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篇 作家的一天
1927年1月14日的郁达夫日记

一　介乎文学创作与个人纪事之间的《日记九种》[1]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1896—1945）日记记载：“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这个皮袍子，是1月13日刚刚通过邮局寄到，13日的日记说，“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孙荃虽是旧式女人，小脚，但有文化，会写旧体诗。“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2]1月13日的日记，充满对太太的感激，“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3]

在郁达夫1926年的日记里，几乎三天两头，都会提及妻子孙荃。比方说1926年11月3日，“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11月4日的日记写，“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寄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知要那一年那一月才能合住在一块儿？”看来作家两地分居，的确是一种经济的需求。11月5日日记，“昨晚上因为得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过了几天，11月15日的日记写，“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儿，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也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不得！”

郁达夫的日记，既不是《狂人日记》或《莎菲女士的日记》那种虚构的文学作品，又不像鲁迅的日记那样纯粹个人记事备忘（后来只是因为作家太重要了，鲁迅日记才变成文学史资料）。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介乎于文学创作和个人纪事之间。记的应是实事，但是几个月以后就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1927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日记九种》，成为畅销书。所以至少在发表出版的时候，作家相信这些日记是有文学价值的，作家愿意公开他的隐私。也不能完全排除作家在发表出版时，有局部文字增改修饰。既然作家在发表日记时，已有心理准备，要把私隐曝光，照常理说，作家应该尽量公开一些对自己形象有增色的内容，或者尽量减少对自己道德风貌有损的文字。可是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日记，写了不少柔情正义，但也有不少荒唐邪念。前者如思念家人等，真挚感人。但是后者，有些明明损害作家形象的细节，为什么还要记下来，还要发表？是不在乎人们的议论？还是故意挑战社会习俗？或者“隐善扬恶”，也是吸引读者的手段？

二　改变郁达夫人生轨迹的女人

1927年1月14日的日记，讲了穿皮袍子太热，以及白天一些杂务琐事后，提到一笔：“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当时郁达夫31岁，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已是中年，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浪漫颓废文人。小说常写性苦闷，又说是自叙传，人们完全有理由会觉得这个作家，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老司机”，阅人无数了。《日记九种》里就有实证，不久前在广州，1926年12月3日，就有半夜送女作家白薇回家，郁闷到划船，几乎招妓的记载。[4]

1月14日日记说，“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这个“又”字值得推敲，这明明是郁达夫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又”是指自己“丰富”（或者是想象丰富）的感情经历。可是这样一个中年浪漫文人，怎么就会在几十分钟的偶遇当中，就断定眼前的女子会决定他的后半生呢？（而且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一见钟情是作家的虚构？还是作家的实践？

日记里提到的孙君叫孙百刚，他后来为这个事情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反复记录他一生碰到的最重要的文学事件。1月14日以后，郁达夫几乎天天到孙百刚家里，表面上请他们吃饭、看电影，其实是找借口见王映霞。孙百刚夫人马上就问了，郁先生，您夫人来了吗？目的当然就是提醒女学生小心“老司机”。《小团圆》里邵之雍拜访九莉，张爱玲的姑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孙百刚和周围的人哪里挡得住郁达夫的热恋之火。

第二天日记写，郁达夫出席邵洵美的婚礼，和周作人通信，老婆又来信，“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女士颠倒”，“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1月16日的日记又写，“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二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之后的郁达夫日记，真是“日记”——几乎天天记载，1月17日，“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1月18日下午，“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月19日，拉了蒋光赤一起拜访王女士，晚上又看电影，不知怎么，感到“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作”啊，什么叫作家，就是“作”的专家）

王映霞是一个聪明的杭州女生，学校课文里已读过郁达夫的作品（不少青少年是因为课本才读文学）。周围的人都很理智地反对，因为郁达夫年纪大，已婚，颓废浪漫“人设”等。之后几天郁达夫再找，王映霞就回避。没有明确表态，把郁达夫急死了。

1月20日他找徐志摩谈，找徐志摩能请教什么经验？1月21日日记说，“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1月23日，听说王映霞回杭州，郁达夫一个人到上海火车站，先坐到龙华，然后坐车到杭州，一路等到半夜，在西湖边上开小旅馆，第二天又到城站去死守，下雪天，没有结果。1月24日，只能回上海，一个人哭了个痛快，那个时候他认识王映霞已经十天了，或者说还只有十天而已。

三　革命文学与恋爱伤感两不误

再回到作为转折点的1月14日的日记，郁达夫在孙百刚家里偶遇王映霞以后，下午就去闸北创造社出版部，听说上海当局要封锁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月，北伐军正在浙江和孙传芳作战，日记最后一句是，“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说明1月14日日记里的郁达夫，革命文学跟恋爱伤感两不误。

这一时期的《日记九种》，常常谈论政治。1926年11月12日在广州，“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1926年11月21日，创造社内斗，他从这个话题讲到了“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11月26日，他说，“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为政府危，也为政府惜，这是知识分子常见的感时忧国自作多情）

再看1月25日的日记，白天处理了创造社的出版事务，碰到了林徽因，晚上和朋友去南国社，“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12点后，和叶鼎洛到四马路痛饮，两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无奈这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这两个醉汉，连人家街上的妓女都害怕了。“走到十六铺，又和巡警冲突了很多次，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5]

一个男人，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在几天之内，又怀念妻儿，又狂恋女学生，又鼓吹革命，又流落街头，碰到中年性工作者……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不被惩罚已算幸运，为什么要写出来？发表了，人们又会怎么看呢？那个时代，当时社会又怎么会容忍甚至理解这种现象呢？

