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脚在没有丈夫的日子里和儿女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因为大脚，又会积极下地劳动，她是方圆几十里内自强、努力的典范。刘大脚用自己的大脚和双手书写了一个原本只属于男人生存毅力和斗志的故事。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党动员，苦战两年，誓把汤乔变大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的父亲把袖口卷得高高，花了一周时间用扫帚长的板刷，蘸着红油漆，攀上梯子，在全公社沿路可见的外墙上豪迈地粉刷着那个时代的感动。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就在身边，汤乔已经迸发出热火朝天的景象，沸腾的大地正张开双臂等待着刘大脚去播洒热情和汗水。
刘大脚很快扔掉了自己属于女人的特质，或许她真的忘了自己是女人。
刘大脚常年用一件青灰夹衫紧紧地包裹住上身，这让她的乳房过早消失，这年龄的女人理应不会如此。衣襟开在她身体的一侧，三粒布衣蚕头纽扣别住了它。她四季的颜色就是这么单调。如果就此认为眼前的刘大脚不过是位陈腐平常的乡村老妈，建议你在汤乔小住两天，你会惊讶于眼前这女人仿佛是男人的变体，她的一双大脚健步如飞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男人见面兴之所至，彼此递烟借火，她同样是个需要递烟的不可被忽略的人；你忽略她，就证明你是外地人或者不懂事。她会厉声斥责村里那些斤斤计较的人，不屑那些鸡毛蒜皮事。她也会好心和解村子里的男女事，只要被她听到或者被她逮着。
刘大脚绝对是乡村一切农事活动的好把式。村子里资格最老的水牛下了牛犊，她接生的，等牛犊稍壮了力气，她又开始驯校它，用属于她自己的吆喝和架势。她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让它乖乖听话，从此接受村子里所有老农的驾驭。她也能老练地掰开老牛的嘴巴，伸手进去摸摸牙口，帮队长确认邻村牵过来的水牛岁数多大了，还能干活几年，是否值得购买。
刘大脚每年养一头猪，保证过大年前请邻居吃顿杀猪饭；简略点的，她挨家挨户送一大蓝边碗猪血汤，上面堆着三五块猪头肉，附着些辣椒糊和葱花。过了正月空档期，她又跑到集市抓猪仔，如此循环。猪仔圈养两个月后到了发情季，刘大脚向村子里剃头匠老夏借了把剃刀，把三十多斤的小雌猪夹在双腿间，猪头朝下，屁股朝上，在屁股缝下边狠狠地划一刀挖出一堆血糊糊的东西，这个节育手术就算做完了——村子里管这叫阉猪。本来这活儿都是巡游在乡间的专业阉猪匠胡阿二干的，阉一次收五毛钱。刘大脚这娴熟的姿势让胡阿二有点警惕，一度以为她要抢自己的生意。
农家养鸡不是为了吃鸡肉，是用鸡蛋到村头的供销社换些油盐酱醋。那时一只鸡蛋便宜的时候五分，多的值一毛钱，刘大脚家通常会养五六只鸡。公鸡饭量大贡献小，它们光艳的羽毛还没长全，天生清澈高亢的嗓音还在发育调试阶段，就可怜地被主人宰杀了，在腊月里凑成三牲之一，摆到村西头的坟墓前。祭祀完毕，这整鸡重回厨房，女主人添油加醋，大料红烧，给饭量大贡献多的男人下酒。
刘大脚很长时间是一个人过日子。别人家忙着宰掉公鸡，她说村子里总要一只公鸡打鸣报辰吧？一只威武的芦花公鸡罕见地被她养了五年，这公鸡成了全村的报时器，播种机。
不久村子里又闹黄鼠狼，她家那只威猛的芦花鸡没能抵抗住凶猛动物的袭击。那天天刚放亮，村子里人没有听到“喔喔喔”的长鸣声，刘大脚心里已经有了数，起床披衣去村子周围寻找。她在池塘边的草丛里发现一堆鸡毛，还有残留的半边鸡脖子和一只鸡大腿。刘大脚把它捡回来，拔毛红烧，自己并不吃，喊邻居小孩美餐了一顿。
