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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同《乡间医生》和《乡村教士》一样，都是属于《人间喜剧》里面《乡间生活事迹》一组的小说。巴尔扎克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给伊波利特·贾斯提的信里，曾提到这部小说，把它称为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执笔，但由于重视搜集具体情况，因而完成得比较晚的作品之一。《农民》第一部在一八四四年年底才开始在《新闻报》连载，作者在《献词》的最后一段说：“这部小说是我下了决心要写出来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八年以来，我多少次辍笔，又有多少次再执笔写这部书……”在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农民》是在八年前开始写的，卖出去许多次，又收回来了。是一项繁重的、费力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可是毫无疑问，它将使计划这个作品的工程师受到称道。”可见巴尔扎克对于这部小说的重视。他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这部作品；这一回，又是为了经济问题，才把《农民》写出来。他只写好了《献词》和第一部的十三章、第二部的前四章，此外只留下一些草稿；作者死后，他的妻子根据草稿续成第二部的第五至十章（约合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全书在一八五五年出版。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虽非完全出自巴尔扎克的手笔，但仍然不失为《人间喜剧》里重要的作品之一。写这部书的时候，作者的艺术功力已经成熟，对于《人间喜剧》的整个内容和意义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因此就内容深刻、结构谨严、刻画细致、风格明朗而论，《农民》都是属于《人间喜剧》全部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巴尔扎克是一个独具只眼的社会观察家，马克思称道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1]，他可以当之无愧。巴尔扎克生于一七九九年，死于一八五〇年，经历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法国社会。这五十年间，由于“现代工业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整个法国社会起着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逐渐巩固它的统治，并且加深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当时由于政治、经济急剧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生活条件和人情风俗，都引起巴尔扎克热烈的兴趣，他对这些现象作了广泛和深入的观察，在《人间喜剧》里面把这些现象用鲜明、细致、深刻和繁复的图画反映出来。
法国小说到巴尔扎克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以前，还没有人那样全面、那样深刻和用那样辉煌的艺术来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个天才作家在写出《人间喜剧》第一部小说之前，曾经走过一段艰苦、曲折、漫长的道路；他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学习写作、观察社会和体验生活；以切身的体会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钻研了当代生物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中新的学说；重视社会环境对于个人的影响；看到历史上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企图塑造出每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他从英国小说家华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得到启发，相信有可能将这些环境和人物分别表现在不同的小说里面，让这些人物在各部小说中互相穿插，从而把这些小说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他要写一部生动的当代风俗史的雄心。
