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爷世居桐城，一门五子。
长子解放前就率二子移居皖南太平县，自此与桐城汤乔差不多绝了联系。
我没有见过二老爷，父亲说当年二老爷饿死在本村路边，留下一子一女。这一子叫刘义苏，如今已是七十高龄。义苏成年时拿自己的妹妹与邻村一女子换亲得了老婆，婚礼办在同一天，新人进，妹妹出，吃了整十桌。我跟在奶奶后面蹭了两顿喜酒，尝了大荤。义苏婚后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盼得的第三个孩子果然是儿子，可惜这男孩出生时脑部受莫名病毒感染，时好时癫。这傻儿子三十岁那年，有人贩子索五百块钱卖给他一个哑巴女人。
义苏拒绝了：“我是单传，我这儿子也是单传。就是我们刘家绝了种，也不能害别的女人。”
爷爷说年轻时他对三爷印象较深。太爷送三爷到外地私塾先生那里读过几年书，三爷后来成了理想主义者，1920年代初跑到安徽宁国那边一门心思闹革命。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到处抓他，他东躲西藏，在长江南北来回窜，其间在安庆结识一位进步女青年。这女子恰在安庆一所学校读书，偶在报刊看到对此人的画像通缉，又巧在大街遇见，便认定是缘分使然。其时三爷生活颇为狼狈，唯书生意气犹在，两个人谈得投机，不久便住在一起了。
所有人都没见过三爷夫人长成什么样子。1938年3月日本兵攻到桐城之前，三爷曾来信说他患有结核病，大约大去之期不远，想回到老家汤乔要座坟山。三爷在抵达桐城，再启程回老家的小路上，口吐鲜血而死。老家这边没人知情，后来才打听到三爷被当地人草草埋掉了。
三爷与那位无名女子育一子刘义直，后辗转经当地朋友托养，解放后由政府安排在安徽花洋湖农场工作，也算是铁饭碗。刘义直通常在腊月里最后几天来江北陪刘大脚过春节。我1980年代初期在老家见过他。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一脸的疙瘩是小时皮肤病落下的，陌生人见着觉得可怕。他很好读书，亦有些文采，在安徽《长江文艺》杂志上陆续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却没有女人爱上他。他腊月里来汤乔也就是陪五奶奶吃顿年夜饭，饭后两人码纸牌守岁，过完正月十五就又回到他的南方农场。
我家与五奶奶家紧挨着，有一年他正月初一一大早手捧保温杯来我家串门，问我哥哥一些西安的大学的情况，又问我上海的一些情况；终了，他从黑灰色的皮夹克内口袋里拿出一本泛黄卷边的《安徽文艺》给我看，又得意地背诵起他刊发在上面的组诗。
1980年代末，在他晚年生活最潦倒的时候，安徽宁国那边的民政部门几次来信协查一个叫刘伯谦的革命者后代。我父亲记性好，也多次求证我爷爷——三爷叫什么名字。爷爷肯定地说：“千真万确，三哥就叫刘伯谦！”
但还是没办法证明刘义直就是他儿子。此事后来就作罢了。
按顺序说四爷——我爷爷吧。
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是把我父亲送进私塾读书。解放后父亲上了当地最著名的桐城中学。爷爷跟我说得最频繁的，是他解放前外出逃荒在淮北打长工的故事。爷爷给我大哥，后来又给我，再接着给后来陆续出生的堂弟、堂妹反复讲他年轻时所见的异象：1945年那会儿，他在北方给地主家打长工，每天清晨打扫屋舍，发现地上总有扫不尽的猪毛，这猪毛后来越扫越多，就知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队伍要过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爷爷对着领袖的遗像哭了好几场。此前，朱总司令去世，爷爷也哭了。
爷爷最惊险的经历是路遇退败的国民党抓壮丁，把他也抓进去了。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冬夜，爷爷和一批青壮年被押解囤居在用玉米秆扎做的茅舍里。士兵持枪看守在门外。大半夜里，几个青年人想着家里上下老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越想越害怕，商定了要拼死逃跑。大家用手一点点抠开秸秆墙体，弄出个一人进出的大窟窿，从里面鱼贯出来。站岗的士兵听到动静鸣枪追赶，逃跑的人乱作一团，黑暗中有几个人掉进边上的粪窖里再也没起来。爷爷说子弹就在他的脚底下跳跃，他胡乱地跑呀跑，天亮时跑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那天北方已经好冷了，他裹紧上衣，蜷缩着身子，走了一天后见到一户人家，人家先给他一个馒头，问了些状况，觉得爷爷年轻力壮，长相敦厚，就收留了他做杂活，直到解放后爷爷重回汤乔家乡。
等我们稍稍长大进了小学，再听爷爷重述这个故事时，我就好奇地问：“那爷爷为什么不求助弟弟五爷呢？他不是做地方联防队长，佩枪骑高头大马么？”