她发誓要逮住那只黄鼠狼。她自制了一个约两米长的木笼子，入口有碰触即下坠封门的机关，她把笼子进头套接在黄鼠狼半夜出入鸡舍的洞口。这主意很好，第二天就有收获，一只七八斤重的长得像狐狸的黄鼠狼给逮住了。刘大脚用了一早晨时间剥了它的皮，抽了它的筋，把一堆红肉扔在路边，喊恰巧路过的李牧子媳妇拿回家做道荤菜。这女人俯身用一只手捏看这剥皮后的肉，觉得还挺厚实，就去水塘边剖杀、清洗。
那天，路过的男人故意装好奇：“你这是在弄什么呀？”
“黄鼠狼肉，给孩子他爸做道下酒菜……骚味太重了。”
女人皱着眉头应答，继续蹲在石板上，头也没抬，两只手在水里摆弄着血糊糊的肉身。
“再骚也没有你骚，你要赔你老公的头发。”男人诡异地笑。
从那时起，黄鼠狼就成了牧子老婆的外号。
刘大脚欣然接受了现实的安排。有一年她差一点接受了村长一职的任命。在上级看来，她无事一身轻，具备了管理一个村子大小事务的特质。不过，还是有人提醒，她有个曾经替国民党干活、现在还逃跑在外的丈夫呢——从此就再没人提名让她当村长的事了。
后来牧子又试探着问刘大脚能否接受村妇联主任一职，她直接笑着拒绝了：“女人工作我搞不来（不会做）。”
这不代表刘大脚不关心女人。
有一年夏天，村子里一李姓男人喝敌敌畏自杀了。起始他怀疑老婆与村子里的一位发小好上了，后来，这男人无意间真撞见了老婆与这位兄弟的那点事。这男人没声张，也没跟老婆吵架，直接上供销社买了瓶敌敌畏喝了。这事动静闹得大，死去的李姓男人有个哥哥要追究那个太不够意思的“兄弟”，追究弟媳妇，还要追究那个卖农药的供销站站长。刘大脚当即出面阻止了，直说这都是前世造的孽，大家以后还要在这个地方过日子，谁的脸都躲不过。后来，刘大脚自己领着村子里十几个男女，包括我母亲，一起帮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料理了她男人的后事。
这事对刘大脚触动很大。她那些日子闲下来就说起这李姓男人，说这世道看不懂，人心看不透。她咧着嘴叹息说：“你看吧，男人拜把兄弟跟自己老婆好上了，喝药的应该是那个勾他老婆的拜把兄弟，怎么他自己就不要命了？”
依当地习俗，三年后这李姓男人移棺入土归安，诚心操办这仪式的是那一男一女。不久这两人正式结合了，倒是恩爱有加。有人曾见刘大脚有一天在李姓男人当年所植一棵梨树旁发呆，仰望着黄澄澄的梨子自言自语：“这世道就是存心不让你看懂。”
刘大脚不屑跟女人们一起下地干些弯腰的活，比如割稻、栽秧、除草；她主事的农活是男人做的肩扛重活，比如翻地、犁田、打耙、育种、水车上水。她能在灌溉季节把一百多斤的水车扛在肩膀上转到一公里外的另一座水塘边安置妥当；她会在烈日下娴熟地把敌敌畏、乐果按照一比五十的比例调配好，装进喷雾器罐子，然后背起它行进在垄埂上，左右交替着喷头杀死可恶的棉铃虫。她从不喝酒，因而她绝不会犯村子刘二的糊涂。刘二嗜酒出了名，平时自斟自饮倒酒完毕，总是很心疼地吮一下捊绕过挂在瓶口的酒液的手指。一天晌午，他在田间配液时热昏了头，把敌敌畏瓶当成了酒瓶，大拇指捊绕了瓶口滴液放进嘴里，差点中毒。
刘大脚最酷的样子被行走在马路上的陌生人瞧见过；特别是他们听当地人自豪地强调她可是一位女人时，外乡人更是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这女人在广阔的水田里驭牛打耙的样子。她的双脚一前一后跨在犁耙前后的横档上，一手执鞭，一手扶压座，水牛在田间奋力疾驰，溅起的泥浆水飞到她的额前，把她头上的草帽直接掀翻，挂到脑后背上。她嘴里不停地嘟囔着，高高扬起竹鞭，然后又轻轻放下，再扬起，再放下。这老牛很懂这女人的温和警示：再转完两圈，就会得到歇息，就能回到树荫下、回到毛龙河谷，那里有主人准备好的，也有自取随意的水草。不一会儿，高音喇叭声响彻田野，这是上午11点半，可以收工了。
