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

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在今日大众心目中不那么出名的小说，来作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端，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发表时间比较早，1902年，刊于中国早期小说期刊《新小说》[1]上。第二，梁启超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之一。就在《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民族”这个概念[2]。第三，政治幻想小说这个文类在中国十分罕见，梁启超之后传承者也不多，可谓稀有品种，今天亦少有实验，所以特别值得保存。第四，也因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后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

一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幕礼

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小说准备的开幕礼是非常戏剧性的，序言之后，《新中国未来记》正文第一句：“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3]这一句中的“2062年”是笔误，梁启超太激动了，他想的是1962年，也就是小说写作的60年以后。“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这个世博会场地比后来2010年真的上海博览会还要大。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篇，竟然是一个政治幻想，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军舰上，舰长送了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给梁启超消磨时间。没想到，梁启超喜欢上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幻想小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很多这类小说。到日本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翻译《佳人奇遇》。几年以后，他试笔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思想不如康有为有系统，革命又不如谭嗣同那么有决心，但是，文笔、文风、文才却是当时第一人。毛泽东后来和友人谈起梁启超，说他有点虎头蛇尾。[4]“蛇尾”大概是指梁启超后来在北洋军阀时期政治立场摇摆，“虎头”显然就是佩服梁启超办《清议报》《时务报》时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新中国未来记》虽然小说本身未完成，也有点虎头蛇尾，但小说写在梁启超生龙活虎的前期，和他的理论一起，替20世纪中国小说开了个“虎头”。

除了上海博览会以外，小说中对于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多“神预言”。写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比辛亥革命晚了一年（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确是1912年）。定都南京，实行共和制，完全正确。领袖人物叫黄克强，本意大概是炎黄子孙克敌自强。正好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字克强。至于还要和后来其他领导同名，那应该是纯属巧合。预言、巧合不是我们重读这小说的主要理由。政治幻想小说看似神奇，其实非常难写。假如邀请今天的一线作家，请他们每个人写一部小说，描写10年、20年以及60年以后的中国，看看他们怎么写？难度太高。梁启超自己很清楚，所以事先声明，“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但是，“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政治幻想，不可能料事如神，而且自己政见也在变化之中：“人之见地，随学而进，因时而移，即如鄙人自审十年来之宗旨议论，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矣。”小说发表时，梁启超29岁，之前他已有很多惊天动地之举：考科举、拜康有为为师、公车上书、维新救世、变法见皇帝、“顶层设计”、主张君主立宪等等。为人为文轰轰烈烈，与时俱进充满变化。梁启超也料到自己“前后意见矛盾者，宁知多少”，所以小说开篇先说明，“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凌乱矛盾如首句就把“1962”写成了“2062”。这个“2062”，象征中国20世纪小说开端的慌乱青春和粗糙热情。认真读下去，人们会发现梁启超的政治寓言，有的天真可爱、可笑可叹，有的却会令人笑不出来。

回到1962年的上海博览会，这博览会中心会场，是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的史学部（真是抬举文科地位）。其中一科，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每周讲三次，每次三小时。第一天，“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足有二万人”（等于演唱会或足球场，怎么演讲文学历史？），两万人中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各国人都有”。“看官，这位孔老先生在中国讲中国史，一定系用中国话了”（“系用”——广东官话）。“外国人如何会听呢？原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纷纷派学生来游学，据旧年统计表，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希望外国人能听能说国语，从晚清，到春晚，一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闲话休题……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讲如何，请看下回分解”，于是小说进入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小说沿用旧式章回体，叙述中加入小字，是作者点评，有点张竹坡加布莱希特的效果。

二　梁启超的神预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主讲的孔先生，字曲阜，身穿国家制定的大礼服，胸前悬挂国民勋章与各国所赠勋章——“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这三件事便算是我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我们今天如果站在广场上参加纪念大会，也是第一感谢人民爱国，第二感谢烈士奋斗，第三感谢……当然，不是“君主立宪”。孔曲阜（或者说梁启超）回顾中华民族兴盛六十年：“三件里头，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诸君啊，须知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俱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孔觉民将1902年到1962年中国历史，分成六个阶段。一是预备时期，从八国联军破北京到广东自治，之后清朝灭亡。下面还有五个阶段：自治，设全国国会；第一个大统领时期，影射光绪的退位；黄克强任大统领时期；之后又有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孔老先生面对两万人作演讲，也不只是喊口号煽情，而且逐条排政治流水账：“诸君啊，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

