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滋味总是令人痛苦。但1918年德国的惨败，与1945年5月德国的投降相比，却更让德国的职业军人感到惊讶和动摇，因为所有的人，除了党卫军里的那些狂热分子，全都早已看出，后面这次投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1918年时，鲁登道夫很清楚，3月发动的那场大规模进攻，就是他的最后一击。但是，等到夏季里德军节节取胜之势受到遏制，开始转胜为败之后，这位古板的德国兵团级军官却仍然没有想过要投降，德国陆军仍然屹立在外国的领土之上；自俄国1914年那场进攻以来，除了俘虏，还没有任何敌人踏足过德国本土呢。德国的战线必须缩短，就像索姆河战役之后那样。法国的整个北部地区和比利时，可能必须放弃；德国可能不得不与协约国签订一份妥协性的和约，从而让德军在西线的形势并不会好于1914年8月4日时的局面。不过，除了总参谋部和陆军司令们，少有几个人在最后那两个星期之前意识到，德国此时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要么投降，要么就彻底亡国。连协约国也在准备面对另一个冬天的堑壕战，并且计划在1919年春季发动最终攻势了。
事实上，此时的德国各军在战场上全然处于挨打的地位，而协约国的封锁，也已经动摇了德国国内民众的抵抗意志。战败的结局可以被延迟，但不可能完全逆转。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其他方面，而不是归咎于自身的缺点，所以人们纷纷传说，应当把那些“背后捅刀子的人”抓起来，交由返回国内的战士们喝其血、啖其肉才是，这种现象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协约国怀有一种奇怪而错误的欣赏德军精神的心理，竟然允许德军全副武装地跨过莱茵河上的一座座大桥，在军乐队和彩色党旗之中撤退回去，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观点，使之保持了下去。
接下来，协约国的做法又完全无视双方业已商定的停战条件，从而让德国获得了一种有根有据、永远都感到不平并且完全合法的理由。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当时就已指出的那样，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的。协约国宣称，它们愿意根据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详细阐述的“十四点原则”这一基础与德国媾和，而“巴黎和会”的目标则是“讨论应用这些原则的细节问题”。可实际上，“巴黎和会”从来都没有讨论过那些原则，而和约也是在德国没有进行陈述的情况下强行签署的。此外，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在《缔造和平》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十四点”、“四原则”和“五细项”当中，“只有4条可以稍微准确地说加入到了和平条约当中”。结果就是，尽管《凡尔赛和约》无疑并不像德国人自己制定的那种和约一样严厉，却没有哪一位德国人认为这个和约对他们具有约束力。尤其是，对于将西普鲁士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波兰，对于失去但泽市，对于让大约200万德国人永久性地服从于波兰的统治，没有哪个德国人愿意接受。我们必须在这种背景之下，来看待每个德国军官随之而来的行为才是。德国的军官阶层都认为，该国是受到了欺骗才投降的；哪怕我们辩解说，假如德国继续作战到1919年，那么无论协约国可能把一些多么令人无法忍受的条件强加给德国，德国都将不得不接受，这样做也毫无用处。
而在1945年，我们则看到，德军已经被同盟国摧毁和瓦解，就像他们那些夷为了废墟的城市里面的瓦砾一样，沉浸在阴郁和痛苦当中，暂时性地变得麻木不仁，连恨也恨不起来了。1918年时，他们仍然拥有相互翻脸的斗志，因为推翻征服者的日子当时还遥远得很。（但推翻征服者的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他们对此毫无疑问。“从这里脱身之后，我们就会用大棒把法国人赶回老家去。”1919年，一位德国实业家在杜塞尔多夫曾经这样对我说道；当时，还是法国占领鲁尔区的4年之前。）那时，我们都一心忙着抚平自己遭受的创伤，庆祝我们获得的胜利，花掉我们的战争遣散费，享受战后初期那段短短的经济发展，对德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既所知不多，也不怎么在乎。然而，回国后的军官们在大街上被抓，或者被人从火车上揪下来，撕掉他们的军衔标志，并且经常被残忍地杀害的情景，却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极大地确保了这一点：到了一定的时候，民众就会欢迎希特勒上台。这个方面，极大地说明了德国“自由军”兴起、实施种种暴行以及出现戈林、罗姆、赛普·迪特里希这种人的原因。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该国身为社会党人的国防部部长、以前的制篮工兼前军士诺斯克先生最终转向了德国军官阶层的原因，因为此时的他，就是唯一一个能够尊重并恢复德国一向试图强加给本国民众和其他民族那种“秩序”的人。
然而，这一切还有另外的一面。在经济陷入混乱，以及由战败、被别国占领和内战导致的心理迷茫当中，任何一个当时没有身处德国的人，都很难透过重重迷雾，描绘出德国中产阶层家庭正常生活的情况：丈夫前往气氛阴郁、追求效率的工厂与办公室上班，妻子则在家里无休无止地擦啊洗啊，逼迫那些可怜的女佣，并且将心思主要都放在食物价格以及难以获得食品这个问题上。一位德国的正规军军官，一下子回复到和平时期的从军状态，好像自己只是前去参加了几场时间异常冗长的演习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不过，埃尔温·隆美尔上尉的情况正是这样，或者说差不多就是这样。1918年12月21日，他再次被分配回了原来的那个团，即驻扎在魏因加滕的第124步兵团；1910年参军伊始，他进的就是这个团。总体而言，他并没有看到多少“问题”。同一个月里，他不得不穿过正在爆发革命的德国，将妻子从但泽接过来；当时，她身患重病，住在祖母家里。由于前往但泽的时候他身穿军装，因此一路上受过盘查、受过不大的侮辱，有一次还差点儿被捕；可最终，他还是将妻子安全地带了回来，安置到了他母亲位于魏因加滕的家里。（这两位女士，始终都是关系最好的朋友。）1919年夏季，他有段时间担任过腓特烈港的一个国内安全连的连长；正是在那里，他有了第一次对付那些不愿意服从命令的德国军人的经历。