汤乔的村头一年四季不缺戏歌声。嫁到这里的女孩，如果一年后还不会哼几句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名字不能脱口而出，就要被当地人看不起。《天仙配》《打猪草》《王小六打豆腐》，这些流传在当地的经典唱段女人一定得会。如果你不会，闲暇日子里女人们聚在一起，你就会显得孤单、落寞，缺少女人味，你就无法让村子里的老年人在背后夸你。本地的女孩更不用说了。刘琳后来成了本地唱黄梅调的高手，学校里的男生都争着课间给她留纸条。现在还有许多人记得她唱黄梅调的样子。想想，最留恋的其实是她美妙的声音。
汤乔的女人天生好嗓子，村头、夜晚，一切闲暇时段温婉凄美的低吟浅唱，汤乔的久远、质朴和附着在它身上的神秘就瞬间回归了。然而，有一种时代的歌声，它以更高亢的表达回荡在田野的上空，这是政治宣泄的张力和强势。
《洪湖赤卫队》是那一年夏季午间天天响彻汤乔田畈的金曲。田间劳作的男人们跟着喇叭唱：
刘队长，有胆量，摸到了敌人的后厅堂。
白匪兵他正紧张，东瞄瞄，西望望，
忽然背后一声响，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
他喊不敢喊，犟又不敢犟，
乖乖地放下了手里的枪。
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哎呀！我的妈呀！
刚刚他碰上我们的刘队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独唱到“哎呀，我的妈呀”时，背景声暂停，散落田野的男人们相视一笑，这最后一连串夸张的“哈哈”大合唱声便响彻了田野的上空。
我母亲没读过书却有副好嗓子，她最爱跟着小红唱《手拿碟儿敲起来》——
手拿碟儿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穷人的苦，
先生老总听开怀。
母亲唱得婉约伤怀。母亲晚年时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她一高兴就唱这支歌，让我仿佛又见那些年行走在田间的辛劳女人。
刘大脚喜欢的片断总是与众不同，她偏爱韩英在大牢里那段“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而且一定要在歇息卸下牛轭之后。她一边唱一边将套在脑后的草帽重新戴在头上，自顾自地牵着老牛慢慢回家。
辈分高的、年龄大的人会被认为见识多，而刘大脚又被认为是自带特别故事的人。在儿子没回来的那些年夏夜，别人乘凉说笑，她总是一个人远远地、似听非听地站在一旁，赤着的双脚，轮流跺着驱赶蚊子，或者用一枚大脚趾去蹭另一条小腿肚上的痒。有一次，被小孩缠嚷不过，她只好吟唱了这一段：
河里撑船河里划，叫声大姐来喝茶。
端条板凳拦门坐，几样的大姐几样的花。
正月梅花朵朵开，二月杏花开出来。
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靠墙开。
五月栀子见里黄，六月荷花满之塘。
七月菱角漂水面，八月桂花满院香。
九月菊花家家有，十月芙蓉赛牡丹。
十一腊月无花开，大雪霏霏飘下来。
难得刘大脚如此开心一次应承孩子们的要求，平时她都懒得理这些她口称的小鬼们。唱完这个，她居然又即兴唱了这一支：
不写情词不写诗，
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颠倒看，
横也丝来竖也丝。
这般心思有谁知？
这是桐城歌。多年后我在冯梦龙编辑的《山歌》中找到桐城歌共二十四首，这首名曰“素帕”，也是常见的男女爱情表达，丝谐音“思”。在汤乔这地方我只听过一次，就是刘大脚唱的，也许是她父亲教的，或者是私塾先生教的。
然而，年幼的孩子究竟不知天下情为何物，思为何苦。小孩子们撇嘴说“不要听，不要听”。刘大脚也不在乎，不爱听嘛，就拉倒。