所有的成功，全靠一个党——虽然党的名字很长而且绕口，“立宪期成同盟党”。孔老先生解释：“原是当时志士想望中国行立宪政体，期于必成，因相与同盟，创立此党，合众力以达其目的。”后来梁启超真的做过中国民主党的领袖，又加入共和党，又合并成进步党，就是没有这个预言中的“立宪期成同盟党”。他的小说里也有几个不同的党，主张中央政权势力有国权党，主张地方自治有爱国自治党，主张民间事务有自由党，但都不如“立宪期成同盟党”重要，为什么？“诸君啊，第一件，须知道那党是个最温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第二件，须知道那党是最广大的，最平等的。第三件，须知道那党是个最整齐严肃有条理的，他仿照文明各国治一国之法以治一党。”仿照文明各国之法治党，这是关键。而且还有种种具体方法：职务设定、民主投票、干部体制。孔博士说这个“党初办时，不过百数十人，在上海创始”（精准吧，1902年写的，不得不服）。说该党到了广东自治时代，相当于北伐时期，已有1400万人。《新中国未来记》的艺术性如何先不论，20世纪第一部中国小说对后来百年中国的预见性，不得不令人震惊。

“诸君，且说这宪政党到底用甚么方法，能够做成如此隆盛、如此巩固呢？老夫也不能细述，只把他初立党时公拟的办事条略背诵一回罢。”然后是“（子目一）扩张党势……（子目二）教育国民……（子目三）振兴工商……（子目四）调查国情……（子目五）练习政务……（子目六）养成义勇……（子目七）博备外交……（子目八）编纂法典。”孔老先生把这些冗长的子目念完以后，歇了片刻，重复开讲，赞叹几声道：“诸君啊，你看当时诸先辈谋国何等忠诚，办事何等周密，气魄何等雄厚！其实我新中国的基础，那一件不是从宪政党而来。”小说在“十年后清朝结束”“共和定都南京”“俄国会有革命”等等“神预测”后，最关键一条预言，就是有一个党对中国百年发展这么重要。而且孔先生说，这个转移中国的党，是由一位英雄豪杰造就。是谁呢？且听下回分解。

三　两个朋友，两条道路

小说第三回全是孔老先生复述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人对话（两万听众现场耐心倾听）。黄克强是广东人，父亲是个儒生。据说在甲午海战后，看定中国前途要有大变动，因此打发儿子，和他一个得意门生李去病，一起到英国读书。两人进了恶斯佛大学（Oxford，牛津）。三年后，黄克强、李去病听到戊戌政变失败的消息，一起痛哭。两人曾想回乡救国，但又想到要唤醒民众，先要把自己的预备功夫做好。说到这里，小说里面加了一行小字，“爱国青年听着”，这是梁启超小说在章回体之中的另一种叙事策略，叙事者直接插入点评。值得学习。

两人后来分别去了德国、法国，一两年后，再一起从俄国搭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眼见关外变成哥萨克殖民地的样子（日俄战争前，东三省一度被俄国侵占），“正是石人对此，也应动情，何况这满腔热血的英雄”。接下来就是两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有一场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冗长的对话和辩论。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抄几段：

李君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还算得个中国人的中国吗……我中国的前途，那里还有复见天日之望么？”

黄君道：“可不是吗！但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我想凡是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至理）……但是我们十年来读些书是干甚么的？（青年读书诸君想想）难道跟着那些江湖名士，讲几句慷慨激昂的口头语，拿着无可奈何四个字，就算个议论的结束吗？（青年读书诸君想想）”

黄君的意思，责任再大，四万万人分担就不吃力。但国人多数还在睡梦里，所以我们要尽自己力量去做，做得一分是一分，“安见中国的前途就一定不能挽救呢？”后来“五四”关于黑房子开不开窗的对话，梁启超早就预见了，而且黄君一个人把鲁迅、钱玄同两个人的话都说完了。