当时，他接受了任务，要将海军招募来的一批“左翼”海员训练成水兵。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儿桀骜不驯，还因为隆美尔佩戴着“蓝色勋章”而向他喝倒彩，要求军方委任一位政治委员，拒绝走正步训练，并且举行了一次革命会议。隆美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站到一张桌子上，当众指出，他指挥的应当是一群战士，而不是一帮犯罪分子。第二天，他便让这些人跟在军乐队后面，到阅兵场上去。他们拒绝进行训练之后，隆美尔就上马走了。这些水兵胆怯地随着他回到了营房里，过不了几天就都变得服服帖帖，以至于斯图加特的警察局长哈恩督察都要求隆美尔从中挑选出一些人，加入警察队伍；一旦加入了警察队伍，他们就会获得一笔特殊的津贴。他还邀请隆美尔本人一起前去，或许，这就解释了人们之所以传说隆美尔曾经当过警察的原因吧。隆美尔回答说，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团里。绝大多数手下都愿意不要这笔津贴，愿意追随隆美尔而去。除了要求他们必须监视一家做黑市烧酒的工厂之外，后来他跟这群士兵之间就再无矛盾了；或许，指派这个任务，也是有失公允地想要考验一下他们刚刚确立起来的纪律吧。后来，他还带领手下的这个连前往鲁尔，执行国内安保任务；但在那里，他们没有经历什么太过令人激动的事情。到了1921年1月1日，在施瓦格明德值完勤之后，他又被调到斯图加特，成了第13步兵团的一位连长，而德国陆军此时已经将第124步兵团裁减掉或者说重编番号，因而不再有这个团了。在第13步兵团里，他身为上尉，一干就是差不多9年。
因此，对于除了战争一无所长，也不太在意与什么样的敌人作战的隆美尔来说，他又是怎么做到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没有为形势所迫加入“自由军”，没有加入众多赋闲无事、心怀不满和凶狠好斗的退役正规军官的这个避难所的呢？那是因为，尽管1918年11月德国惨败，尽管随即该国又爆发了内乱，但德国陆军始终存在，并且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弃军不用的时候，德军也始终怀有尽早进行扩充的意图。《凡尔赛和约》中，第160条规定：“到不迟于1920年3月31日之前，德国陆军的兵力不得超过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此后，德国陆军的总兵力……包括军官和兵站机构人员，不得超过10万人……军官总数不得超过4000人。”
这一规定，目的是允许德国保存足够的兵力来维持国内秩序。而其后果，却是让德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这个“炮制出了下一场战争的人”，拥有了一批牢固的核心职业军人，使他可以围绕着这一核心，为日后的德国陆军打下基础。这些职业军人是德国陆军的强化剂和钢架；如有可能重新征兵，那么到了有可能的时候，应征来的兵源就可以像“混凝土”一样，迅速地注入其中：希特勒在1935年3月正是这样干的。佩有“蓝色勋章”、拥有身为团级军官声誉的隆美尔，“自然”非常适合这种工作。虽说他并不熟悉冯·塞克特将军，事实上除了在阅兵仪式上见过一两面，他也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位将军，但他正是冯·塞克特将军需要的那种人，即那种严肃认真的年轻军人（停战时，他还要过4天才到27岁），而不是那种在战争中可能很有用处，在和平时期却不喜欢遵守纪律，忍受不了枯燥训练且虚张声势的人。
对于隆美尔本人而言，就算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有所选择，他其实也是别无选择的。军队就是他的职业，由于他已经结婚成家，又没有多少或者完全没有自己的谋生之道，因此能够从事军人这种职业，他还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呢。而且，他并不觉得从军生涯很枯燥，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军人，喜欢把自己经历过的战斗重新来一遍；当然，这并不是抱有什么怀念战争的想法，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正确的战术教训。他跟蒙哥马利一样，也很喜欢操练和训练。
对于冯·塞克特将军实施那个扩大军备、隐藏德军实力的庞大阴谋的具体情况和目的，他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是毫无理由去怀疑的。精心挑选出来的那4000名军官，个个必定都清楚得很，他们的使命并非仅仅是维持国内安全，而是在原有德国陆军的残余基础之上，建立并训练出一支新的、更加强大的军队。他们必定都曾因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具有非凡的巧妙性和坚定不移的精神而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倘若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会这样的。我还记得，在约翰内斯堡“兰德俱乐部”的图书馆里，我曾经看过J.H.摩根准将在1924年10月的《评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此人是“裁军委员会”里的一员，他在文中指出，德国找了无数的借口，在“遣散中心”“福利中心”“抚恤金中心”等名义的掩饰下，让“裁军委员会”的种种措施都实行不下去，并且尽可能地让该国的整个动员机制做到了原封未动。