后来她的孙子出生了，她常在天黑前扛一张竹榻放在墓地平稳处，把光屁股的孙子搁在上面，往他的小手边搁上那个一碰即发出响声的拨浪鼓——这鼓是当年那个卖零货的陌生人遗弃的，刘大脚把它擦洗干净，一直放在卧室最里面的柜子里。这鼓仿佛专治孙子哭闹，有一次这娃发热，姐姐拿着拨浪鼓站在他前面晃摇，逗得弟弟咯咯笑，医生的针头就在这笑声里从这小家伙的屁股上拔了出来。
刘大脚一面爱怜地给孙子扇蚊子，一面哼唱着当地流行的土儿歌哄他：
火亮虫，夜夜飞，爹爹叫我捉乌龟。
乌龟没有长毛，爹爹叫我扯毛桃；
毛桃没有开花，爹爹叫我扯黄瓜；
黄瓜没落地，爹爹叫我去唱戏；
唱戏没搭台，爹爹叫我去扒柴；
扒柴不够爹爹烧，爹爹把我头上打一个包。
我跟奶奶讲，奶奶把我头打一个俺。
桐城方言里把“眼”发音成“俺”，俺睛、屁俺、俺睛屎。骂人家看问题看不到要害，“你俺睛又不是屌操瞎的！”这属于再平常不过的桐骂了。
孙子不理会大人乐，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玩那个拨浪鼓。奶奶讲得越兴起，他的小手把鼓拍得更响——他还不会左右摇摆它。
女人、小孩就喜欢听这个。有一次五奶奶兴致高，对边上的小孩说，给你一把扇子，帮我孙子驱蚊子，我再讲好听的，行不？
小红孩，戴斗笠。
摸螺蛳，把鸭吃。
鸭生蛋，把儿吃。
儿屙屎，把狗吃。
狗看家，儿得力。
姚英此时洗漱完毕，着平脚裤、塑料拖从家里走出来，平脚裤和塑料拖之间是当地人不曾拥有的大白腿。她手摇蒲扇替换婆婆回家吃晚饭，听见这个，蹙眉摇头：
“哎哟，一口难听的土话，他姐姐说要从小教他说普通话呢！”
她伸手抄在儿子屁股下面想抱起，一团黏黏糊糊的东西发出孩儿屎臭。姚英缩回了手。
“儿屙屎，把狗吃！把狗吃！”孩子们笑着大喊着。
有人却在唤狗：“喔洛喔洛……”
一条花背、晚上却看不清啥样的小狗摇着尾巴抓紧凑过来。刘大脚自己先抱起孙子，怕他受惊吓，那小狗转而有滋有味舔沾在拨浪鼓上的孩儿屎。
深秋是汤乔一年相对清闲的日子，收割完晚稻，播种好冬小麦，这里的男女多数就把身体蜷缩在家里。小伙迎娶、女孩出嫁都选择这个季节进行；男人们多出门打打小牌，吃顿出份子钱的喜酒，家里的女人也不会太在意。女人自己呢，忙碌着一针一线纳着鞋底，晾晒用麦糊粘着的鞋帮底子。纳鞋底几乎是下半年女人的主要手工活计，晚上坐在床头灯下纳，又不忘扭头给熟睡在旁的孩子揠揠被子；白天女人爱选择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聚拢在一起，夸赞对方鞋底纳得密实，鞋帮挖得也好看。
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尽聊些八卦事，比如小盈嫁出去一年多了怎么还没有肚子（没有怀上），惹得婆婆到处寻偏方；又有人在城北的投子寺放生池边看到小盈双手合十祷告——她从汤乔偷偷走了四五十里路来这里。又有人说起前年嫁到隔壁村子的四川女人忍心丢下小孩，卷起婆家值钱家当跑了，这女人是从四川农村贩卖来的女人中的一个。又有人说，村长李牧子的叔叔（当地发音“椒椒”）的第三个女儿夭折了——女人们私下说是这男人不得已任由这婴儿冻死的。这消息可信度高。李叔五十岁那年花钱从邻县找了个残疾、智障的妹子结婚，那女人给他生了两个越长越水灵，越长越聪明的女儿，可他家里负担一下子重了起来。而李叔本希望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刘大脚不会手工做鞋，她所要的鞋子都到镇上买。直到女儿第一次回娘家，刘大脚才有机会穿上女儿从江西亲手缝制的老布鞋。
刘大脚不会加入女人闲聚时的话题，她对这些花边消息迟钝和麻木。