他用真名实姓署名的第一部小说《朱安党人》，是一八二九年发表的，就在七月革命的前夕。七月革命把路易·菲利普送上法国的王座，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时代开始了。资产阶级是七月革命的胜利者，在路易·菲利普整个朝代，部长、议员、银行家、高利贷者、商人、律师、法官、出卖灵魂的文人、依附资产阶级的贵族和僧侣等，都营营逐逐、无孔不入、追名逐利，有的明目张胆，有的偷偷摸摸，并且把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作风、道德信念，作为这个社会的纲常。巴尔扎克看见了这些现象，他要把这一切分门别类描写出来。投机倒把、欺诈取财、巧取豪夺、荒淫无耻，构成了《人间喜剧》大部分小说的经纬，织出了这个喜剧中两千多个人物的穷通祸福，悲欢离合。金钱成为这个腐化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唯一媒介，一切神圣、健康的东西都被它侵蚀了。在《人间喜剧》里面，从一八三〇年的《高利贷者》的片段起，作者通过德尔卫律师的口说：“我看见了金钱势力的化身。生活、人类，使我感到害怕。一切都要凭金钱解决嘛！”直到一八四七年的《贝姨》，书中那个卑鄙无耻的克勒卫说：“你以为统治国家的是国王路易·菲利普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倒没有妄自尊大。他跟我们一样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俊俏的、高贵的、年轻的、万能的，五法郎的银币！”一年后，一八四八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整部《人间喜剧》可以说是这个天才论述的生动的说明。
巴尔扎克出身资产阶级，关心这个阶级的命运，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层都非常熟悉，而《人间喜剧》的中心内容正是这个社会的各种现象和人物；由于当日高踞这个社会的通衢大道的人是资产阶级，所以《人间喜剧》不愧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社会的一部相当全面的生动、翔实的文献。资产阶级发动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但这次革命有赖工农群众的力量才获得胜利，特别是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它由于有工人阶级参加才得到成功。力量不断增长，造成愈来愈大的压力，掀起新的问题，产生新的学说。在路易·菲利普的整个统治期间，工人暴动和起义此起彼伏，最后发生了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的工人革命。在同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学说也风起云涌，最后在一八四八年产生了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巴尔扎克对这些年代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种种社会学说曾密切予以注意，他对这些斗争和学说的认识构成他的现实主义广阔和深刻的基础；虽然巴尔扎克由于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在《人间喜剧》里面很少直接写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斗争，但是他对于当日法国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描写和对于这个社会堕落腐朽的无情暴露，以及他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和体力方面的优点和他们的穷困处境着墨不多但是比较真实的反映，都是和这种认识分不开的。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写道：“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他不止一次自称为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必须指出，他的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主张只是他认为可以挽救当时社会的一种手段。巴尔扎克一心要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梦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权以防范造成社会混乱的人，这些人首先是当日掌握了政权的金融资产阶级。他看到当时不断增长的工农群众的力量，为了安抚这些力量，他认为需要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利用这些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为了防止人民掀起革命，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他要这个强有力的政权对这种力量加以镇压。他曾称道“聪明和进步的群众”，一再指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的恶习在大多数情形下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他仍然把上述缺点看成仿佛是劳动人民固有的缺点，否认他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并提出了他反动的君主制度的主张。
