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特征之一，在古代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中形成了文学世家的独特现象，具体表现为家族的绵延不绝和文化的世代传承，明清时期文学世家成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范氏家族是北宋范仲淹直系后裔，明洪武三年（1370）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落第生根，发展壮大，成为了该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家族将文学视作情感寄托和生存方式，以诗礼书香传家，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绵延13代，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文献留存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家族景观。

通州范氏各代成员具备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自觉的传承意识，家族发展不仅表现为血脉延续，更是文化传承，文献累积。13代留存的诗文著述是家族文化建设的见证，更是地方文献和民族文化的成果，以巨大的容量、丰富的内涵、多元的门类，勾勒出文学发展的脉络、时代变迁的轨迹。通州范氏家族作为引人瞩目的世家文化现象，学界近年以来颇为关注，且随着深入推进，诞生了不少新观点、新领域。研究现状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加以概括：

1．范凤翼：学界对范凤翼的相关研究开始起步，相互启发，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首先是文学创作。顾友泽《范凤翼诗论与诗歌创作初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唐明亮《乱世隐士心——论范凤翼诗歌情感的转变》（《文艺评论》2013年第2期），紧扣其朝官、隐士的身份，联系明清之际的文坛思潮，考察其诗学思想、诗歌内容和文学成就，揭示出延续七子、提倡复古的宗尚，各体兼备、风格多样的创作，前后有别、内涵丰富的情感，初步确立了人物诗歌面貌和文坛地位，认识深刻，把握准确。其次是家族影响。范凤翼作为宋代名臣范仲淹直系后裔，立身处世受到先祖的深刻影响。唐明亮《文正家风对范凤翼社会活动和诗文创作的影响》[《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从家风传承角度入手，论述对先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文精神的发扬，居庙堂之高尽忠职守、嫉恶如仇，处江湖之远关注民生、造福桑梓，思路清晰，角度新颖，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条分缕析，阐释翔实。需要关注的是，现有研究之外还存有一定空间，范凤翼辞官归隐之后，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交游结社，刊布图籍，对地域文化发展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朝纲紊乱、政治黑暗的晚明，范凤翼陷入了党争漩涡，其政治立场与“东林眉目”之称是否相符？这些都可作为研究切入点。

2．范国禄：近年以来范国禄已经被纳入了学术视野，陆续有单篇论文发表。尽管如此，现有研究篇目不多，范围相对狭小，集中于交游考述。史薇《交尽天下士，门庭无杂宾——范国禄诗文的交游情况略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王业强《范国禄与王士禛、王士禄交游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范国禄、陈维崧交游考》（《文教资料》2013年第25期），三篇论文紧扣范国禄乐于交游的特点，深入爬梳清初诗文别集、人物年谱等文献，结合明清易代背景、人物生平遭遇，详细考察了与王士禛、王士禄、陈维崧、孔尚任的交往，基本厘清了范氏一生重大行迹、与当时文坛的交流互动。论者探赜阐微，考述详明，持说公允，具有开拓之功。范国禄著述宏富，诗文杂著且逾百卷，如此丰硕的撰著成果乏人问津，其著述版本、诗学思想、词学思想、诗文创作等期待更多学术研究者的关注。

3．范当世：范当世在晚清诗坛文苑享有盛名，通州范氏家族现有研究中，学界对其关注最多，成果最丰。

第一，生平资料。当代陈国安和孙建两位先生将近代撰著中涉及的范氏材料详加稽查，考辨芟伪，合力编纂而成《范伯子研究资料集》，可谓搜罗殆尽。其中《范伯子年谱》对丁红禅《范伯子年谱》、黄树模《范伯子先生行实编年》、季本奕《范当世年谱》进行了大量补充，以诗文、联语、书信、日记为线索，广泛征引当时友人著述，考证、推原、责实、辨正，扎实严谨，是近年范当世研究的一大力作，为深入推进铺垫了文献基础，学术价值颇高。

