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大陆

早年间，南龙因工作关系经常穿梭于中、日、韩三国，他发现韩国的药店、医院和中医院等医疗机构都配有煎药设备，但在当时的中国，连煎药机是什么都没有几个人知道。而南龙敏锐地意识到煎药机在当时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肯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独特的疗效和较少的副作用受到全球广大患者的推崇。但中药的煎煮方法非常讲究，从器具到火候，先煎后下，烊化冲服，但煎煮费时，服用携带不便。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提出：“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制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当时，医院和药店都采用的是传统手工煎药方式，使用的是敞开式的药罐，使得煎药质量和保存成为困扰中药疗效的两大难题。

传统煎药房煎药是煎完一服药再煎另一服，效率低下。煎煮的器具上，传统煎药房是利用敞开式的铜锅煎煮药液，工作量大不说，环境也非常差，医院的煎药工常年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作业，很容易患上职业病。此外，煎药机真空包装使得药液保存时间长达50～70天，可冷藏，而手工煎药只能保存2～3天。最重要的是，传统煎药房煎出的药是用瓶装，喝完药后将瓶子回收再利用，非常不卫生。

此外还有诸如加水量的问题、煎煮时间的问题等，水不加够则药无法煎透，水加足了，煎出的药汁又过多，结果往往是连渣带汁都进了垃圾桶。中药一般涉及一煎二煎、文火武火的问题，这在传统手工煎药过程中很难控制。

煎药机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医中药史上一次较大的改革。遗憾的是，在现代中药器具研发领域，中国被韩国、日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人还是用铜锅、瓦罐煎药的时候，韩国已经普及煎药机煎药了。

在南龙看来，中国如果不在机器煎药领域有所突破，将会极大地阻碍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国将在世界中医药领域进一步丧失话语权。

为了验证市场，南龙还亲自做了一次煎药机市场调研，其中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堂药店。调查结果显示，各类大型医院均没有购买煎药机的意向。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不高，购买力比较低。此时还不是引进煎药机的恰当时机，南龙只好决定暂时放弃这个项目。

第二次商机出现在1997年初。东华化工聘请了一位来自延边的经理商洽工作，晚饭后南龙将其送往北四环的亚北酒店，在酒店详谈时，他发现那人从行李中拿出一袋中药液饮用，便好奇地询问他在哪里煎的药。原来在此时的延吉有一家药店从韩国引进了一台煎药机和包装机，刚刚展开代客煎药和包装服务。当时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煎药机，南龙觉得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延吉人都可以吃煎药机煎的药，那么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就应该更没问题，偌大的中国，市场空间一定很大，是时候引进这个项目了。

第二天，南龙便约请天坛医院一位中医科的医生，征询他对煎药机的看法。对方觉得煎药机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信心更大了。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市场，他又重新做了一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验证了煎药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一番考察调研之后，南龙决定尝试引进韩国煎药机在中国销售，但对他来说，这又相当于要重新开始一次创业历程。并且这一次的创业与前几次不同，此前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化工产品生产，对他来说都不陌生，并且在人脉资源方面他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医药事服务则完全是跨领域，这对创业者来说绝对是大忌。

正如前文中我们提到的“时势造英雄”，顺势可以成就一个人、一家公司；而逆势则可能毁掉一个人、一家公司。“时势”确实是一个值得令人品咂、琢磨的东西，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南龙是如何判断当下利弊，以及怎么顺势而为的。

首先是政策层面。中医药事服务作为中国特有的医疗手段，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中医服务的快速发展，从1991年的“八五”计划到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中西医并重”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卫生政策。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了“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的发展目标。

我国的中医院、中医诊所及其背后的消费人群数量庞大。而当时中国的煎药机市场还有很大空缺。在中医药领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医药生根在中国，开花在韩国，结果在日本。煎药机起源于韩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还没有煎药机生产厂商，主要缘于中国人还是习惯将中药买回家自己煎药，这也和中医的传统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最重要的是，中药煎药机本身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和很多医用设备一样，只是一种应用在医疗领域的机电产品，而且当时煎药机的市场份额还未打开，较为“鸡肋”。所以当时煎药机这个“小众产品”还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后来随着东华原医疗的崛起，煎药机产品完全被颠覆，并且市场份额不断增长，才引来了众多厂商纷纷加入煎药机的生产行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广阔、有成长性，且在当时还是一片空白的市场。南龙的这步棋又走对了。

