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外交的支撑与补足：军队和军事战略

总的来看，到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的对外战略已经基本成型。通过这种灵活、均衡的外交，德国崛起初期所受到的外部压力明显减少，其他大国的防范心理也有所降低，为德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创造了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这种成功并不能仅仅归功于俾斯麦的外交，而是应归功于外交和军事的有机结合，或者说，就是德国的大战略。在这方面，德国军队和军事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德国军队与政府的关系

统一以后，德国拥有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陆军力量，其军队的组织结构，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模仿对象。^注153这样的军事力量无疑为德国外交提供了强大资本，使德国人在这方面底气十足。奥匈驻德大使就写了他在统一后与一个普鲁士官员的对话，当他问那个官员对未来欧洲均势的看法时，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拥有的一百万士兵就是未来的均势。”^注154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德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内部容易相互掣肘。以普鲁士陆军部为例，该部主要负责全德军事行政方面工作（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这三个邦有自己的陆军部），包括军队人事、动员，同时负责监督总参谋部、军事院校和后勤部门。陆军部长官——陆军大臣既要以军官的身份宣誓效忠于国王并负有保证王室指挥权完整的义务，又要以普鲁士大臣的身份宣誓效忠宪法并在邦议会（Landstag）中对与军队有关的事务负责。因此，两种身份时常冲突。当然，在帝国的框架下，普鲁士陆军大臣的工作就更难以进行，原因在于：第一，没有帝国陆军大臣这一职务。第二，俾斯麦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但他不管军队。因此，只能由普鲁士陆军大臣就帝国的军队事务代表政府与国会打交道，接受国会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陆军部，特别是陆军大臣在国会眼中是军方代表，而在军队其他机构（主要是总参谋部和陆军内阁）眼中则是代表着政府和国会，极力限制其权力，从而使陆军部与总参谋部、陆军内阁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注155

另一方面，德国军队又有自己独特的军事文化，独立性很强。从国家层面来看，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顶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注156在军队内部，“军官团”又构成核心，军官之间有着自身的等级、惯例和规则，形成一个紧密的、封闭的集团，只向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效忠，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御林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缺乏法律和制度约束、只服从一人的情况也并非绝对，因为通常情况下，国王或者皇帝不可能过问军队全部事务，这样军队事务往往由几个高级军官把持，或者说是由军官团实际掌握。1897年12月15日，威廉二世拜访早已下台的俾斯麦，行将就木的老宰相对年轻的皇帝提出了他最后的告诫：“只要您掌握了军官团，您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情况不再如此，那么就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注157 事实上，威廉二世的确没能做到这一点，1918年时正是德国军官团的主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把威廉二世赶下了台。

这样一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必然不会很顺，军事与外交之间也常有冲突。早在统一战争时期，俾斯麦与军队之间就已经出现摩擦。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军队将领们就与俾斯麦关于要不要在萨多瓦大捷后进军维也纳进行了争吵。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军队将领，特别是任普鲁士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即老毛奇）也与俾斯麦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普鲁士王太子深为不安，试图调和两人关系，但很不成功。俾斯麦在一封信中向他的妻子抱怨：“这些军人先生们让我的工作难做极了！他们插手我的事并把它们弄糟，而我却不得不负这个责任！”^注158但从老毛奇的角度来说，他是战场上的实际统帅，他必须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必须为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负责。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军事计划要被政治和外交考虑所干扰。

老毛奇与俾斯麦这种冲突自然会延续到德国统一以后，其根源并不是两人的关系或是老毛奇对俾斯麦个人的看法，而是在于老毛奇的观念。老毛奇自认为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原则上赞成“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种观点。在1869年颁发的《对高级指挥官训令》中，老毛奇还专门强调，“战争的目标在于用武力贯彻政府的政策。”但是，关于战争过程中军事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老毛奇与克劳塞维茨却有很大分歧。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即使在战争过程中战略也应服从政治，但老毛奇更加强调战略的独立性：“战争艺术的首要任务和权利在于阻止政治提出违反战争本质的要求。”^注159在其撰写的《论战略》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政治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在冲突的开端和结束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避免在战争进程中提高要求或满足于一场不完全的胜利……战略只能追求现有手段所能允许达到的最高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最好地服务政治，只为政治的目标服务，但在行动过程中却独立于政治。”^注160