巴尔扎克直接表示的政治主张，其根源存在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里面，但是这些主张也受到其他属于一时的人、事或社会原因的影响；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思想与《人间喜剧》里面所表现的思想截然分开。在政治上，巴尔扎克害怕革命，拥护资产阶级秩序，但在他的创作里面，作为一个虎豹登堂、豺狼当道社会的非凡见证人和卓越的画家，他不是明白地指出——或至少也是使他的读者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秩序并不值得加以拥护，而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么？在《乡村医生》里面，贝尼西大夫是巴尔扎克的君主政体和天主教的主张的代言人，他却说：“有些人从来没有估计到人民的水深火热，却责难人民过分的报复行为！……”他接着说：“……有朝一日，政府给个人带来的不幸，更甚于它所造成的繁荣，只要一有变动，它就会被人民推翻；人民推翻政府，就是他们跟政府清算的方式。”这些富有爆炸性的话和它们激烈的语调，在《人间喜剧》里面并非是罕见的，但是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这些话或者表示一种隐忧，或者表示一种警告。
巴尔扎克对劳动人民见解的矛盾以及他错误的政治主张使他的创作受到了限制。在一八四二年以后，他几乎没有写过足以与三十年代他全盛时期的创作媲美的作品，一八四六年的《贝姨》和一八四七年的《邦斯舅舅》是他创作生命的回光返照，这两部作品阴沉的调子代替了以前的作品中磅礴的气势。对于当时某些历史现象，巴尔扎克并非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无法理解它的积极意义，因此他的艺术也没有力量将它们表现出来。有些现象他也接触到了，例如他的三部后期的小说：《农民》《小资产者》和《阿昔的议员》，巴尔扎克企图在这些作品里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描写法国社会当时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他的创作似乎要朝着新的方向迈进一步，但是这三部作品都没有完成，这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的作品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内容，他所写的主要是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但是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他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前五十年的法国历史，但是也隐约窥见这段历史的发展。法国文艺批评家拉法格讲到马克思把巴尔扎克看作他那时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把他看作一个先知的人物典型的创造者：“不错，巴尔扎克因为能够深入理解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本质，他所塑造的人物在我们的时代的资产阶级身上还有典型的意义。同时，《人间喜剧》固然很少写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斗争，但是依然十分清楚地揭露了当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不可抗逆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意义上，《农民》是《人间喜剧》里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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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一部描写被压迫者反抗剥削者的故事。
巴尔扎克注意到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共和政府标卖贵族产业和教会产业，特别是在农村资产阶级出现以后，大片地产分割成为小块土地，小地主代替了大革命以前的封建大地主，而农村资产阶级又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对付贵族，分裂旧日的土地。巴尔扎克写《农民》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农民与占有土地的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斗争。同时，作为保皇主义者，他梦想恢复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封建地主制度，他要在《农民》里面支持他这个主张。在巴尔扎克的思想里，穷人反对富人，农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如果获得胜利，就是天翻地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他要在这个“使人触目惊心的实录”里面揭发这种事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站在保皇党立场的，他反对当时的社会学说和民主潮流，他要“把我们今日依然称为弱者的人如何长期阴谋推翻那些自以为强者的人，就是说，把农民如何反对财主，作一番研究……点醒将来的立法者”。在文学上，他要揭发像乔治·桑那些作家所写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将罪犯写成诗歌，对刽子手表示怜悯，把无产者几乎奉为神明”。《农民》和巴尔扎克其他结构复杂的作品不同，情节简单，作者用许多他观察到的正确的事实，从头至尾都是描写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让我们看见一幅当日法国农村生动、真实的图画。