据郁达夫日记，1927年1月25日半夜，他遇到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坐到天明（原来只是坐到天明）。第二天日记说，“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睡了一睡。”（什么叫“睡了一睡”？含糊其词，何必写出来呢？）“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巢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洗澡。”然后，郁达夫又去创造社出版部鼓吹革命文学，又给妻子和岳母写信，晚上又在打听王映霞的地址。

郁达夫之后能和王映霞在一起，也不完全是因为死缠烂打、狂追热恋，部分原因是王映霞的外公——王二南先生自己写诗，很欣赏郁达夫的文才。王映霞小名金锁，金锁改姓王，就是因为她外公。郁达夫后来也没有跟孙荃离婚，只是出现了一种当时叫“两头大”的局面，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允许，谁也不做小，谁也不做“小三”。王映霞当年如何大美人？照片上也看不出来。不过80年代，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郁达夫，丁景唐先生建议我去拜访王映霞。那时她应该70多岁了，但确是仪表非凡，很有风度。这次再写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在下书架上找到一本《达夫书简》，上面写着“给子东小友”，还盖了两个章。很少有谁称我“子东小友”，现在听上去很舒服。

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一起以后，创作完全转向了，之前是颓唐、伤感、民族、性、郁闷，之后就是潇洒、游记、散文、寓情、净化。一个女人对作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即使在“五四”时期，这样的例子也不多。

《日记九种》还有不少精彩细节。如1927年3月7日，初见王映霞的一个多月之后，“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开旅馆半天，做什么），“外面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kiss激励革命、爱国！“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融化在一处了。晚上独坐无聊，又约了蒋光赤谈到天明。”

蒋光赤是当时左翼文坛的代表人物，本名蒋光慈，为了表示“左倾”特地改名。50年代复旦学生一度也重写文学史，“鲁、郭、茅”之后，第四位就是“蒋”（可是在特定时代语境，又姓蒋，又一个光，怎么改也没用）。真不知道郁达夫初次kiss以后，跟蒋光慈这一个晚上谈了一些什么。但是仅仅四天以后，3月11日记，“映霞在我的寝室里翻看了我这日记，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责我，我真苦极了……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若恋爱的滋味，是这样痛苦的，那我只愿意死。不愿再和她往来……我恨极了，我真恨极了。”（原来kiss是可以的，但写kiss是不好的）不过这些日记，几个月郁、王在一起后就发表，并没怎么删改。

人们不禁会有疑问：郁达夫的这些日记，不管是真的记事备忘，或者有意无意有虚构创作成分，写恋爱写革命就可以了，写愧对妻儿也还可以理解，但何必要写隐私当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一面呢？何必要追女生不成，就去四马路宿娼、吸鸦片呢？不管是真宿还是假睡。他较早的日记里边也有一笔，1927年的1月3日，“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跟人家夫妇一起去，直接在日记里说，喜欢人家的太太。想想就行了，还需要在日记里记下来并拿出来发表？同月9日记，“和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你跟人家俄国人的太太，根本话都说不了，记在日记里说谁的太太好……

我们在一百年后写日记，这种心思还会写吗？出版社发表之前，不看看吗？这又不是微信，现在微信、脸书也一样不敢写吧。

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小事情，却带出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说明郁达夫无论为人，或者是写作发表日记，都是不拘小节。或者他不认为自己生活和人性中的这些弱点有什么错，至少它不是罪。这是一种对自我，对人性的一种信任。或者他明知人人都会掩饰这些“小节”，其实是习惯成自然的虚伪，所以他就故意暴露自己缺陷弱点，“隐善扬恶”，以显示真实。第二，也说明“五四”时期社会道德氛围相当宽容，允许、理解，甚至欣赏文人有可以这样自己表达的真性情。

20年代中国作家的心态和生态环境，后来再也没有了。

四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戏剧性爱情

王映霞后来也介入了30年代上海的文化圈。鲁迅著名的旧体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面题字就是“达夫赏饭”。王映霞主张移居杭州，在杭州盖了一个别墅“风雨茅庐”，也和不少国民党要人交往，当时她喜欢坐的车就是杭州的002号，是市长的车。但盖别墅也欠了债，现代文学极少能有纯粹的职业作家，郁达夫1936年就去福建做参议员。抗战中“风雨茅庐”成了日本人的养马圈。郁达夫认为王映霞逃亡途中在兰溪和国民党官员许绍棣有染。许绍棣之前因为通缉鲁迅而出名。郁、王的婚变在武汉闹上了报纸，不少朋友去调解。1989年夏天，我在德国巧遇94岁的画家刘海粟，他告诉我一些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因为他当时也参与调停。刘海粟认为郁达夫小说散文都不如他的旧体诗。郁达夫、王映霞后来去了新加坡，郁达夫把他想象的太太出轨的细节全放进古体诗集《毁家诗纪》的注解里，发表以后王映霞才看到。所以，关系彻底破裂。狂恋的另一面，就是超级嫉妒，甚至演变成仇恨。

无论如何，王映霞改变了郁达夫的一生。作家后来逃亡印度尼西亚，二战结束时被日本宪兵所杀，晚年的故事也极有戏剧性。[6]王映霞40年代以后，嫁了一个钟姓商人，平安度过了一生。90年代以后，诗人汪静之回忆说，王映霞原来跟军统的戴笠有染，相关材料在百度上也有，不知真假，“小友”许子东不敢乱说。

---

[1]郁达夫：《日记九种》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书局初版，1927年。

[2]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46—47页。

[3]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4]“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微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院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场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至14日，参见《日记九种》，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26—27页。

[5]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56—57页。

[6]1985年北京开会纪念郁达夫逝世40周年，我曾负责为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起草报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怀疑郁达夫是否死于日军之手，但经过非常认真的南洋实地研究考证，最后他找出了确凿的证据，的确为日本宪兵所杀。唯细节和时间地点，均和胡愈之的回忆不同。参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李振声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