日短夜长说的是冬天。人们还在享受一家人挤得热乎的被窝时，刘大脚已经在村东头第一声高亢的鸡鸣声里起床——自从那只芦花鸡被黄鼠狼和小孩各吃一半后，她就立马在接下来的鸡仔梯队里挑出了一个鸣声高亢的接班人。接着，隔着窗户我就能听到她捣鼓水桶往池塘担水的声音，再接着，是她的屋顶懒散地冒出一缕炊烟。冬日里的刘大脚的一天就此开始了。一个人的饭菜是很简单的，稀饭搭红薯。这红薯皮不用削，洗净直接放入锅里，加水，加少许白米。刘大脚喜欢在有太阳的冬天早晨盛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外出转悠，红通通的薯皮自动撑裂开了，豪迈地占据这只大碗的中间位置。这碗粥，让刘大脚自带冉冉上升的温度，走到哪里哪里暖；走到哪里都有两条狗悠闲地跟在她后面。这两条狗是一对相好，从不争食，那只雄狗调皮地跃起，用狗嘴去接刘大脚用筷子扔出的薯皮，向母狗和人类显摆——这薯皮扔前刘大脚用嘴吹过，并不会太烫。
她偶尔也会端着大碗上门尝尝我母亲做的腌菜，然后评头论足一番，说自己秋天收成的白菜入缸后脚力差了些，没踩好，又有点咸。这可能是夸自家的腌菜干净。当地有经验的农妇说，只有略带脚气或有脚疾的大脚踩过的白菜，才是最喷香可口的。
她得在冬日的午后去趟牛棚，添一把主食稻草，然后再松开牛缰牵着老牛到小河边饱饮。冬天的水牛饮水量惊人，它像台用圆爽了的抽水机，舌头掠卷着水面，根本不抬头。这通常要花刘大脚差不多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她双手就这么一直叉着腰，静静地候在旁边。午后的阳光，温暖是短暂的，仿佛专门为陶醉这两位而从云端里闪出来。
她的家里晚上有时很吵，只要见着刘义直来到她家，村子里男人们就毫不犹豫地过来凑热闹，聚积在这里用扑克小赌至通宵。这些聚赌的男人中有几个必是被家里的悍妇吼出来再转移至此处。赌博没开始，输赢未定，骂男人暂时没理由，但彻夜点着的煤油灯是一桩很大的耗费。这里的女人真会过日子。
方圆几十里人默认她对农事活的熟稔，她的同龄人也渐渐遗忘了她来自嬉子湖的一个小富人家，村子里也没人设想从刘大脚的不幸里找到一片安慰药。比如，她本可以有资本在妙龄季嫁个体面的好男人，这个好男人绝对不是五爷这样的。
刘大脚常常在没法出工的日子里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一根一根地抽烟，静静地看着雨水从屋檐沟滴落。她看世界，就像人们此刻看她，隔着雨雾是迷茫，迷茫的外面又是雨雾。她在想些什么呢？她小时最乐意做的是纺纱织布绣花手艺活，最勾起她记忆的地方是娘家的二楼。如果没有五爷弄出的秋夜里的一把火，她最大的可能是在陈家相夫教子，父亲曾经说可以入赘一个好小伙。如果真那样，此刻的她也许正沏一杯上好的龙眠小花茶立在阳台，眺望下绵延远方的石板路都是享受。石板路的两旁有面馆，裁缝店，布衣店，零货店，棺材铺。铁匠铺里一年四季都是你一锤我一锤的“叮当叮当”声，这声音同步着一对父子卖力挥锤的“嘿哟嘿哟”。她熟悉这对父子，结实锃亮的胳膊，红黑带锈般的脸，映着煤灶里的旺火随风箱推拉一起明暗。
她有次下楼跑到这对铁匠父子跟前，好奇地问吊在旺火上的炉子派什么用场。打铁人笑了笑却懒得理她。待炉火熄了，老铁匠用钩抓取下这炉子，用大勺在里面盛舀着米饭。这位老父嚼着干米饭，又觉得不过瘾，从身后的柜子里捣鼓出一瓶辣椒糊。这柜子并不是橱柜，是堆放着各式废旧碎铁和工具的工具箱。儿子说自己也想来点重口味，老父啃掉挂在大勺四周的米粒，用勺子伸进瓶口挖出半勺红彤彤的辣椒糊往儿子碗里的米饭上抹了一层。
这米饭连锅巴恰好够这对父子两人午餐。吃完了，累了，空荡荡的吊炉歪倒在一边也懒得收拾，两人依次用那条黑皱皱的毛巾抹抹额上的汗，就坐在铺子一角开始午睡了。
刘大脚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饭香，还有这对父子拿火红的烙铁淬水发出的滋滋声。这年轻人有时故意逗惹她，夹着烙得红通通的烙铁故意往她眼前凑，她吓得往后躲，这烙铁其实是冲着冷水而去的。她有点讨厌这年轻人了，只好回到自己的二楼，想望尽这条石板路延伸到何方，她踮了踮脚，抬头看见路的尽头就是白茫茫的嬉子湖和湖上米粒大小的打鱼人。
