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吾妻爱伦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通常从台湾去的人都是年招训班，正规班的毕业生将来就是将校阶级的军官，招训班则是训练幕僚人员，为期四个月。另外还有一种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有翻译训练课程，时间更短，只是去了解美国的指参教育，从台湾去的都是几位将级官，例如刘安祺、高魁元。

回到国内后，我就接触正规的指参作业。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那时刚好有一个中德文经协会召开年会，邱先生也在受邀之列，刚好邱太太生病，所以邱先生就带着他的女儿（邱爱伦）来参加年会，我就是在那个场合上认识爱伦的，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往。后来爱伦到日本索非亚大学进修，该校白天以日文上课，晚间以英文上课，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索非亚大学上课。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七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了。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我向父亲报告过之后，父亲完全同意。

我与爱伦是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座美国籍牧师的家庭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不大，与我们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顶是圆的，我们的宾客都是大使馆的职员。婚礼由冯执正大使当证婚人，冯先生的女儿是全世界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外籍斗牛士，非常男性化。男方代表是蒋华秀夫妇，女方代表则是戴安国。婚礼之后，大使馆的四十余名名职员都参加了茶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安度过了结婚典礼。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话后，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我与牧师商量在他家举婚礼时，牧师表示热诚的欢迎，他说：“本来结婚就是对上帝负责，在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野外也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

婚礼举办之后，我与爱伦在日本度蜜月，游览日本的名胜古迹，如日光、箱根，我们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回到台北后，就举行传统的仪式，新娘子向老人家奉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过程。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