在小说开端，作者通过书中一个人物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艾格庄，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这个庄院是法王亨利四世的一个情妇手建，后来属于路易十四王太子的宠妃，十八世纪为路易十五的一个财政大臣购得，赠与巴黎歌剧院的一个女歌唱家，这个巴黎的“邪道”死后由十一个贫农继承这份产业，后来又由帝国时代一个将军购得，——这个庄院的历史概括了从十七世纪到一八三〇年法国的社会变迁。在巴尔扎克的乌托邦社会里面，社会组织像金字塔一样，底阔顶狭，分为若干阶层，最上层是贵族社会，文物教化有赖这些养尊处优的人物才能维持不坠。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里不厌其详，把艾格庄的园林山水、亭台楼阁介绍了一番之后，接着无限感慨地说：“有些冒牌哲学家，表面上关心人类，其实是关心自己，管这些美丽的东西叫作铺张浪费。他们对于棉织品和现代工业恶俗的新玩意儿赞不绝口，好像我们现在要比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时代更加伟大、更加幸福似的。我们将会留下什么宫殿、行宫、房屋、艺术品和金线织成的锦绣呢？”作者的思想，他在前面已经概括地说出来了：“我的天！他们怎么会不明白，没有巨富的人家，没有稳定的富豪生活，怎么能产生华贵的艺术品呢？”在这里，巴尔扎克回顾过去，留恋着一些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同样，巴尔扎克认为礼义廉耻，只有在丰衣足食的人那里才找得到，他说：“……有了宽裕生活才有道德，我们注意到，在最高的阶层里，当财产把室内陈设弄得金碧辉煌的时候，善恶之心就油然而生。”这种见解也显然是巴尔扎克由于迷恋过去而产生的一种乌托邦思想。巴尔扎克抱着攀龙附凤的思想，钦佩旧日的贵族，对于他们的没落不胜惋惜，因此他的作品，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3]。事实上，巴尔扎克对于他的时代的贵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最尖刻的讥刺、最毒辣的嘲弄，却往往是针对这些人物而发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在《高老头》里面，年轻的拉斯蒂涅在雷斯多伯爵夫妇面前，无意提到那个倒霉的高老头的名字，那“正在拨火的伯爵好似烫了手一样，把钳子往火里一扔”，“伯爵夫人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明明是发僵了”。拉斯蒂涅这时感到十分尴尬，作者写道：“他好比走进一个收藏家的屋子，靠了有力的介绍才得进门，不料粗心大意地撞了一下摆满小雕像的古董橱，把三四个不曾十分粘牢的头撞翻了。”
这样的笔墨，在《农民》里面也可以找到，举一个很小但是很有力量的例子：勃龙德和勃洛塞神父陪着蒙戈奈夫人在艾格庄树林里面散步，听到贝奇娜姐儿（受蒙戈奈夫人照顾的一个女孩）的叫喊声，他们循声赶到，看见卡特莲·东沙欲帮助她的弟弟尼古拉凌辱贝奇娜姐儿。卡特莲告诉蒙戈奈夫人一行人说他们正在玩耍。勃洛塞神父这时高声说道：“你们真是禽兽！……应该把你们逮捕，送到重罪法庭去……”尼古拉应声说：“你们这一起人，你们在客厅里面搞的什么？（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瞧着伯爵夫人和勃龙德，他们两个打了一个寒噤）你们闹着玩，不是吗？”这样的文字，无异给整个贵族社会当头一棒！
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复辟时代，贵族和僧侣当权，所以显得突出。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已经日薄西山，再也无力与资产阶级抗衡了。贵族不只是道德败坏，他们在社会上也失去生存竞争的能力，让贵族来与资产阶级对抗，哪怕在复辟时代政权还掌握在贵族手里，胜负之数都是可以预料的。在《人间喜剧》里面，巴尔扎克不止一次反映了这种事实。我们再从《农民》里面举一个例子。蒙戈奈伯爵购得艾格庄之后，发觉管家高贝丹有欺诈行为，准备等到自己熟悉了艾格庄一切情形之后，便将高贝丹辞退。但有一天，他当场看见高贝丹作弊，忍不住气了，便发生了下面一场口角。
“‘你可是靠我的地养活的？’”伯爵对他说，严厉中带着讽刺。
“‘您以为我能够靠青天过活么？’”高贝丹笑着回答。
“‘滚出去，丑类！我把你撵走！’”将军说，同时用马鞭打了他几下，因为当时没有旁人在场，那管家后来始终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
“‘您不给我离职证明书我就不走。’”高贝丹离开了那个凶横的装甲骑兵，冷静地说。
“‘瞧瞧警察局怎样说吧。’”蒙戈奈说，耸耸肩膀。
“听到将军要把他送到警察局，高贝丹瞧着伯爵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有一种力量，使将军把胳膊垂了下来，仿佛他的神经给它切断了似的。”
这样细致的描写，在《人间喜剧》其他作品里面还有很多，在《农民》里面也有不少，但《农民》的特点，却在于它从头至尾都是描写一场激烈的、赤裸裸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这样就使这部作品在《人间喜剧》里面占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社会阶层的人物：一，贵族大地主蒙戈奈夫妇；二，以高贝丹、苏德利和里谷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三，以尼雪龙老爹、东沙一家和福尔松老头儿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的农民。阶级斗争是在贵族大地主与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展开的。
