置办”的。

要论袁世凯姨太太们的来历，颇有故事情节的要数六姨太叶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他的次子袁克文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袁克文生好在外面玩乐，在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的六姨太太。俩人一见倾情，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袁二公子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依照袁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袁克文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的身上失落下来。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

“是什么，是什么？”

当时袁克文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老父的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一看这张照片上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

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役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迎了回来。叶氏原是和袁克文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袁克文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一点也不会少于三姨太金氏！

（六）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在彰德府隐居的时候，袁世凯娶进了他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姨太太刘氏。

但是，刘氏并不同其他袁氏妻妾一同住在洹上村养寿园。她独自住在北京的九府胡同的袁府。

这是一个一线排列的三重四合院。最后的四合院便是刘氏的住所，建筑兼中西特色，高大拱形的门窗、良好的取暖设备都可以想见当初的奢华。

从这最后一座四合院右侧出旁门，有一座二层的中西合璧的小洋楼，这便是刘氏之女、袁世凯十三女袁仪祯（子经）的绣楼。一层为仆人、丫鬟的住处，二层为十三小姐的闺房。

袁世凯和他最年轻的姨太太，不时在这里共住。

（七）

四姨太闵氏和七姨太张氏，都在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入主中南海之前死去。

四姨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七姨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袁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但由于袁世凯对七姨太的宠爱，所以袁家上下依旧唤她为七姨太太。当袁世凯奉命“回籍养疴”时，带着她从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这时候，她病死在辉县。

1913年，袁世凯进入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

在中南海，袁世凯在居仁堂办公、就寝。在居仁堂开了一个楼，姨太太们就住在那里。然而，袁世凯夜间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去。

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

这4个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候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一个星期，袁世凯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袁世凯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

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袁世凯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的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照料袁世凯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

袁世凯洪宪帝制正式推行以后，宫廷礼仪自然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龙袍、凤袍、皇子服、皇女服、宫廷女宫服等各式吉服，一应俱全，全部制成。袁世凯夫人于氏自然是“皇后”。凤袍做成后，她与诸皇女花团锦簇地合了影。

其间，内廷诸内礼官、女官长、女官，整齐仪注，由孙宝琦夫人率领，分左右两队，排列在礼堂中，向袁世凯夫人于氏行朝贺大礼。

于氏虽已成“皇后”，可本是村妇，为人极淳厚，进入大堂中，并不肯坐，连忙对孙宝琦夫人说：“亲家太太，各位太太，皇后不敢当，不必行礼！”

群女官再次“请皇后正位”，4名女官扶着皇后，这才坐下来。于是，孙宝琦夫人率众女官、女眷，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

于夫人又急忙起身：“皇后不敢当！”说着，就要还礼。

这时，4名女官又扶持她回座，说：“皇后坐而受贺，乃是大礼，皇后身不得动。”弄得于夫人挺不好意思，红着脸，吃吃直笑。女官又说：“皇后须恭拱受礼。”

等行完了礼，于夫人赶忙下了皇座，拉着孙夫人的手说：“谢谢各位太太，做了皇后，连礼都不能还，真真是不敢当啊！”

孙宝琦夫人又提出向皇帝行朝贺大礼，于夫人赶忙说：“皇帝也不敢当，不必行礼！”第二日，“不敢当”这句话就传遍了京师。

袁世凯的姨太太们，经袁世凯口头册封，一、二、三、五4位姨太太，封为妃，六、八、九3位姨太太封为嫔。姨太太之间居然列出三六九等，因此，她们一见到袁世凯，便为此事争吵，结果闹得沸沸扬扬。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从各房姨太太内挑选了4名使女，预定内廷女官。后来，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也未及同房，便由袁克定出资遣散了。但是，沿传中国数千年、罪恶昭著的太监制度，被“洪宪皇帝”袁世凯以违背人伦而宣布在袁宫不予采用。

蔡锷在云南宣布讨袁后不久，袁世凯便突然气喘，整日形容憔悴。1916年的元宵节，袁家一家大小团聚在居仁堂，准备吃元宵。不知谁插了句嘴，说元宵和袁家的姓同音，应该忌讳，命令以后不准吃元宵。但袁世凯却悻悻地说：“元、袁同音不同字，有什么好忌讳的。”

袁世凯说完，大家谁也没有支声，等元宵端上来，一家人围着桌子默默地吃元宵。即使谁对孩子们讲话，也都压低了声音。后来六姨太太开始嘀咕起来，大概还是对封为嫔表示不满，说要是到时候正式册封时若不封她为妃，她就带着孩子回彰德去。六姨太太一发难，八、九两个姨太太也喋喋不休，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时，五姨太太便出来解劝：“你们别闹了，到时候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好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睛瞟着袁世凯。五姨太太自然希望袁世凯拿出他的威严，把三个小姨太太的牢骚压下去。但袁世凯却没有这份心绪。他把筷子往桌子一放，长叹一声说：“别闹啦！你们不是要回彰德吗？那就和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便转身回办公室了。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他刚刚断气，于夫人便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当时在场的所有子女由二子袁克文领着，跪在于夫人面前，请求他们的娘把他们赐死。最后，由袁世凯惟一的嫡出长子袁克定出面转圜，才终于将这尴尬的局面结束了。

就在袁世凯死时的当天晚上，五姨太太叫仆人把袁世凯的保险柜抬到了自己的卧室，连办公室内的大钟都搬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府中上下都照着礼法，跪在袁世凯身边守灵。突然，佣人慌忙来报：“三姨太吃了东西了！”大家又慌作一团。直到很久，医生来过后，三姨太才把吞的东西吐出来。

但府中上下每个人心中都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感觉。

在归葬袁世凯于洹上村之后，袁家妻妾及未成年子女，在彰德守丧3年。

以后，袁世凯的几个姨太太，随各自子女陆续迁往天津大营门的袁宅，在那里分门别户而居。

再往后，各奔前程，袁家也就随之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