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出版强国再思考

建设新闻出版强国，从宏观上来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政府必须加快出版和新闻的立法，尽早颁布《出版法》和《新闻法》，从法律上明确出版的程序、范围，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的资格或者责任，明确党和政府管理的权限、方法、程序等。中国要培育出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的出版企业，要产生对人类具有影响的煌煌巨著，必须有权威的法律文本，保证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以言代法，政出多门的现象依然存在，出版者与作者的正当权益很难得到真正保障。所以，我们谈“以法治国”，却将出版留下一个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实际上，从中国的出版史与法律史来看，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都有成熟与不成熟的“出版法”。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出版法律制定来看，一部分国家早就有专门的法律明确出版的法律地位。如法国早在1881年就颁布了“出版法”。还有一部分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将出版产业视同普通企业，没有专门的法律，但在宪法中明确出版的地位和原则，或有单独的法律规范出版的行为。也有些地区，如台湾，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民国政府的“出版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但“出版法”千呼万唤始终未能出台。从中国60年的经验教训和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应当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行为。这是中国走向出版强国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命题。试想，一个希望走向世界、希望成为出版大国和强国的国家，如果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证出版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出版者的行为，这个宏大的设想岂不是一厢情愿？

二是要加快出版单位回归企业本位的步伐。目前虽然党和政府在大力推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转企前后出版单位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变化不大的原因一是企业的产权归属单一，行政化色彩仍然很浓，管理团队的产生过程与“官本位”色彩仍然很浓；二是产权的单一性，仍然导致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动力不足。三是员工观念的转变仍然需以时日。目前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淡化出版产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企业的兼并重组和设立上，参照其他产业的发展规律，放宽准入门槛，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出版产业，允许管理者持股。从世界各国和中国近代出版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出版的完全国有化实际上是先天不足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创造力的，朝气蓬勃的出版产业，必须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人才辈出，形成优胜劣汰格局的。近代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曾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出版大鳄，它们的时代环境、企业结构、发展的进程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我们要打造新时代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要培养张元济、王云五似的管理者，必须提供与它们同样的环境与条件。

三是尽快解决城乡二元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国民财富均衡分配，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增加中国国民购书的能力。中国虽然有13亿人，但除了城市中的4.5亿人，仍然有大多数农村农民由于收入较低无钱购书。如果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中国出版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也是扩大文化产品消费的重要途径。如果中国的13亿人，每人每年购书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中国出版的总量将是世界第一了。具有经济实力的中国出版产业，也相信会推出影响人类的优秀著作。

四是政府继续对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对出版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有些国家还实行零税率。中国政府尽管也实行了一些退税政策，但是阶段性的。同时，对非国有的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落实。一方面在政策上没有明确，二是大多数非国有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领域还处于灰色地带，他们还没有浮出水面，成为真正的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从现实来看，这部分文化产业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又是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方面军。

五是政府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中国出版要成为大国和强国，我们必须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从本质上看是企业自身的需要，但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上来看，支持企业走出去，扩大文化软实力，也是国家与企业双方的共同诉求。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在向国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产品上，政府都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国有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投入，下一步应当扩大到对不同经济成分的文化产业“走出去”一视同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