在俾斯麦任帝国宰相期间，军方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发动“预防性战争”问题上。在1875“战争在望”危机中，老毛奇和总参谋部就考虑对法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被俾斯麦制止。在1887—1888年“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军方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倾向再次出现（这次是针对俄国），而且力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拥有独特地位和影响力的俾斯麦，也常常需要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保证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基本协调。所以，军队与政府的这种协调在德国的体制内实际并不是一种常态。俾斯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思考与回忆》中，他对军队过多干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使政策服从军事需要的危险前景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总参谋部及其长官们总是被迷惑以致危害到和平，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这种精神，只不过是由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狭隘的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这样的君王统治下才变成了危险的东西。”^注161

不过，与其继任者相比，老毛奇还是一位具有很强全局观的军人。他在任总参谋长期间，总体上比较注意和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和俾斯麦的协调。虽然两人关系不睦，但老毛奇的总参谋部总能让俾斯麦了解他们所制定的各项军事计划，使俾斯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能够心中有数。而这一点恰恰是老毛奇的任何继任者都不愿意做的。

二、老毛奇时期德国军事战略的演变

老毛奇与俾斯麦之间真正的协调还是体现在大战略的范畴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老毛奇的军事战略与俾斯麦的外交战略形成了非常好的配合。

作为总参谋长的老毛奇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场指挥官，他还是一位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军事家，这一点在德国军事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于统一以后德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他有着比较中肯的认识。早在1871年4月，老毛奇就预见到未来德国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认为德俄之间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形成的、由王室纽带进一步加固的友好关系是靠不住的，普奥之间的敌对会被德奥之间的友好取代，俄德之间则会转向敌对。但是，俄国不会单独进攻德国，除非在西欧找到盟友，而法国正是这样一个潜在盟国。所以，德国未来需要应对的很可能就是与俄法两国的“两线战争”。

对于这种可能的“两线战争”，老毛奇的头脑十分清醒。虽然他是普奥、普法两场“速胜”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但对于未来战争能否“速胜”持谨慎态度。普法战争的经历告诉他，当两个大国的战争局限于正规军之间的交战时，“速胜”可以通过高素质的部队、高效的指挥体系、精良的装备等因素来实现。但是，当大国间战争扩大到全民范围时，取得“速胜”就成为一件很有风险的、不确定的事情。在1871年4月的一份两线作战计划中，老毛奇就指出：“德国不能指望在西线以一次迅速而成功的进攻摆脱一个敌人，然后再去进攻另一个敌人。我们已经知道，要结束一场即使是大获全胜的对法战争有多么难。”^注162因此，老毛奇在东西两线计划采取攻势防御——初期采取进攻以便将战争引向敌国然后转入防御并尽可能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失去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达成有利的和平条件。德军在东西两线的兵力部署也基本均衡。1872年，法国采取类似德国的普遍征兵制，对3/4的适龄人口进行军事训练，并且和德国一样建立起了高效率的总参谋部和动员机制。这就意味着德军原先对法军在动员速度和部队规模方面的优势将被大大削弱。对此，老毛奇于1873年提出必须加强西线的防御，甚至提出要做好可能被法军赶过莱茵河的准备。他计划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德军将在莱茵河边重新集结，由于法军的进攻部队将被地形分成南北两大集团，这样德军就集中兵力从法军中央突破，将其北部集团赶向巴黎，将南部集团赶向洛林。当该计划成功后，德国将向法国提出十分宽大的媾和条件。^注163

到1877年，老毛奇东西两线并重的战略有所调整。在1877年2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指出法军的实力正在迅速增强，战前的动员速度也大大提高，将是未来德国最重要的敌人。因此，老毛奇改变了原先在东西两线均分兵力的做法，将主力集中在西线，计划在战争动员开始后的前三个星期内与法军主力进行一场决战（Entscheidungsschlacht），获胜后再回师东线对抗俄军。这样一个计划与后来的施利芬计划表面上很相似，但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第一，老毛奇的“决战”不是施利芬追求的全面的“歼灭战”，他还特别警告不要有把法国彻底打垮的想法：“如果取得决战胜利，我们将充分地利用这一胜利，但不能再向巴黎追击。要留给外交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取得和平，即使只能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注164第二，施利芬计划没有考虑任何受挫的情况，而老毛奇的计划则充分考虑了各种最坏的可能，甚至设想了德国决战失利的情况。他认为，一旦决战失利，德军应后撤并进行防御，有必要的话甚至撤过莱茵河进行防御，同时部分兵力应转向东线，增援在维斯瓦河一线的德军并粉碎俄军的进攻。^注165