第二，诗文理论。范当世与晚清桐城古文、同光诗派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其诗学主张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谢遂联《范当世的诗学主张及其对诗坛的影响》（《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侯长生《范当世与清代宋诗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汪朝勇《姚鼐与范当世诗文理论之关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马亚中《〈范伯子诗文集〉点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诸文细致考量范当世与文坛各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各种观点碰撞之后渐趋一致，达成了“文学桐城，诗肖宋人”的基本共识，兹不赘述。黄伟、董芬《范伯子诗学渊源考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重新审视范氏诗学，对学界现有认识提出质疑，有所突破。论者深刻洞察到在祖先先忧后乐的家训熏陶、师友民胞物与的情怀浸染下，范当世兼具恢弘阔大的文化品格与治学胸襟，其诗学并无界唐分宋的门户之见，体现了古典诗学总结时期的集大成特点，见解允当，结论明确，令人信服。龚敏《论范当世诗学观念的形成》（《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1期），探析了范当世诗学思想的形成原因，认为其诗歌理论与博文蓄德的家风、广泛开阔的师承交游密切相关，论述充分，言之凿凿，极具说服力。唐一方博士论文《范伯子的诗学世界》（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具有集大成意义，论文分为三部分，上编从乡土风貌、家族传承，追溯诗心的酝酿。中编考察了诗艺的锤炼，重点论述了对刘熙载《艺概》、桐城诗学的吸纳与变化。下篇以“政与道：诗学的表现”为主题，剖析范氏在西学与儒学之间变与守的文化心态，呈现其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学实践。论者归纳其诗学世界为：“以儒者的生命为根基，以反映和回应时代为表现，其诗心、诗学大背景、时世剧变又反作用于其诗论。”高屋建瓴，言简意赅，这是对范氏生命与文学的深刻体认和宏观把握。

第三，文学创作。近代学人言及同光诗或贬斥其为形式主义文学，或批评诗中挥之不去的纱帽气、缙绅气。研究者从范当世诗歌文本出发，赏鉴分析，实事求是，归纳诗歌内容，提炼艺术特征，有力回击了上述论断，深化了对晚清同光诗的整体认识。姜光斗《同光诗派中的翘楚——范伯子》（《苏东学刊》2000年第2期），罗列范氏愤慨时局、关心民生之诗，揭示其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而非一己之荣辱、个人之否泰，以纠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抑郁牢愁，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的狭隘认识，发覆真相，客观评价了范氏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严迪昌《范伯子诗述略》（《文史知识》2003年第8期）一文多有发明，新见迭出。论者紧密结合范当世身份地位，揭示其是晚清诗坛“最足称不假诗外名位以为推力的本色诗人”，指出诗歌“读之往往使人不欢”（陈衍《石遗室诗话》）缘于“那原是个国人无欢的时代”，一语中的，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从家学入手，认为家族人文精神对范氏诗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提供了又一研究路径，足资深思。该文最具价值之处在于打破前人陈说，明确范诗优长在于“葆真写心”，主张超越对体派宗尚的机械归纳，由文本寻觅士人末世心境，眼光独到，难能可贵。谢遂联硕士论文《范当世诗歌研究》（暨南大学，2001年）从诗学主张入手，提炼了范当世诗歌病患、国难、文化反思的三大主题，并以甲午为分界，指出其前期兀傲健举、后期沉郁悲愤的不同风貌，分析精湛，用力甚勤，多有创获。

第四，人物交游。范当世交游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对其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者。学界现已关注范氏与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交往，沈云龙《通州三生——朱铭盘、张謇、范当世》（《张季直传记资料·现代政治人物述评》，天一出版社，1966年）、章品镇《涕泪乾坤焉置我——读范肯堂诗》（《读书》，1994年）、侯长生《范当世与李鸿章幕府》（《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龚敏《范当世与陈三立的文学交往》（《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3期），交往事迹中不少细节耐人寻味，如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范氏与张謇数年若即若离的关系，光绪二十年（1894）范氏不顾挽留毅然离开李鸿章幕府的举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范氏逝去陈三立“斯文将丧吾滋惧”的慨叹。论者均能从小处着眼，结合风云变幻、岌岌可危的晚清时局，正讹纠误，挖掘交往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可资借鉴。

