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经济法的确立与成熟

（一）德国经济法内容的丰富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为了经济建设，政府主动、积极地介入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旨在建立相应的市场竞争秩序，德国经济法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学者将德国这种政府积极主动介入经济的经济法称为“经济统制实施手段之法”。〔107〕一大批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聚集在弗莱堡大学，研究战后德国经济发展问题，他们被称为“弗莱堡学派”（Freiburger Schule），形成以“秩序”为核心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代表人物为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他们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最佳制度，强调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108〕

为重建经济，德国进行货币改革，出台《币制改革法》（1948年）、《兑换法》（1948年）等法律；为改革税制，颁布《税法新体制法》（1948年）；为取消价格管制，公布《关于币制改革后经济管理和物价政治的指导原则法》（1948年）、《防止滥抬物价法》（1948年）、《工资合同法》（1949年）等法律。与此同时，德国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由米勒·阿尔玛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最先提出，指“有意识地用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109〕

联邦德国建立后，将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制定了大量经济法规以调节市场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德国颁布《联邦银行法》与《反对限制竞争法》（均为1957年）以巩固竞争秩序，前者通过银行调控实现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后者则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法。〔110〕为加强企业管理，联邦德国制定《煤钢行业参与决定法》（1951年）、《企业组织法》（1952年）等法律；为加强劳动和社会保障，颁布《劳资协议法》（1949年）、《联邦供给保障法》（1950年）、《儿童津贴法》（1954年）、《农民养老保险法》（1957年）等法律。

在60年代末期，德国出现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受到影响。1973年和1975年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陷入“滞胀”状态，政府干预进一步加强。〔111〕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反对限制竞争法》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特别是1966年1月和1980年9月分别针对当时急需发挥市场机制功能、保护竞争秩序的需要，而对该法作了很大修改。与此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经历了数十次修改，其中1969年、1970年、1974年及1986年的修订均幅度较大。〔112〕为保障经济持续增长，联邦德国于1967年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这部法律被称为现代中期经济干预的“伟大宪章”。〔113〕此外，德国相继颁布《价格法》《交通法》《税收法》等。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德国制定《损害赔偿责任法》（1978年）、《有缺陷产品责任法》（1989年）等法律。

（二）日本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密切回应

日本现代经济法的确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这段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经济法积极回应日本经济的恢复、飞跃及稳定发展。1945—1954年的经济恢复时期，日本经济法学说的重点，放在维持竞争秩序及限制垄断、实行经济民主化、建立自由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法学上，以垄断禁止为重点的经济法占了统治地位。〔114〕该时期的经济立法也反映了美国等对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并致力于消除经济垄断，消除封建因素，促进产业合理化，应对经济危机。例如，《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1947年）、《禁止垄断法》（1947年）、《日本银行法》（1946年）、《自耕农创设特别法》（1946年）、《农地调整改正法》（1946年）、《临时物资供应调整法》（1946年）、《临时煤炭矿业管理法》（1947年）、《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等法律。〔115〕

1955—1970年则是日本经济法高度成长时期。为向开放经济体制过渡，日本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推动资本自由化；为完善中小企业立法，日本制定《中小企业振兴资金促进法》（1956年）、《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1963年）、《转承揽中小企业振兴法》（1970年）等；为改进农业现代化结构，日本制定《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1年）、《沿海渔业振兴法》（1963年）等法律。〔116〕1970—1999年，则是日本经济的低成长期。为应付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日本政府在70年代制定了《石油供求适度化法》（1973年）、《石油储备法》（1975年）及《能源使用合理化法》（1979年）等法律。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经济不景气的法律，如《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等；为振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制定《促进电子计算机开发补助法》（1972年）等；为应对环境污染，制定《水质污染法》（1970年）、《自然环境保护法》（1972年）等；为保障竞争秩序，修改《防不正当竞争法》（1975年）、《禁止垄断法》（1983年、1985年）；等等。

