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批判鲁迅
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一　第一批攻击鲁迅的年轻革命作家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变化，当然还没有后来1942年那么大，但已足以影响现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简单来说，20年代有不少社团、风格、流派，基本上都是作家之间的文艺批评，30年代以后，虽然作家也在争论、笔战，但实际上是团体、社团、集团之间的论战。[1]

回顾整个20年代，其实文坛也一直充满了争吵、笔战。大致划分，文坛有四派。第一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现代评论派，也叫新月派，英美留学，大都是学者、诗人，政治倾向比较温和改良、自由主义。第二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留日归来，早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1926年后倾向激进的革命，郁达夫离开，郭沫若等主张文学“要做党的喇叭”。第三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主办的《语丝》杂志，虽然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鲁林关系后来也不好，但是《语丝》在文坛上比较中立，对现代散文的影响也比较久远，后来鲁迅又办《奔流》，类似倾向还有沉钟、浅草、莽原等。第四是人数众多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成员非常庞杂，倾向不太明显，但大部分都是老师，或学者，或杂志主编，茅盾等人和创造社一直关系不好，文人相轻。

简单勾勒20年代后期文坛地图，是为了观察“批判鲁迅”的历史背景。鲁迅之前一直和现代评论派尤其是陈西滢笔战，反复嘲笑攻击打引号的“正人君子”。明的理由是鲁迅看不惯欧美派的绅士靠近统治阶级，不同情工农。暗的原因，也因为顾颉刚曾和陈西滢议论说《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书。对文人学者来说，抄袭指控可能比政治批判更加刺激自尊心。因为与胡适阵营不和，鲁迅去广州时，曾经计划要和创造社联手，成立新的战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1927年到了上海从事职业写作，第一批攻击他的，恰恰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革命作家。

1928年1月，冯乃超在创造社新杂志《文化批判》撰文，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 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2]

今天要是说哪个作家学托尔斯泰，应是称赞。年轻革命作家真是年少气盛，说鲁迅还好没学托尔斯泰。冯乃超也不只是批评鲁迅，他说叶圣陶是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倪焕之》的缺点其实不是厌世，而是急于入世）。冯乃超也批评郁达夫、张资平，被他肯定的作家就一个郭沫若。鲁迅为“五四”呐喊，一向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战士的形象，现在却被人说是“落伍者的悲哀”及“隐遁主义”，可想鲁迅当时如何感到吃惊。

紧接着，《文化批判》第2期发表了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的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3]

李初梨在1928年所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一针见血地触及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核心矛盾。

二　为文学而革命VS为革命而文学

“为文学而革命”，就是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他应该或者必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同时也关心革命，因为革命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现实。所以文学是使命、是目的，革命是工具、是手段。反过来，如果是“为革命而文学”，那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使命，文学就变成了工具和手段。作家为什么而从事文学？为了救国、启蒙、忧国忧民，所以后来巴金、“左联”、延安、50年代，这是一条红色的主线，比较更接近于职业革命家的追求。

回到20年代历史语境，这两个口号、两种说法其实都成立，都有自己的逻辑，关键是写小说的人，把自己视为艺术家，还是革命家？当然两者也可以统一，比方说在鲁迅的身上。李初梨当年批判鲁迅，意思就是必须以革命为目的，以文学为手段，否则，“他如果为保持自己的文学地位，或者抱了个为发达中国文学的宏愿而来，那么，不客气，请他开倒车，去讲‘趣味文学’。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意德沃罗基（ideology，意识形态）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李初梨的文章，最后告白，“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4]

李初梨20年代末提出的这三个问号，在后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一直反复地响起，一直大约到70年代末，每个作家都要面对这三种质问，而且每个人还要拷问自己，我是什么阶级的人？我写了什么阶级的文学？表达了什么阶级的痛苦？

伟大坚强的鲁迅，当时也有点蒙了，这个文章批评他以后，他沉默了好几个月，才有篇应战文章。他说：

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5]

意思是说这些人把文章写得朦朦胧胧，是因为官僚军阀的压力，使得批评家不敢放开说话。这番话其实讲现代评论派倒是符合实际，用来回应年轻激进的后期创造社，鲁迅说得也有些朦胧。