父亲接过话：“我青年时见过五叔的，有印象，他生得浓眉大眼，身形又高大，祖父祖母格外溺爱。从小爱舞枪弄棒，在别人眼里就是个调皮捣蛋鬼，但为人却是义气。即使后来带了一个连队，还是喜欢叼着烟斗游行乡里，威风八面。”
“我们兄弟几个和小弟不是一路人呢。不过，我帮他抢了女人，就是现在的刘大脚。”爷爷笑眯眯地说。
我仰头大笑道：“刘家上辈居然也有个胡汉三。”
有一次爷爷多喝了点米酒来了兴致，他加码诉说着小弟的传奇：“那个时候你五爷可真是牛到家了，整天笔挺的黄军装，黄军帽，高帮皮鞋，枪套别腰间。太爷出殡那天，前面人抬着灵柩，我和大哥、二哥诸晚辈披麻戴孝，只有五爷骑着高头大马，沿途十步朝天一鸣枪。二十几人的队伍扛枪跟在吹吹打打的人群后面压阵，排场很大，方圆十几里无人不知。太爷丧事结束，五爷又自掏腰包，请帮工的连吃连喝三天。”
说到“连吃连喝三天”时，爷爷左手伸出三个指头，眼里闪烁着兴奋和自豪的光。
1938年3月，日本人从合肥南下攻桐城未果，飞机朝城里扔了几颗炸弹后队伍折向南面安庆而去。五爷和他的队伍几乎没来得及朝日本鬼子开一枪，就赶到县城一起庆祝抗战胜利。日本鬼子走后，五爷的主要任务就是依国民县政府指令，维持桐城汤乔至嬉子湖附近几个乡村的地方治安。
关于桐城，这里得再唠叨几句。
桐城得名自隋唐始，属九省通衢之地，往北一百二十里是合肥，往东南百十里是长江边的安庆，西北是大别山之尾梢——龙眠山。宋画第一人李公麟的《龙眠山水图》描绘了桐城山水的绝色风光。桐城自古学风甚浓，桐城派文化自明清以降绵延两百余年，戴名世、方苞、姚鼐、刘大櫆散文冠绝，名噪一时。张英、张廷玉父子辅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开创了汉人为大清官僚能够达到的最高荣誉。以复兴唐宋散文，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的桐城派文化最后的遗产之一就是桐城学堂的创立。清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桐城人吴汝纶东渡日本回国后，悟得变革中国社会之前先变革国民教育之理。1902年，吴汝纶亲书“勉成国器”四字作为桐城学堂校训。至此这所著名中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栋梁之材。“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方东美、朱光潜、舒芜、章伯钧英姿勃发，顺着桐城中学这副旷世名联步出校门，名扬天下。
后来有人说，五爷除了能够带兵打仗，其实还在桐城中学读过书的。但父亲否认了这个传闻。1950年代，父亲在桐城中学读书期间，也想在档案室里找相关资料，却没有任何关于五爷的信息。
爷爷说，五爷天生崇武，作风剽悍，果敢霸气，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治安被他管理得井然有序。五爷在日本人走后干了两件轰动乡里的大事，现在还为村子里的老人们津津乐道。其一呢，就是上面提到的太爷发丧礼，隆重，嚣张，让人侧目；另一件就是五爷处置当时乡下止不尽的盗棺之风，从快，凶狠。
再穷，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点书。再穷，也要给死去的亲人整口棺材。崇文尚礼之风遍及桐城乡里各个角落。逝者入殓进棺后，桐城另有其风俗：除非逝者后无续嗣，棺材断不会立即入土，而是在野外偏僻处寻一南北向基座，将棺材盖上茅草厝置其上。尽孝三年后，再找道士择吉日设仪安葬。
1946年内战胶着，工商业凋敝，再加上干旱袭扰，桐城乡村饿死者不在少数，棺材变得越来越紧俏。极端时一口棺材时价相当于三口之家一年的粮食收成。一帮流氓地痞乘机结伙干起偷盗棺材的勾当。最猖狂的一次，盗贼趁天黑将白天刚入土的坟墓挖掘开，拿走棺材不算，还恶作剧了一把，将裹着麻衣的尸体立靠在路边的松树上，又往死尸嘴里塞了一根点燃的香烟。两个走夜路的人打这儿经过，上前借个火，才发现对面是死尸。受了这惊吓，那人不久就死了。这事情被当地不断添料，一传十、十传百，引起民间极大恐慌。五爷受命整肃此事，一面吩咐手下及当地人对祖爷的坟墓多加留意，一面亲自派人连续蹲守新坟四周。他的队伍在第七天晚上堵住了这批盗贼，一个毛贼试图逃跑，五爷瞄准黑暗中的背影就是一枪，此贼应声而倒，当场死亡。
五爷这一枪太震慑了，乡村盗墓风自此绝迹。
五爷枪毙了毛贼的第五天，他家就出事了。
那天半夜，五爷家里传来了枪响。一群土匪摸进五爷的卧室，弄开窗棂朝五爷的床上就是两枪。这两枪并没有打到五爷，靠近窗户这一侧的刘太太臀部留下了两个弹孔，鲜血染满床单。家人闻声赶来时，刘太太已经断气了。
爷爷跟我说，是仇家花钱雇杀手干了这事。但其后不论公案，还是五爷私查，好几年都没查出结果。解放军来了后，这事不了了之。
当时我还健在的奶奶在旁边补充道，那时的弟媳已经有身孕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