此文描述的情况，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小说那样刺激，还有更多方面则令人担忧。令人遗憾的是，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并不大。在那些积极参与此种欺骗行径的人看来，这必定是他们可能玩过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假如我身为德国人，并且热爱祖国的话，”摩根准将自己就曾说过，“我一定会向冯·塞克特将军致敬，认为他是最最伟大的普鲁士人。”沙恩霍斯特曾经将《提尔西特条约》中的裁军条款，变成让拿破仑狼狈不堪（顺便也让我们赢得了“滑铁卢之战”）的条款；但相比而言，他还只是个小人物，因为制定《凡尔赛和约》中的对应条款时，人们要仔细得多。因此，在紧跟1914年至1918年这场战争之后的那些年里，在德国的部队里从军，对于一名德国军官来说，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沉闷无趣和无利可图的职业呢。
驻扎在斯图加特，是隆美尔值得幸运的另一件事情，因为斯图加特是他家乡一座非常宜人的城市，而他的家人也都住在那里。所以，尽管要等到1933年才会擢升至少校军衔，他却完全说不上过得不快乐。1927年，他带着妻子前往意大利休假，并且重访了他在隆加罗内做出壮举的地方；其间，隆美尔夫人还在当地的公墓里发现了莫利诺家族的墓地——人们普遍都认为，她的娘家莫林家族就是这个莫利诺家族的后裔。（他们对当时那个战场的寻访过程被人打断了，因为一个德国军官公然前去寻访一个似乎能让他产生愉快联系的地方，这种做法让隆加罗内的意大利人感到愤慨。）
在另一次休假中，他和夫人一起划着独木舟，顺莱茵河而下，到了康斯坦茨湖。夫妻二人都是专业的滑雪爱好者、登山运动员和游泳健将，两人都长于骑马，都喜爱马匹和小狗，并且极愿在乡村生活而不是在城市里生活；因此，只要做得到，他们就会到斯图加特以外的地方去。事实上，两人还喜欢跳舞，但他们对看戏、看电影都不太感兴趣，也不喜欢所谓的“派对”。
在家里，隆美尔会拉拉小提琴，水准只能说是业余，但在其他方面生活得很随和。他的酒量很小，从来没有喝过两杯以上的葡萄酒；他不抽烟，在吃的方面也不挑剔。他对家里的事情异常拿手，能够制作或者修补任何东西；刚买了一辆摩托车，他就把摩托车完全拆散，然后再一一组装起来，之后还扬扬得意地说，没有剩下一颗螺帽或螺母。
驻扎在斯图加特的时候，隆美尔与哈特曼、阿尔丁格尔一起，成立了一个3人原来都隶属的符腾堡山地营“老兵协会”。在这个协会里，会员之间不分军衔的高低。这是隆美尔的主要爱好之一，因此他用了大量的业余时间，亲自写信，与所有曾经在该营里当过兵的人进行联系，并且尽力帮助那些在战后德国生活得很艰难的老兵。协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进行一次阅兵；1935年，隆美尔官至中校，当上了戈斯拉尔一个营的营长之后，还特意回到过斯图加特，去参加该协会的年会和阅兵。那一次，冯·索登将军前来检阅，并且邀隆美尔与他一起站在检阅台上。隆美尔曾说，他更愿意带领原来的那个连队回到过去；这句话，正好体现出了他的典型性格。
于是，数年间匆匆而过，隆美尔夫妇生活惬意，太平无事；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1928年圣诞前夜，两人的独子曼弗雷德出生；此时，距他们结婚已有12年了。
隆美尔的遗孀说，除了受伤之处所结的疤痕，战争似乎在隆美尔身上并未留下什么痕迹。他在谈到战争的时候，仿佛那是一件愚蠢而残暴的事情，说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再次打响，他在家里很少谈到战争。不过，他晚上不会做噩梦，似乎也不像1918年后所有部队里无数年轻的军人那样：他既不认为那4年光阴是某种奇怪而血腥的幻觉，也不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只有那4年时间才是真实的。他依然是一个严肃认真却脾气很好、作风朴素的人，享受着宁静的生活；除此以外，他便一门心思放在自己的职业上。可他的职业，却是备战；这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职业军人解决起这种矛盾来，要比平民百姓更加容易。
1929年10月1日，隆美尔被任命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里担任教官，然后在该校待了刚好4年的时间。他把自己在该校的讲义汇集起来，以战争期间在比利时、阿尔贡、孚日山区、喀尔巴阡山区和意大利的个人经历为基础，最终出版了《步兵攻击》一书。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步兵战术的优秀指南；其中，通过绘制得很好的示意图，他生动地描述了许多小型的作战行动，并且清晰地总结出了战术方面的教训。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了瑞士陆军的教科书；为此，一些瑞士军官还送了一块金表给他，表上刻有恰如其分的铭文。不过，这本小册子也引起了另一位关系更为重大的读者的注意，从而给隆美尔的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33年10月10日，此时已经晋升至少校军衔的隆美尔，受命前去指挥第17步兵团的第3营；这是一个步兵营或者山地营，其中的官兵都精通滑雪，或者说都应当精通滑雪。该营驻扎在戈斯拉尔，因为此地附近有一些不错的滑雪场；在他就任营长的第二天，手下的军官们便提出，他们应当一起出去活动活动。无疑，他们都是想要看一看，这位中年指挥官有没有本领来指挥一个由运动健儿组成的营。当时那里还没有滑雪缆车，因此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了最高点。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坐下来，先喝点儿酒、抽会儿烟，休息休息；可就在此时，隆美尔发话了：“先生们，我认为该开始滑下去了。”沿着山坡往下滑去的时候，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到了山脚，大家便都一致认为，这位指挥官的滑雪本领不错。“非常不错，先生们，”隆美尔说，“我们再滑一次。”大家都觉得，隆美尔这是想表现出自己的冒险精神吧。不过，待他提出第三次爬到顶峰上去之后，大家就没有什么积极性了。等到他们终于第三次滑到山脚，所有军官就都受不了了，只有隆美尔一人除外；他竟然说，那些障碍雪坡看上去很不错，可以到那边再去滑上半个小时左右。在英国部队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是要跟上校营长打桥牌，却“三缺一”的话，军官们往往都会悄悄地溜出休息室。可我得知，在隆美尔那个步兵营里，自告奋勇地跟营长去滑雪探险的人，是必须经过精挑细选的。
