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常爱农”同学

常爱农先生：

来信收到。

你的名字取得好。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名，不过即使是在写这封信时候临时取的笔名，只要是情由衷发，我以为也比用别的名字好。来信首先要我和其他代表们原谅你讲话不客气，正对我的脾气——我是不愿多听而且也不愿多说客气话的。来信怀疑我是否完全了解农民，我以为怀疑得很有理，因为任何人对任何问题的了解都是活到老学到老，都是逐年逐月增加其深度的。在我自己，过去对农民有一些了解，以后自然还是继续了解下去。

你对其他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已经转达给他们，只是我作为代表之一，也要对你提出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你在来信中肯定了这样一些事：一、“广大的农民”都处于“最困苦的境地”，受到“最刻薄的待遇”，只有“村干部”和“个别的特殊农民”的生活好。“城市郊区和重点的农业社”都是“高等农民”“特殊阶层”。

二、“报纸的报道”、国家的“统计部门和粮食部门”等机关材料以及村干部的讲话都是造谣，不能相信。

三、代表农民的代表，都不曾深入到农村去，只是“笼统地、概括全面、自告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

四、报社到农村的记者很少，而且都不曾和农民一起生活过，因而只能写出些绝不可信的报道，应该“撤职”“判刑”。

你虽然抱着“常爱农”的心情，可惜你是个学生，每年不过两个月假期，对农村生活深入得不够。这是可以谅解的。只是你要笼统地、概括全面地、自告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把广大农村都说成地狱，我便不得不告你说一点你所不了解的情况来纠正你的一些错误观念：

一、我是作家代表，不是农民代表。真正的农民代表，每省都有那么五、六、七、八个。他们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每年不能有三个月至半年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是除了来北京开个把月代表会以外根本不会离开劳动生产的真正农民。你连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偏会“概括全面地”了解广大农民呢？

二、假如国家的机关都是造谣机关，干部都是造谣干部，你那个学院也早关门了——因为所有的城市供应完全凭的是那些机关的统计数字，而那些统计数字又都是那些干部供给的原始材料。

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报纸，都有跑农村的记者组。那些记者除了回报社开会以外，通年住在农村，比你给他们规定住农村的时间要长得多。你要求他们多了解问题是可以的，要是让他们也参加半年农业劳动也没有必要也不合理。除了文艺写作者，谁也不能有一半时间来参加岗位以外的业务。

（下缺）

[1] 此信据《赵树理文集》第4卷，原注：“某学院一个学生叫‘常爱农’的（很可能是化名），作为向人民代表（赵树理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反映情况，写信给赵树理，赵树理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一份残稿，只有前面部分，后面部分不存在了。”此信约写于1957年或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