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密防谍

郭汝瑰在徐州剿总当参谋长时，我曾经告过他一状，我把报告送到参谋本部，没想到本部接收报告的人没有送到父亲那儿去，父亲因此没有看到那份报告。那时候我在徐州，我发现共党间谍经常到徐州来，我的谍报员也盯住了一个人，一直盯到共军的后方。我也知道他们的密语、暗号、手势，所以我叫这个谍报员化妆成一个农夫，挑着担子，还有两个空箩筐，跟他打个招呼，两个人就搭上了。我方谍报员就说：“唉！两天两夜没东西吃，还熬得过去，连个水都没得喝，这个倒也不去管他了，什么也没拿到，老兄，你拿到什么东西没有？”那个人说：“我倒拿到一点东西。”不小心就透露出来了，我方谍报员就说：“老哥，这样吧，你给我看一看，我总算听到些什么了，回去也好交差。”于是那个人就说：“露一手给你看看。”他也是挑着一担箩筐，说完把扁担头上的一个铁箍拿掉，把另一边拔出来，扁担那头是空的，他就从那儿拿出来一张地图，一看竟是徐州剿总作战图，我方谍报员说：“哎呀！老哥，真是感谢。”又说：“我实在肚子饿了，不晓得你吃东西了没有？我每次回来经过前面一个面铺，我总是在那儿吃一顿面，然后再往前走的。”那个共党间谍说：“好啊，我也饿了，咱们吃面去！”那家面铺是我开的，二人吃完面后，我的谍报员说他要去解手，那人也一起去，二个人去解手时，立刻就把那个共党间谍抓起来，把他的嘴堵起来，连夜押送回徐州。

我连夜审问他如何拿到那张徐州剿总地图，他说：“在徐州剿总旁一条大街的大门口对面有一个照壁（刚好在徐州剿总旁有一个路灯，路灯的灯光本来就可以照到大门，结果被照壁一挡，门口就不亮），我就在照壁后面的一家私娼交换情报。私娼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人来来往往很多，没有人注意，我们就借此地交货。”他又说：“我就在那里等着，一会有人过来塞给我，但是看不出交货人的脸型。”他告诉我那个人大概多高，脸圆圆的，穿军装，没有配挂衔级，交货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脸。根据我的判断，那个交货人应该是郭汝瑰的侍从参谋，是个少校。我对郭汝瑰一直不放心，因为他的卧房除了他的侍从参谋之外，谁都不准进去，我就认为他很可疑。我预备把那个共党间谍再往后方送时，没想到他的嘴里有一块砒霜，他咬破舌头自尽了。我就把我的怀疑报告到南京，不晓得被谁半路拦截。本来我与戴笠是直线联系的，如果有重要事情，我会直接向他反映，派专差直接送到他手里，碰巧我告发郭汝瑰的时候他不在南京，找不到他，于是临时送到参谋本部，结果出了毛病。

我也曾经告了刘斐一状。有一年冬天，父亲有事把我叫到南京去，第二天一早七点多，父亲说：“走，跟我来，让你去听一听我们顶峰阶层的军事汇报。”军事汇报的地点在军官学校里，也就是那时候的国防部，后面有几栋房子是父亲住的，他就带着我到离住处不远的独立的方方的小房子里，那个小房子是地图室，也是汇报的地方。会议中先是情报单位报告，再来是作战单位报告，然后是人事、后勤、政工单位的报告，最后由刘斐做一个总结报告，然后再请父亲裁示。他做得相当好，简单明了，非常明确，相当有才气，做完以后，父亲说：“就这样子，很好。”然后我们就走了。会议前后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又走路回官邸，回到官邸吃早饭时，父亲就问我：“你看刘斐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不错，刚才他做得很好，不过，父亲，我也会做。”他看我口气那么大，说：“哦，为什么？”我说：“刚才我是冷眼旁观，我发现刘斐一直在那里用余光瞟着父亲，看父亲的反应。在报告的时候，当报告人说到哪一句，父亲略有赞同时，就会微微点头，最后他就把父亲喜欢的那几句话拼凑在一起。要我来讲的话，我迎合父亲的心意也就是那几句话。所以我说我也会做。不是我真的会做，而是我会做到刘斐所做的那一点点事情；刘斐做的也不是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只是投机的做法。恕我乱讲，父亲，你要小心。”后来他竟然就是共党间谍。

父亲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常常亲自到战区直接跟战区的司令长官面对面指示，就是避免在人多的地方泄露军机。”如此一来，国防部参谋本部下去的命令就变成了一个附带的欺敌计划，而真正的指挥还是直接指示战区指挥部，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父亲高明的地方，他留了一手。

中央打延安之前，中共就知道这个军事机密，我想是因为在胡长官身边有两个上尉副官，一个姓熊，另一个姓马，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我曾向胡长官检举过这两人，我跟他说：“我没证据，但是这么优秀的两个青年，又是大学生，愿意正式做军人，不希望下部队，又跟在你旁边这么许多年，只做一个上尉，为的是什么呢？而且做得那么勤快，有兴趣，实在有些奇怪，希望长官注意一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就是中共派来潜伏在我方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