不过他说，“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6]鲁迅在这里婉转表示，我其实是革命的，但你不要叫我当机关枪、迫击炮。回答李初梨的三个问号，我倾向革命，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作家。“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7]

鲁迅的另一段话其实更能说明他理解的文学与革命之关系：“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8]

三　鲁迅被两面围攻

鲁迅当时怀疑创造社突然激进，有投机成分。回头看历史，公平地说，李初梨、成仿吾这些人虽然观点有点幼稚激进，但是他们投身革命，冒着生死，甚至参加长征，确实不是投机。他们对鲁迅的批判，是集团作战，一浪接一浪，成仿吾写文章，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9]鲁迅后来就干脆把他当年的杂文集题为《三闲集》。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4期上又说：“鲁迅，对于布尔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还有一篇潘梓年的文章称鲁迅是“老头子”。[10]整批的批判当中，最激烈的帽子，来自杜荃的一篇文章，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11]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12]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有几个月鲁迅居然没有正面回击，平常谁吵得过鲁迅？

鲁迅的一时手足无措，既因为来自左翼的批评貌似有理论支撑，也因为同时他还受到另一方面的攻击。1929年，留美回来，还不满26岁的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批评鲁迅翻译有问题。“硬译”，和“抄袭”及“老头子”一样，都是伤人自尊的标签。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描绘了自己两面受敌的处境：“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13]

对着“新月”和“太阳”，左右开弓，比较起来，鲁迅对梁实秋是正面作战，火力全开，对创造社等人却只是讥笑嘲讽，曲折警告。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年轻革命党人激烈批判鲁迅的时候，据朱正的《鲁迅传》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找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吴黎平，指示：“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14]在中宣部部长的劝导下，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人去拜访鲁迅，认错道歉，再请鲁迅出山，做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后来才知道是个名义上的领袖）。

当时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掌权是李立三，史称“立三路线”。对鲁迅来说，两面作战也是太累了。突然其中一方骂鲁迅为“法西斯谛”“老头子”的年轻激进作家能上门道歉，多少有点弥补老作家的自尊心。所以，后来有鲁迅、茅盾、叶圣陶，包括郁达夫等在内的不少作家，参加“左联”的活动。李立三甚至亲自约见鲁迅，希望公开支持他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即革命可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鲁迅是拒绝了。[15]但在这时鲁迅认识了两个他喜欢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和冯雪峰。他们对晚年鲁迅的文学和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影响。

和“左联”合作以后，鲁迅写文章批判梁实秋和新月派，就从翻译问题上升到文学的阶级性了。他也讥笑批判施蛰存等想做“第三种人”的作家，30年代的文艺批评空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20年代末那一系列对鲁迅的批判，最后导致了“左联”时期鲁迅表面上成为文坛主帅。他自己的小说少了（《故事新编》的艺术成就的确在《呐喊》《彷徨》之下），但他参与的多次文学论争，对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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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许子东：《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6—13页。

[2]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3]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月刊第2期（1928年2月15日）。

[4]1927年11月《北新》第2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为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一文。其中提道：“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劝人家写，然而他曾诚实地发表过我们人民的痛苦，为他们呼冤，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李初梨本段话便是针对该文所做出的回应。参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于《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5日）。

[5]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1—62页。

[6]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2页。

[7]同上。

[8]《文艺与革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5页。

[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10]参见潘梓年（署名弱水）：《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载于《战线》周刊创刊号（1928年4月1日）。

[11]“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原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26页。

[12]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未注明杜荃的真名。为了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早春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并专门向上级汇报，经周扬和胡乔木批准（也征求了中联部副部长、后期创造社成员李一氓的意见），在杜荃笔名后加“（郭沫若）”。之前冯乃超曾访问郭沫若，问及此事，郭沫若说“我记不得了”。参见徐庆全《“杜荃（郭沫若）”：惊动高层的〈鲁迅全集〉一条注释》，见《纵横》2004年第4期。

[1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12页。

[14]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250页。

[15]同上，255—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