李去病和黄克强，救国之心一样，但是方法不同。他们有三个分歧。第一，对当时统治者看法不同。李去病说：“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衰弱到这般田地，岂不都是吃了那政府当道一群民贼的亏吗？（是是）……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甚么指望呢？……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奴才”与“奴隶”这两个概念，后来都是鲁迅的关键词。

黄克强认为：“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没看错，这是梁任公说的，不是近年报纸社论）。李去病强调，我也不是要以暴易暴，而是要以仁易暴，可“那十九世纪欧洲民政的风潮，现在已经吹到中国，但是稍稍识得时务的人，都知道专制政体是一件悖逆的罪恶。（果真人人都知道？）”孔老先生说到这里，作家梁启超没忘记让满堂拍掌如雷，两万人一起拍手。两人又继续谈论法国革命的代价，拿破仑的功过。黄克强认为：“现在朝廷……汉人、满人亦差不多平等了……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

从怎样看“君位”，便引出第二个分歧：民主大众政治，还是顶层精英治国。李去病倾向前者，认为政权总归是要归多数人的手，国家才比较安宁。而黄克强认为，卢梭他们那些理论在欧洲都已经过时了，议会里面说到底也是少数人决定（今日国内一些新派学者亦如是说）。李去病说，卢梭理论在现在欧洲自然变成摆设，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最合用。黄克强不同意，他说“必须依靠干涉政策”。什么叫干涉政策？“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有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吗？”“兄弟，你看现在英国的民权和法国的民权，那一个强的啊！”看来黄克强的意思就是说，法国虽然革命，英国更有民权。

英法模式选择，革命或者改良，当然是两个人争论的核心，也是当时（何止当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讨论的关键问题。有趣的是，梁启超自己在理论上其实更倾向于黄克强（君主立宪），但是在辩论当中，更占上风的却好像是李去病。

李去病痛责晚清的官员，有些事情“虽然利在国民，怎奈要害到他这个乌纱帽，你叫我怎么能舍去呢”。“我已经在上海租界买了几座大洋房，在汇丰银行存有几十万银子，还怕累得到我不成？（官场诸公，试自己扪心想一想，李去病君到底是骂着我不成……）”所以他认为需要激烈的革命。而黄君担心若革起命来，一定玉石俱焚。李去病坚信不自由毋宁死，我们争取文明政府。黄克强怀疑：“今日世界上那里有甚么文明野蛮，不过是有强权的便算文明罢了。（万方同概）”

到这时，讨论进入第三个层次，这是更深的分歧，涉及政治背后的道德层面。李去病说的是浪漫激情，黄克强看的是残酷事实。最后，李去病勃然大怒，读了一首叫《奴才好》的古乐府：“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整个小说第三回，数万言、四十多个回合，全部是两个人的对话论争。从小说体例上来看，极为罕见。不用理论家批评，梁启超早有自知之明，“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

辩论中李去病言辞更激烈、更有气势，但小说情节大纲里，最后成功者是黄克强，就是那个党。而在真实中国百年历史中，情况又有些相反：成功的是李去病的大众革命理论，晚近才有黄克强的“精英顶层治国”论。所以，梁启超预言的未来和我们经历的过去，中间有些吊诡的对比。

终于两个人争完了，没有结论。小说第四回渐渐有点像新派的章回小说。黄李回国，经过东三省，路上听人讲述俄国在东北的殖民行径，对华人酷苛，俄国官员贪腐得更厉害。小说议论，说比起英、法、美、日等，俄国是最容易抵抗的——因为俄国人自己是专制政体，由于国内内乱才出外侵略，专制政体民力断不能发达——又是神预言，十五年后俄国果然爆发革命。

两个读书人气愤民众如何被官府（包括洋人）欺负，这一种“士见官欺民”的三角关系，后来经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详细演绎，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三种主要人物形象的基本关系模式。而努力“觉世”之“士”可以成为救民新官，这是50年代革命文学的模型，居然也是在梁启超笔下率先出现雏形。

小说第五回，黄李来到了北京、上海，见到了当地革命党人，参加一些政治集会。黄李两人用嘲讽的眼光看待晚清上海各色人等，轮番出场的有买办、洋奴、交际花、洋场少年、革命党人等等，就像一场大戏刚刚要开场。但这已经是梁启超小说的最后一回了。现实当中他要去美国考察。夏志清说，小说的基调找不到了[5]。大概梁启超想，我与其写小说，不如自己来做。