在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之前，隆美尔对政治几乎毫无兴趣，超然物外、远离政治与金融这两大“肮脏”领域，一直都是德国军官阶层坚持的传统。在停战之后的那几年里，冯·塞克特将军开始有意地促进这种传统，同时还开始打破传统上存在于官兵之间的种种壁垒。他的目的，是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可他无意将这样一支军队，拱手交到魏玛共和国的那些政客手中。何时动用这支军队，决定权将掌握在德军总参谋部的手里。与此同时，这支部队只能效忠于德国军方。因此，他下令禁止军队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甚至不准参与选举的做法，虽说无疑让协约国大感放心，其实却是一个长远计划的组成部分；假如协约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话，这个计划当然会让各国提高警惕的。
就隆美尔来说，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禁令。他是在德国一个很小的地方性城市里，在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社区中长大成人的；他接受的教育，就是成为一名军人；还不到23岁，他就离家去打仗了。回来之后，能够避开战后德国混乱的政治纷争，进入一个自己觉得非常自在的领域，这种情况正合他的心意。在咖啡馆里跟人“胡侃”，他的消遣活动中可没有这一项；他书报看得很少，而且根本就没有政治头脑。隆美尔夫人记得他在早期对纳粹党的唯一评价，就是说他们“似乎是一帮无赖”，还说希特勒身边竟然有这样的人，令人觉得太遗憾了。这是因为，像90%没有直接接触过希特勒、没有接触过希特勒那场运动的德国人一样，他也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拥有某些正确理想的爱国主义者，认为他可以将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挽救德国于危难之中，使之不至于为共产主义所沦陷。这种看法可能看似天真，但与英国有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长着一撇可笑胡子的荒唐小个子的观点相比，其实也幼稚不到哪里去。
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可业已饱尝了失败之苦、业已切实体会到了共产主义滋味的德国人，相信他们希望去相信的东西，起码来说还是有一定理由的。那些拒不承认这个荒唐人物身上具有的危险性，直到为时已晚的人，却仅仅是因为接受另一种选择太过令人不快，就不愿去相信自己不想相信的东西啊。
而且，隆美尔虽说是一名正规军军官，却并不是什么出身高贵、势利异常的普鲁士老爷。在他看来，一位奥地利下士最终可能成为挽救德国于危亡之中的人，这种观点并不像德国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因为他喜欢下士。他不喜欢的，是罗姆这种恃强凌弱的“褐衫党”党徒。他虽说从未碰到过罗姆本人及其同伙，但也像绝大多数军人一样，怀疑这帮人是企图创立一个专门唱对台戏的组织。此外，他看到“褐衫党”党徒四下出没，而这些人的歇斯底里和没有纪律性，也令他深恶痛绝。因此，得知罗姆及其党羽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里被清算的消息，他并不感到震惊。他相信这些人一直在密谋推翻希特勒、企图自己掌权的传闻，认为他们都是咎由自取。隆美尔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曾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整个事件在德国国内引发的动荡，其实要比在国外的影响更小，起码在德国首都以外的地方就是如此；而这场杀戮的具体细节，也完全是慢慢才流传开来的。
至于隆美尔本人第一次遭遇正在运行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无疑并不能说明他对纳粹党心存高度的同感。1935年，戈斯拉尔被选为一场感恩节庆典活动的举办场所，元首将会亲临庆典现场；此时，他正驻扎在戈斯拉尔，担任山地营的营长一职。一切都必须布置得极其讲究，有乐队、横幅，还有附近地区身穿民族盛装的农民。当然，他率领的那个山地营也会举行阅兵仪式。敲定了阅兵仪式的具体细节之后，纳粹党党卫军的一位代表对隆美尔说，阅兵队伍的前面会有一列党卫军，来负责希特勒的安全。听到这话，他回答说，要是那样的话，他手下的那个营就不去参加了。接下来，他受命前往当地的酒店，去谒见希姆莱与戈培尔两人。这两个人都对隆美尔异常的彬彬有礼，邀请他留下来共进午餐。待他解释说，他认为党卫军的安排是对他本人和手下营队的侮辱之后，两人都表示同意，认为他说得很对。他们称，这完全是一位过分谨慎的手下所犯的错误，当然，这些命令会马上撤销。隆美尔达到目的之后，回到家里就跟妻子说，他不太喜欢希姆莱的模样，但戈培尔先生的确是一个和蔼可亲、很有意思的人。后来，他一直保持着当时形成的那种天真印象。在后来的那些岁月里，尽管并不经常，但只要碰到了一起，戈培尔都是千方百计地表现得和蔼可亲，释放出他身上无疑具有的那种魅力来。隆美尔这个人值得他去争取，就算不可能争取，也值得他去讨好。隆美尔与希特勒在这里的第一次会面，则纯属正式的接见。他敬了礼，被人介绍给希特勒，与希特勒握手；希特勒看到了他身上佩戴的“蓝色勋章”，然后祝贺他手下那个营出席了阅兵仪式。