范当世研究虽然现有成果颇多，但是相对个案的完整考察尚属起步阶段，留有诸多可供开掘的领域，如古文创作、家族文献整理、著述版本、教育思想和实践、悼亡文学等。

4．范曾：范曾是通州范氏诗文世家的第13代传人，作为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鲜明的文化符号和精湛的艺术成就蜚声国内，饮誉海外。其书画艺术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郑庆余博士论文《范曾简笔泼墨人物艺术探研》（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年）、张宏亮《论范曾的艺术变法》（《艺苑》2008年第1期）、吴士娟《范曾国画艺术视界的建构》（《当代美术》2010年9月）、郝翰《论八大山人对范曾的影响》（《当代艺术》2010年第12期），积极探讨其笔墨风格、题材取向、意境构建、文化精神等。范曾是当代国画界简笔泼墨的重要代表，对民族艺术的复兴与创新厥功甚巨。需要关注的是，范曾还是造诣精深的国学家，其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家族精神的深刻熏染在文学与书画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艺文理论以老庄哲学为内核，诗、词、赋等古体文学创作独树一帜，笔墨艺术受到家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都是当代语境下极具意义的研究课题，有待深入阐述。

5．其他成员：通州范氏家族研究呈现出全面开拓之势，其中不乏对重要成员之外的关注。朱菊颐硕士论文《范罕研究》（苏州大学，2010年），将范罕视为近代文学向现代转型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其诗歌渊源、诗学主张、诗文创作，揭示出“尚奇”“求真”的核心价值取向。论文重点阐释其诗话著作《蜗牛舍说诗新语》中贯穿始终的“通变”思想，笔墨集中，深中肯綮。夏文婕硕士论文《范钟年谱》（苏州大学，2011年），立足家族原始文献，阅读同期交游材料，详加辨析，将范钟诗文先后编年，并纳入时代政治风云，具体再现了谱主的生命轨迹。因借阅到范曾先生处珍藏的《范钟日记》五册，明晰了范钟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仕宦履历和心路历程，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原始材料。另外，薛瑞《范崇简社集酬唱诗研究》（《语文学刊》2010年第9期）、《范崇简纪游写景诗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范崇简怀古咏史诗研究》（《文学艺术》2011年第1期），考察了范氏家族中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走入文本，并进行有益延伸，知人论世，思路开阔，触及到满清严酷的文化政策对家族创作的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具有启发意义。范当世妻子姚倚云也颇为学界关注，徐丽丽硕士论文《清末民初才媛姚倚云研究》（苏州大学，2014年），围绕姚倚云近代著名诗人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论述其在社会转型时期丰富的诗文创作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凸显了女性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轨迹，开拓了范氏家族研究的又一崭新领域。

6．家族整体：通州范氏家族历经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绵延13代。随着2004年范曾编《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丛书的出版，这一文化世家脱颖而出，进入了研究视野。王成彬《范氏诗文世家发展的几个时期》[《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一文，将范氏家族置于古代文学世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揭示出独特意义和文化影响，高度赞叹其“在东西方家族史、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论者整体把握家族文学的发展演变，界定为开创时期（第1代范应龙）、第一个高峰时期（第2代范凤翼、第3代范国禄）、相对低谷时期（第4代至第9代）、第二个高峰时期（第10代以范伯子为代表）、继承开拓时期（第11代和第12代）、第三个高峰时期（第13代范曾）。论文首次向世人呈现了通州范氏13代的文学传承谱系，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先后次第，涵括生平、著述等，披露了大量原始文献，是具有奠基意义的成果。邵盈午《诗礼书香说范家——〈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纵向寻绎历史上“世家现象”的存在价值和文化内涵，接着由宏观而微观，深入探讨范氏家族的家学、师承，挖掘世家文化中极富当代意义的精神资源，层层推进，视域广阔。论者纵横捭阖，驰骋今古，分析精辟，激发了对古代世家文化研究的深入思考。

立足于现有研究基础，本书以明清文学视野中的通州范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整体进行系统的学术观照。从原始文献出发，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演变轨迹、文化精神和社会地位，坚持文学本位的多元化研究，形成“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整体构想，将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全面纳入考察视野。以家族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为中心，紧密联系时代风云、主流文坛、地域文化，宏观论证与微观考察相结合，重点研究与一般关注相交叉，进行既深入系统又视阈广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