刘大脚的四季如此分明，在她清晰的生活里，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空缺了娘家，空缺了丈夫，空缺了儿子，空缺了女儿。而她不在乎。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八岁那年秋天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是刘大脚救了我一命。
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不明原因的头痛，只得请假睡在主屋后面搭建的茅舍里。那天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在丘陵地里集体收红薯。村子里是有分工的，男人负责刨红薯，女人往村子里的大晒场挑藤蔓、挑红薯。
母亲说，那天接近黄昏收工时分，刘大脚送了一担红薯回来，返回路过我家见到我的样子，疾步走到田间遗憾而肯定地对我母亲说：“阿芳，你家二儿子不行了！眼珠子都不动了！”
母亲受了惊吓，扔掉扁担飞奔回家，叫我喊我没动静，号啕大哭。我爷爷随后赶到，用手在我鼻孔上号了一下转身对我父亲说：“也许还有救，死马要当活马医，背你儿子到公社卫生院吧。”
后来村子里的人都说我命大。那个病其实就是脑膜炎，急性的，若救治不及时，人很快会死掉。慢性的，可能落下许多后遗症，很可怕。而我活过来了。三个月后再跟班上学，成绩居然没落下。
十三岁以优异成绩考上当地初中时，刘大脚笑呵呵地说：“你这小鬼不是我当初发现得早，可能就没有今天了。”
十五岁考上高中要去外地上学时，她给了我五块钱，嘿嘿一笑说：“你这小鬼命大，将来会有大出息。”
十八岁高考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时，她的儿媳妇姚英除了给我准备了一个大红包之外，还特地做了一套新衣服让我穿到上海。刘大脚没有再单独给钱，但参加了我的升学庆祝宴。
那天她兴致高一连抽了几根烟，又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这小鬼，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将来能讨个好烧锅（老婆）的。”
刘大脚在我十八岁依旧叫我“小鬼”，这让我母亲有点不高兴。“小鬼”这个词当地人很少用了。刘大脚在公开场合或者在私下都这么称呼我小鬼，我倒是觉得很亲昵。在无数个农忙季节，无论是大集体年代还是分田到户后，她常常夸我聪明，农活做得出色。
有一年我在酷暑的田间割稻，气温得有四十度，刘大脚裤管高高卷起，戴着草帽，双手叉腰站在田埂上检阅我割稻子，并不时点评：“你这小鬼聪明呀，稻子收割得整齐，像切割机割的一样。”
第二天又视察我栽秧，点评道：“这秧栽得均匀，像写在划了格子的作业本上一样。”
“哦，对了，你这小鬼还是反手拐子。”她突然若有所思地夸赞。
反手拐子就是左撇子。老家那里反手拐子很不受待见的。其实我从小吃饭就是反手拐，后来一上大圆桌吃饭，握筷的左手碍着人家右手，就受到母亲的责怪，我不服：怎么不说是人家右手碍着我左手？母亲说，左手就是丑相，少数要服从多数。
九岁那场病好了后，直到刘义雄大叔带着老婆女儿回来前，我都以为刘大脚的生活没什么特别的。我习惯了这个五六十岁的长辈孤零地做我的邻居。
我与刘大脚家邻接的一棵枫树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她会在午后抬眼望天寻一块树荫蔽日的地方，摘下草帽，找个砖头垫在屁股下面休息。烟瘾大的时候，她会卷起香烟纸自个儿吸一口再扔掉。困了，她就坐在这里打个盹。她用蒙眬的眼有滋有味地盯着铺张开来的枫树根，那里一群蚂蚁正忙碌着，一起奋力把只剩下半截翅膀的蝉尸往洞里运。有一只显然是蚁王了，它来来回回两头窜，像个监工，又像个指挥，仿佛告诫下属：快点，快点，要下雨啦！