1935年10月15日，此时已经晋升为中校的隆美尔，被派往波茨坦的军事学院去当教官了，这是他第一次靠近权力的中心。原先，他也有通过参谋学院的考试并参加选举的机会。不过，有人却建议说，鉴于他履历不凡，还获得过“蓝色勋章”，如果继续留在部队里的话，获得提拔和升迁的可能性会更大。由于他天生就是当军官的料子，因此这种建议正合他的心意。在波茨坦，他偕同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军事学院不远的地方过着宁静的生活，很少参与柏林的社交界；而在纳粹党的高层里，他非但没有朋友，连个熟人也没有。他们在社交场合下，甚至也没有碰到过德国国防军里的高级军官。与住在斯图加特时一样，夫妻二人的朋友主要都是正规军里级别跟他差不多的军官。
当然，他们也比以往更多地得知了高层的许多情况。例如，他们得知纳粹党与总参谋部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了。凭借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成了德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军官团已经向他宣誓效忠这个事实，纳粹党的头目们决意要让这些军官一个个都变成优秀的纳粹党徒，并且把德国国防军并入所谓的“新秩序”中。他们相当清楚地看出，一个独立且具有扎根于过去之传统的组织，将来有可能与他们翻脸，并且取而代之。希特勒则看得更加清楚，因此他运用了最狡猾的手段，让双方来相互争斗、相互牵制。
就其本身而言，德国军方尽管自1935年3月以来便一直醉心于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并且感谢希特勒给了他们超乎期望的进行扩充的机会，可他们却从未想过要臣服于希特勒的党羽。极少数品格和能力都最为优秀的军官，比如身为总参谋长的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就认为，元首及其追随者之间并无区别；而基于道德来考虑，他们都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创立者都属于国家之不幸。虽说贝克直到1938年才辞职，但他在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时，心中却并未抱有幻想——当然是对希特勒这位元首不抱幻想。其他一些人，比如总司令魏勒·冯·弗理奇上将，也对纳粹党及其领袖既感讨厌，又很瞧不起；至于原因，似乎主要在于这些人威胁到了军方的最高地位，因为他们都是一名德国军官实在无法与之打成一片的那种人。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凯特尔将军父子与约德尔将军兄弟，则准备牺牲自己的职业操守来获得晋升；不过，他们若是知道希特勒很快就会把他们当成身穿制服的办公室勤杂工一样来对待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也会犹豫还要不要这样做呢。
至于总参谋部里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沃尔特·瓦利蒙特将军曾经如此表述过：“慢慢地，总参谋长发现，总参谋部必须获得某种稳定的影响力才行；于是，他开始指望希特勒，以为与其追随者相比，希特勒才是德国的新希望。除了重整军备的计划，和平占领莱茵兰地区一事也增强了希特勒在军官团内的个人威望，因为这一行动与军方的根本政策是一致的。”假如他们当时明白的话，这种情况其实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了；不过，当时这种做法可不像现在听上去这样愚蠢。难道希特勒自己不是一名军人，不是也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服过役而感到极其自豪吗？难道他没有在背后提供支持，让他们去跟罗姆的野心作斗争吗？难道他不清楚，在德国臣服于他国的那段漫长岁月里，正是军方（也只有军方），才让德国对军事方面的热情始终保持下来、长久不衰吗？他手下的那些纳粹党徒，虽然在他上台掌权的过程中出了力，但谁又能说，他是真的偏爱这些恶棍，胜过那些保守的德国军官呢？难道他不是在等待时机，直到自己有能力除掉这些恶棍，然后再来倚重那些真正能够保护德国的人吗？
总参谋部里那些人士的观点，当时就是如此。这种观点，一直向下深入渗透到了团级军官当中；隆美尔由于身处其中，因而要说他考虑过这种问题的话，那他也是接受了这种观点。在他的心目中，元首及其追随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在痛苦的亲身经历让他大开眼界之前，他是非常崇拜和敬重希特勒，而厌恶纳粹党徒的；可这样的经历，要到阿莱曼战役以后才会出现。
因此，1935年得知军方提出接管纳粹“冲锋队”，并且由他去指挥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极其振奋。他承认，假如能够“让这些人变得聪明起来”，他会很高兴；可他也认识到，这项任务既不轻松，也不会令人觉得舒服。后来，他并没有接到调令，军方想要控制纳粹冲锋队的企图没有成功。此后，军方也不太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然而，隆美尔却必然逃避不了与纳粹党徒之间的联系。还在军事学院里当教官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被任命到了“希特勒青年团”，目标则是提高这些人的纪律性。这项任务很适合他去干，他一向都喜欢男孩子，与这些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状态最好。绝大多数男孩子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天性和本能，因此都很崇拜他。虽说他是一位威名赫赫的军人，很不好惹，但隆美尔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摆架子。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些男孩子整体上都是不错的；而从身体上来看，他们也都很出色。
