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在确立之初，急于撇清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臣服于欧美诗歌的脚下。脱下长袍换上西装的新潮诗人们纷纷以成为“中国的惠特曼”或“中国的济慈”而自豪，诗歌上的“破四旧”远比小说和散文来得彻底。在这一选择的深层动机中是否存在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暂且不论，单单是作为一种“文学革命”的简单粗暴策略，已然导致了新诗先天的营养不良和后天的聚讼纷纭。他国诗人想必对中国同行的这一集体选择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不无鄙视。很难想象博尔赫斯否定荷马，或者谷川俊太郎无视松尾芭蕉。尽管20世纪下半叶少数汉语诗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重大弊病，频频在诗中向古代诗人致敬，但长期浸淫于西方翻译诗歌中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决定了这种致敬姿态可嘉但实效甚微。有的诗人丧失了直承本国古典诗歌的能力，甚至公开宣告要依靠庞德去认识唐诗。从屈原到龚自珍，这两千年中大批优秀诗人共同积攒的辉煌遗产，如果无力在转化中继承和发扬，那将是汉语诗人的集体耻辱，而事实上，这一耻辱已背负多年。但有人还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满足于在世界诗坛中做一个亦步亦趋的二等公民。
我无意倡导一种诗歌上的东方中心主义，正如我反对欧美中心主义一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诗人来说，在继承传统、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永远是创作的正道和大道。多年来我同时创作新诗和旧体诗，并未有违和之感。因为我创作的是汉语诗歌，体式或有不同，但其精神和语感是一脉相传的。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威斯坦·休·奥登能自如运用从古至今的各种英语诗体写作。东西方这两位大诗人对传统的态度和由此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永远是我所认同和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