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斯·哈克特评乔伊斯

1917年

原文题为《绿色疾病》，刊于《新共和》第10期，总第122期（1917年3月3日），第138—139页。后转载于《地平线》（1918年），第163—168页。

该评论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撰《一位爱尔兰现实主义者莅临美国》中被引用。威廉斯的文章刊于《当前观点》第62期（1917年4月），第275页。

关于作家们的写作方式讲得过于简洁而不合情理。确实，人们开始认识爱尔兰文学复兴的时间恰好就是乔伊斯先生写作此小说的时期，而且他的主人公也确实是所谓文学复兴时期都柏林的一个学生，一个充满梦想的作家、诗人和梦想家。然而，生活就是这样反常，在这幅理应有火焰把1890年到1900年间的都柏林照耀得光辉夺目的画面上，却没有一丝微光。要是小说中描绘的那个年轻人斯蒂芬·迪达勒斯原先就属于爱尔兰复兴运动，那么局外人便会更容易给他“定位”。而基本的事实是，他属于小说本身已体现出来的更具特色的一派。人们几乎很难把它（小说）传达给那些对爱尔兰和爱尔兰现代文学已经有了固定看法的人，不过，那种在现有的戏剧和以前的小说中难以找到的爱尔兰残酷现实，在这本小说中却以异乎寻常的率直、优美和力量呈现出来。只有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无与匹敌的坦率的人，即一个据说主要由于他并不多愁善感而变得尖酸刻薄的人，来着手描写都柏林的真实面貌时，人民与神话（那个有关南部“爱尔兰人是一个欢快、智慧的民族”的神话）之间的差异才会被写得条缕分明。当人们说起都柏林人的“真实面貌”时，当然是有所偏爱的。人们只是在坚持认为，比起那个和蔼可亲的寓言家乔治·伯明翰笔下的爱尔兰人来，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人更接近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评价。但是，那部精美的《青年艺术家画像》充分证明了这样的断言：人们完全可以预期，在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间，会出现一类骄慢、冷酷、爱挑剔、多疑而又谨小慎微的人，而不是利佛一度赞颂过的爱尔兰小地主。假如这是爱尔兰伴随天主教徒们新近接受的高等教育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典型人物，那么人们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所要认识的人中最为重要的一类人物。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屿》所塑造的那个伦敦爱尔兰人莱里·多尔身上曾暗示了这一点，但当前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比起莱里·多尔来其变化更加细微、更具个人特色，而且据称只属于一种类型，以表明他的总体风范是独一无二的。

乔伊斯先生的力量并不表现在他有任何特殊的创造性。小说读者会立刻看到他甚至从未想到过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或者权衡过参考读者喜爱的好处或重要性。他描写的是他最了解的东西，他自己、他自己在寄宿学校和大学，以及他一贯拒绝尝试的对他深刻洞察的实际生活境况作任何激烈的变化。他竭尽全力去揭示他的辛酸生活中的种种场景，而迫使他写作的冲动并不是因为某件事顺应了他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小说家的意图，而是因为那件事对他个人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任何时候他都不会顾忌某些言语或某些事件会激起某些读者的强烈反感。这句话是否与经历紧密相连？这个事件是不是生活组成的一部分？他探索的就是这一类问题，至于别的他一概不问。他甚至不可能探究：在所有他能写的东西中，为什么他惟独选择揭示那些很少人描写的细节？假若他真的问过这个问题，他很可能会回答说：意识到沉默本身便会激励人们把它表达出来，而表达是一个人用于反抗那些强加于自己头上的限制的惟一手段。如果别人屈服于那些限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为了得到真理，一个人必须揭示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考虑到这幅画像在主人公离开大学之前就已结束，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主人公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家庭关系和宗教关系，以及主人公在批判精神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过程。而赋予这幅画像以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正是乔伊斯先生已经拿捏得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即通过描写事件在斯蒂芬心中所激起的情感来交代他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我们看不到作者直接描写斯蒂芬的父母。我们是通过斯蒂芬内心情感的潮起潮落得以了解他们的，而有许多段落记述了活生生的对话，如那场令圣诞晚餐不欢而散的有关帕纳尔的争吵，又如那个说明父亲回到考克的老掉牙的逗乐，斯蒂芬的灵魂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原文引用小说第一章晚餐场景的一部分。］（略）

是手淫这一凡夫俗子常有的罪孽最为痛苦地折磨着这个年轻人，由此产生的罪孽感使他备受强烈的孤独之苦。最后他只好“退却”——他当时正在接受耶稣会士的教化——并去忏悔，而在一段时间里他感受到了宗教的快乐。叙述这段经历的直率比塞缪尔·巴特勒在其《众生之道》中有关性蒙昧的遮遮掩掩的描述要生动得多，而且在使宗教信仰显得真实方面，乔伊斯先生要比塞缪尔·巴特勒更成功。一名耶稣会士建议斯蒂芬从事神职的努力便是他中止宗教信仰的开始。乔伊斯先生用一种“清晰、流畅、期刊式散文体”描述了他从虔诚的信徒生活和一名专事禁欲的退隐者到接受自然和尘世的转变。“他的灵魂已经从孩提时代的坟墓中爬起，抛开裹在身上的葬殓衣物。是的！是的！是的！他将跟与他同名的那位伟大的能工巧匠一样，从他自由的、强有力的心灵中自豪地创造出一个生命，一个崭新的、向上的、美好的、不可捉摸又永恒不灭的生命。”“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词的重复显示了贯穿整部小说的浓郁的青春气息，纵然乔伊斯先生在夸耀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方面也能如此卓越无比。

画像的最后一章展示了大学学院里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学生们的精神。那是一幅绝妙的群体画，里面的青年满嘴脏话、目空一切、乳臭未干。乔伊斯先生的主人公既不赞同叽叽喳喳的国际主义者，也不赞许那个他比作爱尔兰的神秘的爱尔兰人，“一个蝙蝠似的灵魂醒来，意识到自己置身于黑暗、秘密和孤独之中”。斯蒂芬独来独往，蔑视一切又满腹牢骚，爱上了又没有爱上，一个黎明时分的诗人和日落时刻的嘲笑者，“这个臭气熏天的粪堆般的世界”的冷漠的流亡者。

一部完整地再现一个敏感的、爱批评的年轻人的小说不可能指望它会令人愉快。《青年艺术家画像》并不完全令人愉快。但是它拥有如此的优美、对美如此的热爱、如此强烈的感情、如此的悲怆、如此的坦率，在揭示严肃的青年中不可避免的病症方面，它超越了所有的英译作品。乔伊斯先生拥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假如他仿效H·G·威尔斯的做法，给每一事件安排一个段落，他可能会把事情讲得更明白一些。照现在这么安排，这本书便要求读者阅读时发挥一点想像力。阅读那次天主教的“退却”时也要全神贯注，因为作者描述它时极尽了讥讽之能事。但是，任何人只要对那个敏感、细腻的爱尔兰人打从读寄宿学校开始便感受的俄国式的失意和悲观有些许了解的话，都不会看不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坚韧不屈的品质。他以罕见的努力尝试超越有关种族和信仰的每一个文学陈规旧习，而他竟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人会对他的直率，无论是有关宗教的还是有关民族主义的，还是有关性的都感到忿然。但是直率在这里是一种崇高。

（周　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