假如让隆美尔放手去干，“希特勒青年团”的最终结局将会如何，揣摩一下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些官兵可能会变得坚毅而勇敢，事实上其中绝大多数成员就是这样的。在濒临战败的最后那段日子里，他们可能会不屈不挠地作战，直到英勇牺牲；实际上，在第12党卫军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那位党卫军旅长库尔特·梅耶的率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卡昂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可能会像恶狼一样向我方的坦克扑来，最终正如一位英军坦克指挥官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将他们打死。”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很可能不会变成日后那种心胸狭窄、狂热盲信而又横行霸道的年轻人。他们无疑不会像接受了库尔特·梅耶的命令之后那样，去屠杀战俘。而如今幸存下来的人，也不会形成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德国的年轻人都脸色阴沉、充满忿恨、非常危险，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相信，他可以让这些人认同我们的观点。组成“非洲军团”的德军官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军团里服役的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坚忍不拔、勇敢无畏而又自信十足。
他们对自己的本领也很自负，不过，我们只有在碰到了“非洲军团”和党卫军里的幸存者之后，才能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来。
隆美尔一直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因为他很快便与这些人的领袖，即巴度·冯·席拉赫闹翻了。此人年纪轻轻，长相英俊，擅长演讲，比绝大多数纳粹党徒都要更有教养，因为他是魏玛剧院一位导演的儿子，是个所谓的诗人，一直都被人们当成是该党内部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之一。而另一方面，他给冯·哈塞尔的印象却是，他不过是“一个言过其实的党棍……他的尊容体现出来的就是卑鄙”罢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属于那种能够吸引德国热血青年的人，并且盲目而明显地对元首忠心耿耿，因为他以前经常给元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自然，对指派一个来自外部甚至不是纳粹党员的正规军军官来训练“希特勒青年团”这一点，他是心存不满的。然而，隆美尔与之闹翻的那个问题，假若不了解隆美尔出身于一个校长世家这一情况，我们就会感到非常惊讶。隆美尔完全不是想要将“希特勒青年团”军事化，而是反对冯·席拉赫太过强调体育与军事训练，却对教育和人格培养关注不足的做法。他曾经指出，自己强烈反对将13岁的小男孩培养成一个个“小拿破仑”，并且说，要是一个时年18岁、身穿制服、开着一辆大奔驰车的小伙子前来，向他吐露心事说自己“觉得像是一员主将”，他也根本不会加以鼓励的。“希特勒青年团”当时早已对学校和校长不屑一顾，并且不愿被当成男生对待。为了纠正这种做法，隆美尔安排巴度·冯·席拉赫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鲁斯特博士之间举行了一次会晤。不过，冯·席拉赫傲慢无礼，而鲁斯特则是一个蠢人，因此会晤无果而终。于是，隆美尔便对冯·席拉赫说，要想将男孩子们变成军人，那么席拉赫自己最好先去学会成为一名军人。冯·席拉赫尽管最终还是走了，可当时却反驳隆美尔说，如果别人看到他服从一名军士级教官的命令，那么他在手下那个“希特勒青年团”面前，就会丧失所有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一旦觉得自己做得到，他便打算开始赶走隆美尔了。身为希特勒的亲信之一，冯·席拉赫不难提出异议，说隆美尔不是一位足够优秀的纳粹党员，不能将训练“希特勒青年团”的重任交给他。当时，隆美尔只是军事学院里的一名教官，而纳粹党与军方之间也还没有出现公开的纷争。于是，隆美尔便回到了波茨坦，并且没有被授予“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这一点令他觉得相当失望。
在波茨坦服完3年役之后，1938年11月9日，他获得任命，于第二天去主管维也纳新城的军事学院。在前一年里，他已经获得了提拔，因此在19年的时间里从上尉升至了上校军衔；在和平时期，这种升迁速度原本足够迅速，但考虑到他过去的履历，以及自1935年以来德国国防军的大规模扩军，这也不是一件会引起什么轰动的事情。情况就是如此，没人可以说他获得升迁是因为他在军方高层有影响力，而他没有获得纳粹党的任何偏爱，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从军履历没有显示的是，就在离开波茨坦之前，他已经从军事学院被借调去从事一项临时的任务了；这项任务，不论是好是坏，都改变了他未来的整个人生。1938年10月，德军在向苏台德区进军的过程中，需要一名军官来指挥“元首护卫营”，即负责希特勒个人安全的那个营。1937年，《步兵攻击》一书已经出版。希特勒看了此书，对其推崇备至。他亲自指定了自己的护卫营，并且决定由此书的作者来指挥。于是，隆美尔第一次与希特勒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后来，这个人不但会将他升至陆军元帅，还会杀害他。