但是，这种战略仍然不能令老毛奇满意。随着法军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法国在德法边界的防御工事区基本完成，他认为在西线进行战略进攻的成果不大，相反，由于法德边界，特别是孚日山脉和比利时之间的法德边界比较狭窄，德国又建设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莱茵河又是一道天险，因此德军在西线的防御作战拥有十分有利的条件。老毛奇判断在西线“（德军）立即发动一场战略性进攻将是一个错误，将白白放弃由战术性的防御带来的有利因素。”所以他认为德军在西线应运用有限的兵力坚守以萨尔为中心、以梅斯要塞为前沿、斯特拉斯堡为南翼的坚固防御阵地，把进攻的主动权让给法国。法国则很可能会因为急于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抢先发起进攻。等到法军主力完全走出坚固阵地并进入开阔地带后，德军将依托坚固工事向法军“猛扑”。在这种情况下，老毛奇认为德军进行成功防御还是很有把握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认真地考虑了德军防御失利的可能性，并计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撤往莱茵河，并使撤退的三个军在从美因兹到法兰克福之间的美因河后面重新集结。^注166当然，老毛奇在西线所计划的也不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是一种攻势防御。他指出“即使面对实力占优势的敌军，我们也应在撤过莱茵河之前在河的西岸冒险进行一场战役。”^注167

在东线，老毛奇则计划进行战略进攻。他认为，在东线长达750公里的德俄边界上要有效实施防御作战是不现实的，然而却适合实施战略进攻。特别是德国的东普鲁士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战略上的突出部，如果进行防御就很容易遭到包围和分割，如果用来进攻则有利于围歼俄军在俄属波兰的主力部队。他认为，考虑到俄国的幅员，进行“歼灭战”战略（Vernichtungsstrategie）不可能像对法国那么有效，德军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可能变成徒劳无益的攻势行动。但是，如果德军对俄国在西部诸省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沉重打击，并有系统、有步骤地鼓动臣属俄国的民族起义，那么俄国继续进行战争的动力将被有效瓦解，这样俄国很可能就会愿意谈判结束战争，特别是如果德国能够提出合理条件的话。关于后一点，老毛奇深信德国可以做到，因为“即使在最为成功的战争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从俄国人手里拿的，他们没有钱，而我们又不要土地。”^注168因此，只要德国追求的是有限的战争目标，对俄取得一场耗时相对较短的胜利是可行的。而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势单力孤的法国也就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动力，谈判结束战争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总体上看，从1879年开始，老毛奇的军事战略可以归纳为他自己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得不在相距15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作战，我认为我们应充分利用在西线有莱茵河和坚固要塞区的优势进行防御，同时集中其余力量在东线实施进攻。”^注169而在兵力分配上，东西两线仍然是比较平衡的，即西线30万人，主要依托坚固阵地防御，以挫败法军的攻势，东线36万人，主要采取机动作战，力求粉碎在科弗诺和华沙周围的俄军主力。^注170

随着1879年德奥同盟的签订，德军在东线实施战略进攻的条件变得更加有利。老毛奇虽然怀疑奥匈军队的作战能力，但还是履行了一个盟国总参谋长的义务，从1882年开始启动与奥匈总参谋部的对话。最终由他的副手、陆军军需总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与奥匈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贝克形成了一个联合进攻俄国的方案，规定德军从东普鲁士、奥军从加里西亚同时进攻并包围在华沙附近的俄军，迫使俄军“离开维斯瓦河与布格河后面的坚固阵地并在某一方向寻求决战”，而进攻的目标则是将战线推进到科弗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格河与奥俄边界，实际上仅仅是将楔入德奥之间的俄属波兰这一突出部削平。^注171由此可见，和老毛奇在西线的考虑一样，他在东线的战略进攻也不是要达成某种彻底的“歼灭战”，更不是“全面胜利”，而只是追求一种有限的胜利，以便为外交努力创造良好的条件。

所以，老毛奇的军事战略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战略目标有限，即着眼于争得有利的和平条件，而不是全面胜利；二是实行“东攻西守”的战略计划，即对法防御，对俄进攻，在打败俄国后再回师西线，迫使法国退出战争。这两条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后来的“施利芬计划”所抛弃的恰恰就是这两条。

