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新疆、甘肃石窟艺术对彩塑表现形式的选择
丝绸之路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也是西亚、两河的波斯文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相互交会的重要道路。丝绸之路在新疆地段主要是沿着沙漠南北前行：北边经过疏勒、于阗、罗布泊而至哈顺戈壁；南面经疏勒、温宿、库车至吐鲁番，最后会合于敦煌（见图4.3-1）。由于文化背景和地理条件的不同，佛教美术在这南北两条线路上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北路以寺院美术为主，南路以石窟壁画为盛。
图4.3-1 丝绸之路新疆地段线路示意图
从南路最重要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看，大都采用了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凹凸晕染法，画面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绘画方法的借鉴，在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后室窟顶的飞天和第206窟后室后壁的菩萨，以及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第272窟菩萨和第257窟飞天壁画中均有体现。
位于吐鲁番地区的伯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修建于六七世纪，被称为“宁戎谷寺”。从目前留存的一些残破壁画看，当时的画工受到了印度和中原两种绘画方式的交叉影响，壁画中既应用了勾线，也采取了平涂，兼容了两种表现手法（见图4.3-2、图4.3-3）。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佛说法图（誓愿图）》（见图4.3-4），绘制于公元11世纪，高227厘米，宽370厘米，画面中央表现了佛陀的立像，前后是菩萨和弟子，从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受汉画影响的痕迹。遗憾的是，由于1904年至1913年间，石窟遭到了俄国、德国和日本等四个探险队的多次盗取，90%的壁画被切割下来，分批运出国，而塑像由于同样遭到破坏和盗抢，目前连放置的位置都已不可研判，至于塑像在造型上与印度或中原的有机联系更无从查询。
图4.3-2 菩萨像 壁画 新疆吐鲁番地区伯孜克里克石窟 27窟 右壁第二铺上部
图4.3-3 卧鹿 壁画 新疆吐鲁番地区伯孜克里克石窟18窟 主室正壁右侧
图4.3-4 《佛说法图（誓愿图）》新疆吐鲁番地区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新疆库车、拜城一带佛教石窟中曾塑有大小几十身彩塑，但由于长年风化、元代后改信伊斯兰教和外国人盗掘等原因，保存至今的彩塑已没有几尊。1973年在新1窟发现的一身545厘米彩塑卧佛像，称得上是历史的珍贵遗存。
综上所述，促使中国新疆和甘肃在石窟造像上采用泥彩塑的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从印度经新疆输入中国的壁画绘制方式不仅影响了新疆和早期的敦煌壁画（见图4.3-5、图4.3-6），也影响了新疆和早期的敦煌彩塑。
图4.3-5 菱形格因缘画 壁画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01窟主室券顶南侧壁
图4.3-6 伎乐 壁画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77窟后室券顶
（2）传入中国西部的印度佛教造像尽管主要是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形式，但在采用泥塑彩绘方式上，后期的犍陀罗雕塑，包括现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卡拉万寺院中的造像（见图4.3-7）、位于阿富汗境内的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哈达和喀布尔附近丰杜基斯坦佛寺中的造像（见图4.3-8），以及相关地区的灰泥彩塑造像（见图4.3-9、图4.3-10、图4.3-11），都会成为影响到中国新疆和甘肃早期佛教造像采用泥彩塑作为创作的方式。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件疑似克孜尔石窟的彩塑头像，就显示了从创作内容到表现形式两方面受到的这种外来影响（见图4.3-12）。
图4.3-7 供养人头像 灰泥彩塑 公元4世纪或5世纪 呾叉始罗出土 巴基斯坦拉合尔中央博物馆藏
图4.3-8 弥勒菩萨坐像 灰泥彩塑 高70.5厘米 约公元7世纪 丰杜基斯坦出土 阿富汗喀布尔博物馆藏
图4.3-9 佛坐像 彩塑 阿富汗 约公元3世纪 图片提供杜鹏飞
图4.3-10 佛坐像 泥塑 阿富汗 约公元6—7世纪 图片提供杜鹏飞
图4.3-11 佛头像 彩塑 阿富汗 约公元6—7世纪 图片提供杜鹏飞
图4.3-12 头像 彩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伯孜克里克石窟 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3）中国先秦至秦汉形成的泥彩塑和彩绘陶塑造型观念与表现手法，必定会随着西部佛教造像活动的开发和工匠的流入将彩塑这一形式带入甘肃和新疆，并与外来的形式相融合。
（4）新疆龟兹地区历史上经常发生地震，山体砂岩松散不适宜雕刻，敦煌莫高窟地区的地质结构也不适合雕刻，这些客观因素也是新疆和甘肃佛教造像没有采用印度石窟造像方式，而选择泥彩塑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