蒙戈奈原是巴黎关厢一个木工的儿子，法国大革命时代风云际会，在拿破仑麾下建立战功，晋封伯爵，拿破仑失败后，他和一个旧贵族小姐结婚，依附了波旁王朝。他的家产是在国外任驻屯军司令官时用不清不白的手段弄来的，他用造孽钱在布尔戈尼买了一片产业，叫作艾格庄。艾格庄附近几个乡的居民生活十分艰苦，过去在庄院的地里捡拾落地的麦子、在树林里采伐枯枝以补助家计。蒙戈奈借口农民违法捡拾麦穗，作践树林，雇用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护林队，又借助宪兵的力量，对农民加以压迫，激起农民的愤怒，群起反抗他们的剥削者。
巴尔扎克认为环境与个人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在《农民》里面十分细致地描写了贵族和农民的生活。一方面，贵族们的生活穷奢极侈，他们饭厅里的一面镜子，论价值，可以抵得穷人的全部家产；贵族一个人所占的土地，足够养活四百户农民；而农民呢，鹑衣百结，终年劳苦，不得一饱，男女老少，挤在一个阁楼里，睡在干草上面。农民无论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受到损害。但他们不是俯首帖耳甘受宰割的，农民对于剥削者的反抗，时隐时现，一直没有中止过。在《农民》第一部第五章里面，以福尔松老头儿作为代表，作者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乡间的情况和农民的思想。福尔松老头儿这些话是在艾格庄上，当着蒙戈奈夫妇和他们的客人，还有他们的管家面前谈的，这一章的标题是“狭路相逢”。勃龙德对福尔松说，他穷到这个地步，只好怪他自己，因为他是自由的，只要他省吃俭用，就可以购买一块地，变成地主。福尔松老头儿答道：“我看见过旧时代，我现在看见新时代，高贵的博学多才的先生，招牌换了，不错，可是酒没有改变！今天就是昨天的老弟。随您的便！刊登在您的报纸上面吧！我们解放了没有？我们永远属于同一个村子，大老官永远在那里，我管他叫作‘活儿’。锹是我们的传家宝，它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手。我们最大部分的收入都缴了税，给大老官也好，给收税官也好，永远要把我们生命化作汗水流掉……”他又说：“我们只好待在我们的乡镇里，由于环境所逼，好像绵羊一样被圈在栅栏里面，如同从前大老官把我们圈起来一样。我不管什么东西把我钉在那里。被贫乏的法则钉住也好，被大老官的法律钉住也好，反正是终生钉在地里。我们就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刨地、铲土、施肥，我们给你们干活，你们生下来就有钱，我们生下来就穷。大伙儿永远是这样，生时穷，到死还是穷……你们不肯放弃你们的权利，咱们永远是冤家，三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能够指望我们作你们的朋友！”
连蒙戈奈听了福尔松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这番话真是一篇宣战书”！
福尔松老头儿把农民对艾格庄现在主人的不满情绪告诉了蒙戈奈，接着他说：“告诉您吧，这一定没有好结果！这会使人想出下策，向您报复！”他又说，“大人，穷人的怨气愈升愈高！它要升得比您最高的橡树还高，而绞架是拿橡木做的……”
农民之间的阶级感情，巴尔扎克看得十分清楚，例如在第一部第三章的末尾，作者说：“不论用恩惠，或以利益，都不能够破坏用人和人民之间的持久的联系。仆役来自民间，始终爱护人民。”而农民的潜在力量，作者也明白地加以指出，在第二部第五章里面，一个农民这样说：“难道不能够用我们的镰刀来砍掉他们的马腿吗？他们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他们的枪没有装上火药，当他们看见自己一个对十个的时候，他们只好滚蛋。如果三条乡一齐起来，杀死三两个宪兵的话，难道把所有的人都砍头么？他们只好罢休，像在布尔戈尼那一边一样，他们为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派了一团人去。没有办法，那团人走了；老乡们仍旧到树林里去，他们年年月月如此，像在这里一样。”
这部小说后半部是在一八五五年发表的，那时候资产阶级统治者已经埋葬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建立了第二帝国，侈谈维持风化，保卫社会秩序，一八五七年《恶之花》的作者波特莱尔和《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相继以“伤风败俗”的罪名被反动政府控告，而《农民》却公然抬出“无产者”这个字眼儿，描写一群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他把阶级矛盾写得这么露骨，自然不会使那些资产阶级统治者感到高兴的，毋怪这部作品在出版的时候没有得到评论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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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里面，应该区别开两种矛盾，一种是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复辟时代比较突出；一种是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比前一矛盾更为深刻，更为持久，而且日趋尖锐。在《农民》里面，后一种矛盾虽然还没有表面化，然而，据我们看，巴尔扎克的中心思想正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上面。他在第一部第七章里面非常清楚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愈来愈激烈的纷争，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写这一篇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可怕的社会问题。”