“牧子队长也真不容易。”刘大脚自言自语，嘿嘿一个人笑了。
她有时也会呼唤我们这些小孩：“小鬼，过来过来。”
“干啥呢，五奶奶？”
“帮我刮刮背上的痱子。”
她自己捊起上衣，上身前倾，露出长满红红热疮的后背。这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身上也有。我们这些小孩很乐意用指甲一个个地碎破排列整齐的痱子。刘大脚很享受这细微的刮擦声，她陶醉在痱子被刺破的感觉里。一只蚂蚁稀里糊涂地顺着她的大脚往上爬。刘大脚的小腿与一根泛着油光的棒槌没有什么不同，上面积嵌着一个夏天水田里的锈黄。是的，只有到了冬天，这锈黄才在无数次的擦洗中慢慢褪去。这只蚂蚁还未爬到膝盖处，觉得哪里不对劲，正准备调头逃，瞌睡中的刘大脚凭感觉伸手一捏，这蚂蚁就成了蚁渣。
我上五年级那年的寒假，老家下了一场从未见过的大雪，我的手脚全部冻坏了。雪后天晴，气温回升，冻伤处奇痒无比，刘大脚路过看见我用手挠抓脚后跟，皱着眉头直接阻止道，抓坏了就会溃烂的。她扔给我一双旧袜子，又补充了一句：“我外孙刘生会到我这里过年，明年就在这里插班上小学，你是哥哥了，以后要带好他。”
那几天晚上，我激动得没睡好，做梦都没想到我还有个表弟要来这里，我揣摩着他的模样。我只是隐约听说过刘大脚的女儿嫁到了很远的南方，南方的孩子过年又会玩些什么呢？抽陀螺？滚铁环？制作链条枪？如果他不会，我和我哥哥都可以教他。他要在这里读书，他将长住在外婆家，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刘大脚家了——那三间孤深的红瓦屋最里面的两间，我从来没敢进去过。
刘生随母亲在外婆这里过了第一个新年。那年我十一岁，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刘生比我小三岁，长得像他娘，浓眉大眼，圆圆的脸蛋，挺讨人喜欢。大年三十晚，我们去了刘大脚家，吃了刘凤姑姑从江南带来的糖果，与刘生讲话也渐渐多了。
在万家团圆的除夕夜，邻居刘大脚家告别了往日的冷清和萧条。夜里十二点整，刘大脚带着外孙第一次在自家门口燃放了一串长长的迎新鞭炮。
依当地风俗，正月初一初二不串门。初三一大早，姑妈刘凤带着儿子正式来我家拜年，她们提了一大袋礼物过来。姑姑一边和我妈妈拉家常，一边说这袋子里装的是从江西带来的四特酒，特地给大舅子——我父亲——带的。我这时又仔细端详姑姑的脸，圆圆的脸蛋，大眼睛，双眼皮。她的身材比当地普通女性要高，很结实的样子；穿着也比我们当地女人时尚些。她说话声音有点脱离了我们本地口音，经常三句不到，就嘿嘿地笑起来——像极了她母亲。她笑的时候双眼皮似乎变成了三层，温柔而喜庆。
我们这些侄儿辈的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远方的姑姑。
刘生入学的事也很顺利。经我父亲介绍说情，龙庵小学洪校长答应刘生可以插班。隔天，姑姑就又带着刘生提着厚礼面谢了洪校长。那天洪校长看看刘生又转头看看刘凤，突然大笑起来：
“你不就是那个刘凤么？当年你和你哥义雄也是在我手上读的书。”
“外甥像舅子，可不要学你舅舅哈，当年他可是调皮出名的。”
一切都顺利落实，整个正月里，姑姑心情都不错。离开汤乔前，她笑嘻嘻地嘱咐儿子“要听外婆的话，听表哥的话”。
后来，我不止一次好奇地问母亲：“姑父呢？姑姑难道没有丈夫吗？”
有一天母亲叹息着回答我：“姑姑当然有丈夫，不然刘生哪里来？”
“那这些年，姑父怎么都不来看丈母娘？”
“姑姑面皮薄，嫌男人丑，不让他过来。”母亲说。
“我嫁过来的第一年，刘义雄大叔出走了；第二年你姑姑就出嫁了，那是一个正月里。”
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给我讲了这兄妹后来的一系列伤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