小说发表前三个月，梁启超已经发表过一个情节大纲（全书结构）：南方一省独立，后来成立共和政府，和全球平等。之后就有了联邦大共和国，东北也改成君主立宪，加入了联邦，所以举国国民都齐心，文学、国力富强，冠绝全球。后来，因为西藏、蒙古跟俄罗斯打仗，外交上联合了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然后又煽动了俄国革命。美英诸国又虐待黄种人，因此中国作为盟主，联合日本、菲律宾等与欧洲开战。最后是匈牙利人出面调停，所以就有了中国京师开了万国平和大会，中国宰相是这个世界大会的议长，从此黄白两类人权利平等，全书结束。

从大纲看，五回《新中国未来记》只是刚刚开头。

四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梁启超后来很忙，办《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又和孙中山同盟会论战，又被光绪派到海外考察。辛亥革命时，他一会儿和袁世凯合作，一会儿又在段祺瑞下面做官。梁启超自己的政治活动，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极为反讽的注解。比起他不太成功的政治生涯来说，梁启超作为学者，其实有更大的贡献。他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在目录学方面也有贡献，对图书馆学亦有独特见解。作为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缺点和价值都很独特。缺点是议论多、概念化，谈不上性格刻画，而且没写完。价值方面，一是很多神预言。二是中国罕见的乌托邦幻想小说，基本上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三是主人公身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员）双重身份，想象政事，设计国体——“士”和“官”后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时身份重叠，有时互相改造，但是再也没有像在梁启超身上这般高度统一。后来的文学史对这部未完成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认为小说“采取的是将演说词、新闻报道、章程、论文与幻想虚构混杂记叙的方式”，“不按照文学的规律来搞文学”。[6]其实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是神预测清朝灭亡、定都南京、上海世博等，更在于超前提出了一些甚至是21世纪的政治问题：精英治国还是大众民主？如何以党治国，又以国法治党？专制为什么会限制国力（以俄罗斯为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清代小说细分成七类，包括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与公案小说，以及第七种谴责小说[7]。王德威则把晚清小说归纳成四类：狭邪小说、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8]。范伯群、陈伯海、夏晓虹、袁进等学者，对晚清文学也有类似的分类。虽然“五四”以后谴责小说批判写实成为主流，但并不代表其他文类就必然被压抑。

第一类青楼小说传统，往上可追溯到《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九尾龟》等等，往后则演变成“鸳鸯蝴蝶派”，如《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但是这种才子与风尘女子的文学传统，也对20世纪的主流文学，比方说郁达夫、张爱玲、张贤亮、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隐隐产生影响。晚清的“青楼家庭化”（“长三堂子”）如何悄悄转化成革命时代的“家庭青楼化”（“美国饭店”），再如何渗透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演变史中，都是很值得探究的文学史现象。

第二类侠义公案小说，本来两个文体互相矛盾：“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总是用武艺做好事的捣乱分子；清官断案或者现代侦探，都要维护法律秩序，李逵怎么跟包公合作？可是晚清小说，侠义与公案居然并存，强盗和法官有共谋关系。比如《施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以及改写自《水浒传》的《荡寇志》等等。“五四”以后中国的侦探公案小说虽不发达，但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现代武侠小说，因为契合中华民族心理（包括集体无意识），一度拥有最多的读者人口。即使革命文学中也有侠义精神传承，从《林海雪原》模拟土匪的英雄到《红高粱》土匪真的成为英雄。

第三类所谓政治幻想小说，除了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以外，还有吴趼人《新石头记》、老舍《猫城记》等，文本不是很多，神魔奇幻大规模复兴要到20世纪晚期。但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比他的小说更加著名。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全部入选。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四大名著都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论的直接间接影响。晚清小说革命的动因，一是时局刺激，二是印刷工业，三是租界环境。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只有5种期刊，全部在上海。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的190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1902到1911年这十年当中，中国有了170家出版社。[9]仅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以后，就出现了至少30家小说出版社，有21家以“小说”作为名字的期刊。[10]晚清时代一共有90种期刊，上海有75种，占83%。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梁启超无疑是中心人物之一。