三、老毛奇军事战略的特点

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况作一分析，这种军事战略至少有四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首先是客观性，即符合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普法战争以后，德国从法国割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这在政治上是个失误，使法国成为德国无法调和的敌人，大大缩小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回旋空间。但从军事角度来讲却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法国手中，一旦发生法德战争，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法军的主要集结地，直接威胁德国的重要工业区——萨尔。而德国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就控制了法德边界的两个重要军事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从而形成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在比利时和瑞士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法军试图进攻德国就只能在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展开行动，而且还不得不面对由斯特拉斯堡、梅斯、科布伦茨和美因茨形成的“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恩格斯语）。^注172因此，德国只需用较少兵力就可以在西线固守相当长时间，“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符合了这一现实，也与当初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时的考虑相一致，使政治上的损失在军事上得到一定补偿。

其次是协调性，即与对外政策形成有机协调。老毛奇这种“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在原则精神上与当时德国的整体对外政策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政策并不追求进一步扩张领土或取得完全的欧洲霸权，同样老毛奇在军事上也不追求全面胜利，而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胜利迫使对手放弃与德国继续作战的意图，强调为外交和其他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此外，老毛奇的军事战略也与1879年德奥结盟的外交路线相协调。在德奥同盟只针对俄国而不针对法国的情况下，德国在东线就享有“二比一”的优势，“西守东攻”的战略也更有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老毛奇的远见和全局观在这方面再一次得到了体现。虽然他本人几乎完全不信赖同盟，而作为一名普鲁士军官，他也看不上奥匈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但他还是从德国的战略全局出发，设置了两国总参谋部的协调机制，使德国军事战略在操作层面上也与其对外战略相融合、相协调。

第三是可控性，即这种军事战略使德国在危机发生时仍能对局势发展保持一定的控制能力，从而为决策者提供了“最后一道阀门”。作为应对危机、维护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军事战略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控制全局的能力。如果军事战略完全立足于应对“最极端情况”，那么一旦面临严重程度相对较轻的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就采取应对“最极端情况”的措施而加剧对抗，从而以“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式导致危机升级为“最极端情况”。这就迫使国家在投降和打一场很可能玉石俱焚的全面战争之间进行选择，后来的“施利芬计划”实际就促成了这样的后果。相比之下，老毛奇“西守东攻”的军事战略则有较大弹性，即使在危机演变为两线战争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依然可以有效保证德国控制战局的能力：在西线，德军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御将使法军的进攻作战很难奏效，在东线，德军的进攻作战则拥有“二比一”的优势，打掉俄军的主力部队或至少使其丧失反攻能力的可能性很大。^注173这样主动权就在德国一边，只要德国不想攻入巴黎或侵占俄国大片领土，就可以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争取和平，而法俄两国在遭受巨大损失后也将缺乏足够的动力“打到底”。

第四是低成本。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军事战略能够以一种较低的成本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不需要依赖大规模扩军。所以在俾斯麦时期，德国军队以一种相对平稳的速度得到加强，比如1880年新的“七年期”^注174规定帝国军队总人数从40.1万人增至42.7万人，1887年的第三个“七年期”则将军队总人数进一步增至46.8万人。^注175其中陆军得到更多重视，1870年德国陆军军费为960万英镑，1880年上升到1820万英镑，1890年进一步达到2420万英镑，它占欧洲五大国陆军军费总额的比例也从1870年的15%增加到1880年的19.3%和1890年的22.7%。同期海军军费则占欧洲五大国的5.7%、9.3%和14%。^注176然而考虑到德国在“财富”方面占欧洲五大国总量的比例为16%（1870年）、20%（1880年）和25%（1890年），^注177这种加强军队的速度相对温和，因而基本没有增加其他大国的疑惧，也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总体上看，到19世纪80年初期，俾斯麦对外战略的主框架和老毛奇的军事战略都已经确立起来，两者在哲学层面上是相通的，都是追求一种有限的胜利，贯彻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在现实中，两者又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在德国的战略决策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这两大支柱还是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大战略，其有限的目标和迂回的思路得到充分体现，也充分符合德国崛起的复杂外部环境。在德国统一后的10多年内，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引起外部反弹，相反德国的主导地位还得到了列强的默认，这种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不能不归因于大战略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