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比贵族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远为复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得到工农群众协助的，资产阶级独占胜利的果实，并且进一步对工农群众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同时，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成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4]。但这种变化有一定的过程，不是突如其来的。在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还有一定的合作，虽然骨子里只是想利用他们，用巴尔扎克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来说，就是牧羊人起先利用绵羊，后来才把它们吃掉。但是工农群众的眼睛慢慢张开，他们的团结逐渐巩固，领导逐渐加强，力量日益壮大，成为资产阶级的劲敌。对于这些变化，巴尔扎克显得十分敏感。在《农民》里面，高利贷者里谷在农民中间声望的起落，十分微妙地反映出这种历史气候的变化。
里谷由于重利盘剥，农民原来都恨之入骨，天一入黑，他便不敢在野外走动，恐怕遭人暗算。但是到了复辟王朝，贵族和僧侣在外国人的刺刀护送之下，卷土重来，里谷便被农民看作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在第一部第十三章末尾，里谷坐上马车去梭朗日城，准备和他的朋党商量应付蒙戈奈的对策。当他的马车驶过本村的时候，村上的人都站在门口或停在大街瞧着他走过，心里以为他到梭朗日城去保卫他们的利益。那个一听到她债主的名字就会发抖的库特克意示太太对一个纺纱娘说：“我的天，看见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好像刀割一样，他和我们一样难过。”东沙也跑出小酒店门口跟里谷打招呼，并且对自己周围的妇人和孩子们说：“他一定会替我们说话。”
作者的笔墨，真是入木三分，因为农村资产阶级怎样剥削农民，不但巴尔扎克看得清楚，这些穷人也心里明白。作者笔下这一转折，固然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但主要是为了衬托出农村资产阶级假仁假义的可鄙可恨。但是这些剥削者，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们手段的阴险毒辣却远非当时的贵族可比，穷人中间有些人已经看出他们是穷人更加可怕的敌人。东沙的媳妇，福尔松老头儿的女儿，要她父亲打听梭朗日城和平酒店主人梭嘉的甜酒是怎样酿造的，好靠它来赚一点钱，使得艾格庄将来开投，东沙一家也可以占点便宜。福尔松老头儿回答她说：“你以为人家看上了你那副嘴脸，要把艾格庄分片卖给你么？这三十年，里谷老爹咂着你们的骨髓，难道你们还不明白，财主比大老官还要狠毒吗？将来这件事儿出来，我的孩子，像苏德利、高贝丹、里谷一类的人，就会诌着‘我有好烟草，你可得不着！’那支曲子，叫你们手忙脚乱！‘我有好烟草，你可得不着！’它不是别的，就是财主们的曲子！……农民一辈子都是农民！政府葡萄酒的税抽得这么重，还不是要把咱们的子儿要回去，让咱们一世贫苦，你还不明白么！（但你们对于政治却一窍不通！……）资产者和政府，都是一条藤儿。要是咱们都有钱了，他们又怎么办呢？……他们自己种地吗？自己打庄稼吗？得有苦命的人帮他们的忙！……”他的女婿东沙接着说，给他的话作了补充：“虽然这样，还得跟他们一起干，他们要把大庄院分片开投呢……以后咱们就回过头来对付里谷。”东沙提到一个受那乡间的高利贷者剥削的农民之后，又说：“我不像库特克意示，白白让他吃掉，那可怜的人给他子儿，我要用子弹跟他算账。”
这儿提到的库特克意示，正是农村资产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一个生动例子，他落到这个重利盘剥的人的利爪中之后，变得又老又瘦，面目全非，同原来快活的库特克意示完全两样，正如作者所说：“对所有的人他都是一个可怕的教训，却又没有人理会。”
这个库特克意示向高利贷者里谷买了一块地，里谷想利用他和艾格庄作对，答应他先付一半地价。库特克意示买了这块地以后，夫妇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耕种他们那块上了很重的肥的地，地里也打过几次庄稼，可是收入只够偿付欠里谷一半地价的利息。他们省衣节食，女儿出外受人雇用，把工钱寄回家里，但是到头来只好让里谷收回那块地，白丢了一半地价。这不过是受农村资产阶级剥削的无数农民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农民曾使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过下面几句话：“正是因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所以如此著名的巴尔扎克，就在他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农民》里，适切地描写了怎样一个小农民为了要保持一个高利向他放债的人的好意，情愿不受报酬，为他做各种拉杂的劳动，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孝敬他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费他自己任何现金的支出。但从高利贷者方面说，那却是一箭双雕了。他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因为不能把劳动用在自己田地的耕作上所以日趋没落的农民，愈陷愈深地陷入到高利贷的蜘蛛网中去。”[5]