1997年初，南龙和姜黎滨飞赴韩国寻找煎药机生产厂家，并通过一位朋友引荐与正诚实业公司建立了联系。正诚实业公司是韩国煎药机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研制出了煎药机，这家公司在韩国煎药机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领先，在韩国汉城拥有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豪华办公楼。

正诚实业是家族企业，由兄弟七人共同管理经营。老大是董事长，不常去公司，老七负责经营管理。老七热情地接待了南龙一行，带领他们参观生产车间。只见老七将一个包装好的煎药袋放在地上，让南龙站上去使劲踩。南龙单腿踩上去，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药袋上，药袋却没有破裂，他不由得在心中暗暗称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包装机机箱门，发现里面只有电机和齿轮，结构很简单。

不愧是韩国煎药机的霸主，正诚实业的产品品质让南龙佩服不已，当即，他向老七郑重提出做中国总代理的意愿。老七回复说，天津有一家公司已经在跟他们洽谈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合作事宜，若要合作的话，只能小范围就某个机型和中国区域市场开展合作。这显然不是南龙想要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0美元，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韩国政府鼓励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时，包括韩国的铸造企业三千里公司、韩国最大的煎药机生产企业正诚实业公司，以及一位延吉商人，三方投资100万美元合作成立了天津三延公司，主要生产常压煎药机，正诚实业公司提供设计和技术。南龙去正诚实业公司考察的时候，三延公司已经开始筹备，正在研制适合中国市场的煎药机。

“看来看好这个市场的大有人在，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南龙心中有了更大的紧迫感，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合作供货商。

接下来几天南龙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几家煎药机公司，实力和产品性能都不尽如人意。南龙和姜黎滨在宾馆里如坐针毡，根本无心欣赏釜山美丽的夜色，如不能找到合适的供货商，他们就会失去市场先机。

就在南龙一行人为寻找煎药机合作厂商之事焦灼之时，没想到事情峰回路转。有人向他们推荐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煎药机公司——同怡实业公司。南、姜二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登门拜访。同怡实业公司安总经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南龙一行，带领他们参观车间样机，展示了产品性能。这家公司产品品质还算过得去，而且安总经理很有诚意，对合作开拓中国市场开出了种种优惠条件。当即双方便初步确定了合作意向，东华贸易作为总代理独家引进韩国同怡实业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销售。

签署协议后，同怡实业公司对南龙和姜黎滨一行进行了现场培训，指导示范姜黎滨操作机器，南龙在一旁摄像，从开机、上卷、调试，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培训指导。经过培训，两人基本掌握了煎药机的操作技能，回国之后，马上现学现卖，培训员工操作煎药机。

1997年秋，第一批次从韩国进口的20多台中药煎药机运抵和平里蓝宝大厦的东华贸易办公驻地。这是个由厂房改造的狭长办公室，靠门口的区域用来摆放煎药机，最里面是办公区域。韩国同怡实业公司同时派人前来培训，南龙开始组织人员力量，张罗着把煎药机销售出去。

此时东华贸易已经发展到十几人的规模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订单有所缩减，南龙亟待将出口贸易转型为立足国内市场的对内贸易，煎药机的引进可谓恰逢其时。南龙安排姜黎滨负责组建销售队伍，并把司机白建勋调过来跑业务，就这样三四个人凑在一起，煎药机早期的销售班底组建完成了。

1997年的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像腾飞的巨龙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日益为世界瞩目。也是这个特殊的年份，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南龙将韩国的煎药机引进了中国，开启了中国煎药方式变革的序幕。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入夜后大街上看不到几个行人，写字楼里看不到几盏灯。蓝宝大厦里的那间办公室常常灯火通明，室内热火朝天。大家每天学习煎药机使用知识，反复拆卸组装，研究其原理和构造，在这个仓库兼办公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从1991年在日本横滨创立东升贸易株式会社，历经7年国际贸易与化工原料生产的摸爬滚打，南龙已经从一位单纯的贸易商人成长为实业家，儿时的实业兴国梦想越来越清晰。在他眼里，实业兴国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财富的回报，而是推动我国千百年来传统煎药方式的变革，推进中国中医中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