由于人们已经将大量的事情归结为希特勒性格阴暗，由于人们全都了解了希特勒的背信弃义、残暴无道、狡诈多变、嗜杀成性、古怪癖好和狂妄自大，因此如今只剩下了一个谜题：他是怎么能够如此长久地进行欺骗——当然不是欺骗广大的德国民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民来说，他只是一种声音与一个形象），而是欺骗一些相当正派、相当聪明并且每天都与他打交道的人呢？
隆美尔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甚至也算不上希特勒的心腹，不过，他非常精明，观察敏锐，对普通人的判断也很准确。在这一时期，他获得了一个研究元首处于压力之下会如何表现的机会。当时他得出的印象，可能对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没有什么增益。不过，这些印象都很准确，他还在笔记中进行了记录；他的笔记，后来被他的儿子保存下来了。他称，希特勒身上无疑具有一种有如磁铁般吸引人的力量，或许还是一种催眠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他认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眷顾或者是天命（即掌控尘世间一切的力量）所归，必须领导德国人民“走向太阳”的信念。（当时隆美尔甚至怀疑过，假如希特勒无法领导德国人民走向胜利，那么他可能做好了同样的心理准备，会领导德国人民走向毁灭；不管怎样，只要结局具有戏剧性就行了。）
这种力量，从他操纵一次会议的过程就看得出来。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会摆出一副几近木呆的表情，似乎愚笨得很，就像一个懒散地翻动着七巧板的人。可突然之间，他的“第六感”（也就是隆美尔身上的那种“指尖感”）就开始活动起来，他会开始凝神细听。接下来，他就会“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得出一个让听他讲话的人全都非常满意的答案，起码来说也是暂时让大家满意的答案来。
“在这种时候，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位先知。”隆美尔意识到，“他总是凭直觉采取行动，而不是凭理智采取行动。”不过他也说，希特勒具有一种非凡的天赋，能够抓住讨论的要点，并且从中提炼出一种解决办法来。
这种相同的本能，使希特勒能够感觉到与他交谈的任何一个人的想法，然后决定说出一些他知道会让对方高兴的话语来。他恭维起别人来，手段非常老辣。因此，在某种方针之上早已下定决心之后，他就会去跟某个无疑也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进行商量，并且显得像是被后者的论点说服了似的，甚至还会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情愿来。而待结论做出之后，后者因为元首竟然会去询问他的意见而早已受宠若惊，所以一想到自己也对这种决定施加了影响，就会加倍地感到荣幸了。（探究一下希特勒是否读过戴尔·卡耐基先生的书，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让隆美尔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希特勒的记忆力确实惊人。与史沫资将军一样，他对自己读过的书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而且，读过之后，整页、整章的内容都如照片一样，定格在他的脑海里，这一点也与史沫资将军一样。他对统计数据的理解能力尤其厉害，他能够一口气说出军队的部署、摧毁敌方坦克的数量、汽油与武器弹药的储备等东西来，连总参谋部里那些高度训练有素的人员，对此也深表折服。
德国的战地记者巴伦·冯·埃西贝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他第一手获得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希特勒始终都没有丧失那种业已引领着德军走向惨败的本领与直觉。1945年早春，希特勒视察了东线的一个陆军指挥部。“您认为俄军发动下一次袭击将会在什么时候？”他问军长道。
军长说了一个日期，解释了自己的理由。
“不，”希特勒说道，“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会发动进攻了。”事实果然如此。
接着，他又问道：“您的中型火炮里，每一台有多少发炮弹？”
那位军长回答了一个数字。
“不对，”希特勒说道，“我派给您的可不止那么多，您应该有这么多才是。打电话，问问指挥火炮的那位将领。”希特勒说得对，而那位军长给的数字则是错误的。
这其实是一种惯用的把戏，到访的皇室成员与陪同希特勒视察的将领们都熟知得很；可希特勒却是这方面的一位高手，完全无须别人来提示。
希特勒让隆美尔印象极其深刻，并且让后者始终都高看一眼的最后一种品质，说来令人惊讶，竟然就是他的气血之勇。1939年3月13日，德军准备进入布拉格的时候，隆美尔曾经再次担任希特勒的护卫营营长。“假如您是我的话，您会怎么做呢，上校？”元首问他。隆美尔的回答，很符合他的性格。“我会乘坐一辆敞篷车，”他说，“不要护卫队，一路开着穿过街道，前往哈拉卡尼古堡。”由于当时捷克人对德军的敌视情绪可想而知，因此亲自负责希特勒安全的人当中，是没有几个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的。而对这样一种建议，身处希特勒那种位置的人当中，也是没有几个人会采纳的。可是，希特勒竟然采纳了隆美尔的建议；当时拍摄的新闻短片也表明，他们正是按照隆美尔的办法去做的。
