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卡伦·霍妮（1885—1952），是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和学说最初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治疗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精神分析是整个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开端，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理论、技术趋于整合的今天，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基础得到了更为灵活的应用。比如，在时下盛行的婚姻家庭治疗领域中，所有该领域的先驱或创造者，几乎都系统学习过精神分析技术。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的发展派别林立，但没有一个心理学者能够绕过精神分析，也没有哪一个流派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没有一个理论是十全十美的，自精神分析问世以来，无数精神分析学者师从弗洛伊德，又发现其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在批判的基础上，各有偏离，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与弗洛伊德“决裂”的道路上，卡伦·霍妮和荣格等人都要走得更远，以至于被正统精神分析流派所“驱逐”。其实，她并没有完全否认弗洛伊德那近乎天才般的设想，只是创造性地将社会文化背景融入精神分析之中，为精神分析学说开辟了新的道路。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我们必须迈出坚定的一步以超越弗洛伊德，而只有站在他启发性发现的基础上，这种超越才能成为可能。”霍妮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心理问题与现象，不仅跨越式地发展并丰富了正统精神分析学说，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心理学研究，都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霍妮生平坎坷，童年也并不幸福。她的父亲是一位远洋轮船船长，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两人年龄相差19岁。父亲与前妻已经有四个成年孩子，另外，她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独裁又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不认可她，还认为她丑陋又愚笨。同样，她也敏感地察觉到母亲更加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这样的童年经历和感受，对她日后的精神分析实践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霍妮对儿童经历对日后将产生何种影响，有着精彩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与正统精神分析学家不同的是，虽然她也认同童年经历的重要性，但却不认为成年人的病态（神经症）行为是童年模式的复演。

1909年，霍妮婚后不久，由于受到抑郁症和性问题的困扰，开始接受卡尔·亚伯拉罕的精神分析治疗。卡尔·亚伯拉罕是弗洛伊德的嫡传弟子，由此，她在卡尔·亚伯拉罕的引领下开始接触并学习精神分析。1913年，她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随后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了长期的精神分析训练；1919年，她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开始了其漫长的精神分析实践。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她几乎在每一章中，都列举了大量实际发生过的神经症案例，既为本书的创新性理论做了充分的论证，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神经症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客观的例证。可以说，本书的成果，正是建立在霍妮长期的精神分析实证基础之上的。这一阶段，她还发表了大量不同于弗洛伊德观点的文章，并逐渐偏离弗洛伊德正统学说。

1932年，霍妮来到美国，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在这里，她接触到了阿德勒和弗洛姆等人，她的理论思想也进一步成熟。在长期的艰苦工作和深刻思考后，1937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重要专著，就是这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本书的出版，表明霍妮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其“对神经症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相去甚远”。本书的语言，作者“力求通俗易懂”，既不像荣格著作那般，通常会引用许多神话原型，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运用较多的专业术语，而且，书中案例翔实，又不乏精辟而透彻的分析。因此，即使不是心理学专业人士，也能够理解书中意思，并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霍妮认为诞生于我们文化冲突中的焦虑，是“神经症的核心动力”。全书也一直围绕焦虑、对抗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以及种种难以调和的冲突展开，以揭示神经症的基本结构和现象。一般而言，正常人在其所处的文化中也会产生焦虑，但他们并非时刻处于焦虑状态之中，且能够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找到内心的平衡。而神经症患者为了摆脱他们身上时刻存在着的焦虑，往往采取过激的防御措施，“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需要越彻底”。在书中，霍妮花了大量篇幅，着重探讨了对爱的病态需求，对权力、名望、财富的渴求等防御方式。她揭示出，神经症患者对这些目标的追逐亦是焦虑、愤怒和自卑感的产物；他们不仅无法摆脱焦虑、获得安全感，反而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和焦虑。

不得不提的是，霍妮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化和社会环境对神经症的影响。在书的开端，她就反复强调，不同的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些文化中看起来是异端的行为，在另一些文化中却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因此，我们通常认定神经症的一个标准就是：“他的生活模式是否同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一致。”在这个前提下，社会文化的考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考虑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个大背景，那么，我们就会对很多神经症做出误判。因此，霍妮在书的结尾，直接将神经症患者称为“我们当今文化中的副产品”。在我看来，全书最精髓之所在，也正是霍妮创造性地用这种文化决定论批判并修正了弗洛伊德所谓正统的生物决定论，让精神分析理论更为多元、更加精彩。

总而言之，《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不仅是一本关于精神分析的重要心理学著作，更是一本揭示神经症现象的伟大著作。希望读者能够认真地读完本书，你可能无法从中得到治愈神经症的良方，但是，它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对神经症形成一个清晰、全面且深刻的理解。而我们的时代，最需要的恰恰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心理良方，而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共情与理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可能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因此诚挚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并给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屈建伟

2017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