90年代以来，日本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完善，修改《禁止垄断法》（1994年、1996年），颁布《环境基本法》（1993年），全面修改《保险法》（1995年）等。〔117〕也是在这一确立期，日本经济法学理论亦不断发展，涌现出诸如峰村光郎（1906—1978）、金泽良雄（1911—1987）、田中诚二（1898—1994）等大批经济法学者。这些学者或将经济法认定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制系统，或将经济法理解为对抗垄断资本的法律。〔118〕在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做出探究的同时，日本形成两大对立的经济法理论，即以丹宗昭信（1927—2014）、正田彬（1929—2009）为代表的“中心说”（认为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和以今村成和（1913—1996）、金泽良雄为代表的“非中心说”（否认《禁止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中心）。〔119〕日本经济法学会于1951年建立，通过学术研讨会大大推进了日本经济法学的发展。

（三）新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法的影响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日本的占领国，但战争对美国国内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自经济大危机以来就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滞胀”明显，新型的自由经营论卷土重来。新的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理论，主张紧缩货币供给量，抑制通货膨胀，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120〕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经济政策。国会通过《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以及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 Facilities Control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1980年）、《科恩—谢尔曼法》（Cohen-Sherman Act，1982年），以加强金融证券立法。

另外，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1986年的《税法》都是这些理论的体现。新的立法表明，美国更加重视经济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平衡。在反垄断法方面，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些反垄断的诉讼法，如《反托拉斯诉讼程序和惩罚法》（Antitrust Lawsuit-order Punishment Act，1974年）等使反垄断法的执行得到了有力保证。〔121〕另外，1975年的《马格纳森—英斯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Maglason-In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mprovement Act）、1977年的《禁止对外贿赂法》（Forbid Bribery Act）以及1980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mprovement Act）等，都丰富和完善了美国的反垄断法体系。〔122〕

（四）英国战后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形成

对于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目标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活，并提出建立“福利社会”的伟大目标。除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法以外，英国在经济调控的立法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国有化法。1945年12月英国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法》（The Bank of England Act），并于次年3月，以4倍的国债票兑换英格兰银行的股票，将其收归国有，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其后又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如1946年《煤炭工业国有化法》〔123〕、1948年《煤气事业法》、1950年《钢铁工业法》等。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将造船工业、航空和宇航工业、港口、飞机制造、矿产、建筑用地及石油工业等收归国有，如1975年《工业法》《石油开采法》《公有土地法》等。〔124〕

第二，竞争法。英国的竞争法传统上主要由判例法构成，零散而不成体系。二战后英国以成文的竞争法改变过去零散而不成体系的局面。1948年《垄断与限制竞争法》（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Practices（Inquiry and Control）Act）是英国第一部成文竞争法律。1956年《限制竞争贸易行为法》（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对限制性协议进行了规制，要求必须向登记机关登记。〔125〕其后，还颁布了若干竞争法，如1965年《垄断与合并法》（Monopolies and Mergers Act of 1965）、1976年《转售价格法》（Re-sale Price Act of 1976）及1973年《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 of 1973）。特别是1980年制定的《竞争法》（Competition Act of 1980）是英国反不当竞争行为的根本大法。至此，英国竞争法体系基本形成。〔126〕

第三，消费者保护法。二战后，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促使英国开始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英国制定《消费者保护法》（1961年）、《交易说明法》（1963年）、《度量衡法》（1968年）、《自动上门提供货物与劳动法》（1971年）、《消费者安全保护法》（1978年）等法律以保护消费者权益；〔127〕制定《消费者信用法》以保护消费者信用交易。1987年，英国修改《消费者保护法》，在产品责任方面采取严格责任主义。

第四，市场监管法。英国在证券、银行、保险方面的经济立法居世界前列。例如，英国为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曾于1958年、1983年两度对《防止诈骗（投资）条例》进行修订。1946年制定了《保险公司法》，并针对其中的弊端进行不断的修正，最终以1982年制定的《保险公司法》为最终蓝本。〔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