在所有的驻地当中，位于维也纳西南山区的维也纳新城，给隆美尔一家留下了两次战争期间最幸福的回忆。隆美尔拥有独立指挥的权力，由于不受上级机关的任何干预，因此他做的完全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给那些崭露头角的军官进行小规模的战术和军人行为训练。他跟妻子、儿子一起住在一栋迷人的小别墅里，别墅四周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在这个美丽的乡间，他们可以经常去远足，并且练习他刚刚养成的摄影这一业余爱好的机会也多得很；我们想象得出，他在摄影方面非但技术超凡，还表现出了一种长于选择与构思的天赋。虽然其余同僚都与他意气相投，但隆美尔一家始终都满足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认为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夏日一天一天地，在愉快当中度过了。至于战争的阴影，隆美尔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认为在慕尼黑之后，甚至是布拉格之后，希特勒自然会“以某种方式摆脱战争”的。德国最高统帅部负责经济部门的托马斯将军自开战以来，一直都说：“每一个理解力强的德国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列强把德国看成是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一道壁垒，因此希望德国重整军备。”这一点充分说明，绥靖政策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误解。甚至是晚至1939年8月23日，当隆美尔被提拔为少将，成为元首指挥部里的一位参谋并且再次负责希特勒的安全工作时，他还不太肯定，自己会再一次去参加战斗。最后一刻的决定，并不会让他感到惊讶；德苏于同一天签署的那份结盟协定，可要令他惊讶得多。
这次结盟，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了；因此，9月1日凌晨4点40分，德军向波兰发动了空袭。在1919年3月25日就巴黎和会所写的一份备忘录里，劳合·乔治曾经说：“波兰委员会提出，我们应当将200万德国人置于一个不同民族的掌控之下，可这个民族在整个历史上从未证明过自己有实施稳定自治的能力，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做法迟早会在欧洲东部引发一场新的战争……”结果证明，劳合·乔治说得很对。
想当然地认为隆美尔对德国入侵波兰一事怀有某种良知上的谴责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正如他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下，都支持德国重整军备那样，他认为只有强大起来，德国才足以与征服国平起平坐，否则的话，德国就不可能指望征服国会考虑到德国的利益。因此，他始终认为，“波兰走廊”必须消失，但泽也必须重新回到德国版图之内；可能的话，不妨使用友好的手段，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诉诸武力。隆美尔夫人的娘家人都住在西普鲁士，他是在但泽市遇到妻子的，而他第一次被委以重任也是在但泽的军事学院：这些事实，可能都会让他对这个问题产生直接的个人兴趣；不过，他的观点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看法。
而且公平地说，我们也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将领，也认可了戈培尔老奸巨猾地为他量身打造的那种宣传，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另一面的真相，就像德军占领苏台德地区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贝克将军和乌尔利希·冯·哈塞尔这样的人，能够冷静地、从一种国际视角来看待欧洲的事务；可这样的人，事实上在哪一个国家里都如凤毛麟角。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给德国的侵略行为寻找借口，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侵略之所以没有让德国的职业军人像世界其他各国的人一样感到害怕的原因。英国的一名正规军军官前去参加南非战争的时候，心情也是如此。
由于身处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因此隆美尔看清了那场在4个星期之内就打败了波兰的闪电战；当时，连波兰军队的主力都还没来得及抵达集结区域，双方就胜负已定。9月2日他到了普罗斯捷约夫，10日到了凯尔采，13日到了罗兹，10月5日到了华沙，而华沙早在9月30日就投降了。一两天之后，他便在返回柏林的路上了。从体现了现代战争艺术的这个实例当中，他学到了许多的知识。他看到了空军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的重要性，看到了飞机低空飞行时“对地扫射”的重要性；可令人奇怪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却不愿意学会这种本领。他看到，在后方制造混乱与直接造成伤亡相比，对敌方士气的打击常常会更大。他看到，在机械化战争中，不断推进并开辟纵深方向的胜利，绕过敌方的抵抗据点，让即将到来的步兵好整以暇地去对付敌人，哪怕要冒着被敌人阻断的危险，也是很有效果的。（其实，这只不过是符合1918年3月鲁登道夫那种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渗透战术，以及他自己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实际战法罢了。）他看到，坦克必须整体加以利用，而不能分散开来。最重要的是，他还看出，对于自己这种性格的人而言，去指挥一个装甲师最是合适。
顺便说一句，这场战役也坚定了他关于希特勒具有个人勇气的观点。“我在他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曾经对妻子如此说道，“他总是想跟先头部队待在一起。他似乎非常乐意处在炮火之下。”在诺曼底登陆期间，隆美尔并没有看到元首身上表现出了什么出类拔萃的勇气。不过，到了那时，他早已有其他的诸多理由，去改变自己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