在《新中国未来记》之前十年，韩邦庆在18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业小说杂志叫《海上奇书》[11]。《海上花列传》[12]虽然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中文小说（后来也只有《老残游记》可以比较），但以吴语写成，读者范围有限。张爱玲晚年，曾将小说从吴语译成国语。[13]另一个与中国新小说起源有关的事件是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刊登征文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原来梁启超提倡的小说革命论，这位传教士说得更早。“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征文启事登在1895年6月的《万国公报》上。傅兰雅一生翻译过数百种著作，号称是“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征文小说后来收到162卷，但是没有一卷完全符合传教士的理想，所以勉强发了奖，小说没有印出来。1896年，傅兰雅去了美国，担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学语言教授。王德威主编的英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韩南教授的文章，说这些征文稿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图书馆。[14]这是一批“‘新小说’兴起之前的‘新小说’”，很有意思。

简而言之，晚清四类小说，青楼狭邪、侠义公案、社会谴责、政治幻想，“五四”以后貌似第三类批判写实成为主流，其实不同文类传统各自发展，且互相渗透，但直接间接都受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5]

这段名言，脍炙人口。不管赞同与否，文章气势、排比格局铿锵有力、震撼人性。主张“我手写我口”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赞叹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16]毛泽东后来形容梁启超的文风是，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17]仅就文字、文风、文章气势，已经先声夺人。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在大力宣传新小说的同时，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采取了激烈否定态度。他认为旧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1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批评中国国民有几个要不得的思想——状元宰相思想、佳人才子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皆来自旧小说。所以，“旧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虽然梁启超在理论上把小说抬得这么高，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却更看重诗歌。以夏晓虹的书名概括，梁启超早先为文觉世，后来却以学问传世。[19]

受他影响的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否也会一直存在着“觉世与传世”的艰难选择？还是说，只有觉世者才可能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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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2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次年迁至上海。《绣像小说》（李伯元、欧阳鉅源编，1903年）、《月月小说》（吴趼人、周桂笙编，1906年）、《小说林》（徐念慈、曾朴编，1907年），都是在《新小说》的影响下创刊。后来“新小说”一词亦成为概括在小说界革命中产生的一批小说作品的专有名词。

[2]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用以指称“华夏族”或总称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多认为首次出现于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此处“中华民族”意指“汉”文化群体即狭义的“汉人”。至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进一步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的共同体：“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其《中国史叙论》，见第一册“文集六”，1—12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第一册“文集七”，21页；《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见第八册“专集四十一”，2—4页、13页。

[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发表于小说期刊《新小说》。参见徐俊西主编，李天纲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梁启超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部编纂：《毛泽东谈文史：吴冷西回忆片段》，选自《治国与读史：领袖人物谈历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98—305页。

[5]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见《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91—96页。

[6]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8页。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8]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6页。

[9]时萌：《晚清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页。

[10]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0—69页。

[11]《海上奇书》为第一本近代小说刊物，1892年2月于上海创刊，办至第15期停刊。其中第1—10期为半月刊，第10—15期为月刊。

[12]《海上花列传》最早连载于《海上奇书》杂志，每期刊登2回。该杂志停办时《海上花列传》连载至30回（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又称共出版14期，共刊28回）。之后韩邦庆继续写作新回目有34回并于1894年成书。参见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一，46—47页。

[13]张爱玲1967年着手翻译《海上花列传》英文版本，1975年完成，但直到张爱玲1995年过世，都未完成定稿。1982年张起灵（张爱玲）英译版本《海上花列传》的前两章，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译丛》（Renditions）期刊。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经由孔慧怡（Eva Huang）修编的英译本《海上花列传》：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1982年4月至1983年10月，张爱玲译注国语版本在《皇冠》杂志连载，1983年11月出版专书。韩邦庆著，张爱玲注释：《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一》《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初版。参见单德兴：《含英吐华：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翻译与脉络》，台北市：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4]Patrick Dewes Hanan: “The ‘New Novel’ Before the Rise of the New Novel”,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39-143.

[1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14日。

[16]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选自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41—442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部编纂：《毛泽东谈文史：吴冷西回忆片段》，选自《治国与读史：领袖人物谈历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04页。

[18]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12月，原载《清议报》第一册，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7页。

[19]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