在《农民》里面，巴尔扎克对于乡间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农村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并且正确地指出他们同巴黎大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但同时，他也感觉到资产阶级受农民的威胁。他在《农民》的献词中说：“有朝一日，这种从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不合群的元素（即农民），会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和过去资产阶级把贵族吞食掉一样。”因此，他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点醒将来的立法者”。这种阶级感情妨碍巴尔扎克通过他所看到的真实现象，进一步找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十九世纪初叶，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特别是在交通梗塞的地区，他们的产品没有出路，贫瘠的土地不宜于种植小麦，穷人没有牲口，家里没有器具，他们只有靠在树林里打柴和私捕鸟兽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吃的是栗子、荞麦糊和土豆，冬天常常挨饿。乡间的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使生产衰落，农民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很重视那些不成文的权利，就是捡拾落地的麦子和树林里面的枯枝，在草地上放牧牛羊。农民对于贵族大地主的反抗，特别是反对复辟时代的“森林法”，起因是得到反动政府支持的贵族大地主千方百计要废除农民一向享受着的积习相沿的权利，而巴尔扎克却认为农民贪得无厌。因此，当他描写农民的时候，他也着重写他们的缺点，而没有把这些缺点和故事里面也提到的他们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明白指出真正的原因。他在第一部第三章里写道：“由于他们社会职能的性质，农民过着一种纯粹物质的生活，跟未开化的人生活非常相似，他们和大自然的经常接触使他们接近这种状况。当劳动使身体困顿不堪的时候，思想就不能起移情易志的作用，特别对于没有知识的人是如此。”不错，在《农民》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正直无私的种葡萄工人，一个像“铁一般坚硬、像黄金一样纯净”的共和主义者，这个人就是尼雪龙老爹。这个农民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是维勒·奥·斐伊城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当地革命法庭的陪审员。他把他的独子送到前方去保卫那新生的共和国；他不肯倚仗自己在乡间的势力，夺回他应得的遗产，而且愿过一种贫苦的生活，这个老人责难有钱人爱财如命，他们的自私心使他感到愤慨，他和其他农民血肉相连。因此，他受到乡间全体居民的爱戴。老乡们说：“尼雪龙老爹不喜欢有钱人，他是咱们的自己人。”但即使这个尼雪龙老爹的形象，作者也模糊了他的阶级性，强调他抽象的“人性”，特别是强调他性格中忍让的一面。反之，他把那些阶级性较强的“不安本分”的农民像东沙、福尔松和卡特莲等人都笼统地当作坏人处理，着重描写他们在当时社会里养成的缺点。我们不能够强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哪怕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能够塑造出当时的农民的典型性格，但是当我们介绍他作品的时候，就必须指出他人道主义的虚伪性质。巴尔扎克无情地攻击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主要不是揭发这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是抱怨当时法国政府的软弱。他认为他的乌托邦式政治主张可以更好地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人间喜剧》给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作了十分详尽和深刻的描写，特别是它反映了当时日益尖锐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历史的不可抗逆的趋势，给他们提供了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尔扎克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必须推翻这个不合理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社会。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