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优秀文化的历史发展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春秋时期由大思想家、教育家至圣先师孔子创立，经过百家争鸣的洗礼和孟子、荀子等发展，后却被秦始皇付之一炬，然而到董仲舒又发扬光大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但汉朝以后，儒家文化地位跌宕起伏不定，直到宋代朱熹博采释、道等各派学说构建了庞大哲学体系，再次成为官方哲学。鸦片战争后，面对殖民侵略和西学的冲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改革开放后，面对“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巨大考验，党和国家重新审视儒家优秀文化在社会道德和秩序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逆取”转向“顺守”，并对儒家优秀文化加以吸收和借鉴。

（一）产生背景

儒家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周平王东迁后，王室逐渐衰微，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社会大变革，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诸侯群雄逐鹿，混战不休，天下大乱，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破坏不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与旧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斗争，造就了一批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著书、讲学之风涌起，打破了奴隶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这些有识之士为了本阶层利益，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等展开了激烈辩论，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文化从中逐渐脱颖而出。其产生的条件可归纳为：

1．家国同构的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而非个人为本位，具有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特质。在社会变革中，氏族血缘关系得到较好的保留，社会组织在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原则下建立起来，形成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基于血缘宗法观念的孝道从家庭内部扩展到社会和国家，家庭成员、亲族交往都要以孝道为基础，亲人之间互相帮助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仁爱由家庭、亲属向整个社会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而移孝作忠，将孝道扩展为对君主、国家的忠诚，构成了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质。

2．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

我国人文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早期的“知人则哲” （《尚书·皋陶谟》）就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儒家文化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入世主义和非宗教化是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在对待天地鬼神问题上，儒家采取“敬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可否认，古代天命思想盛行。然而，儒家的天命思想体现的是对人世的关注，指向现实生活，“后其祝卜”在于“观其德义”①。特定人文思想关注重点是人伦，而非鬼神，也是影响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3．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儒家文化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条件对自然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农业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按季节进行。受此影响，古代文化自然会强调对天的敬畏和依赖、服从，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并把这种和谐理念推广到人际关系中去。这样的经济形态促使中国文化形成了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知足常乐的品格，所以儒家强调人人和睦相处、互相扶持。农业生产的艰辛促使中华民族形成勤恳勇敢、隐忍内敛的性格，粮食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促进了重民思想的发展。孔子主张富民安民，孟子宣扬制民之产，体现了农业文明对古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通过影响生产而作用于社会关系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文化的心理特征和思维特点。英国学者汤因比就此提出“挑战与回应”理论①。中国处在亚洲大陆东端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型区域，自然地理自成系统，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古代对外交往相对较少，加之长期自我封闭，客观上造就了文化上的鲜明民族特色。同时，以农业为生，对自然环境就非常依赖，因而重视天人和谐共处，关注人类生产、生活，形成了丰富的人学思想。

（二）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② 孔子于春秋时期创立儒家和儒学，战国时期由孟子、荀子等发扬光大而成为显学。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改造儒学并为统治者采用，从而独尊于众学。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儒学与道教、佛教既互相攻击，又相互融合，造成玄学盛行。宋代时，朱熹等集道教、佛教大成，儒学发展为理学并取得官方地位直至明清。鸦片战争后，儒学面对列强侵略无力还击而饱受责难，并在“五四运动”和“文革”中被打倒。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文化侵蚀和道德、精神滑坡，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先秦显学

春秋时期开始礼坏乐崩，一方面，怎样消除混乱，恢复或重建秩序，成为春秋战国思想界的共同追寻③，各个学派都从自身角度和目的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并互相激烈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由“学在王宫”走向民间，打破了贵族官府垄断局面，私人教学开始兴起，士人阶层也逐渐崭露头角。

春秋后期，孔子提出“仁”思想，主张“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以归“仁”，围绕“仁”展开了伦理道德、个人修养和哲学诸方面的研究，探讨人的价值和教化。“仁”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和人格体现，注重“仁爱”。孔子创办私学，坚持“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广收门徒，形成人多势众的儒家学派。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孔子“道统”，主张“仁者爱人”，儒家思想由“仁”发展成“仁爱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坚决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并提出了实施仁政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对儒家思想也有很多发展。

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显赫，弟子和门派均众多。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史记·孔子世家》），再传弟子就更多。孔子之后，儒家八分，“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故《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2．两汉独尊

秦始皇统一后为钳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的发展进入低潮期。西汉初年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儒学也不被重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和方略，适应了“大一统”要求，被皇帝采纳并在全国推广，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独尊的局面由此开始，儒学也由重民本转向维护政治统治，给政治披上神圣的外衣。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董仲舒援引先秦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提倡“天人合一”思想；在“忠孝仁义”思想基础上引申出了“三纲五常”学说，巩固政治统治和封建等级；糅合儒、法两家思想提出了“大德而小刑” （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德主刑辅”（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的治国理念，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董仲舒用儒家思想，佐阴阳五行，赋天地阴阳意志，论王权与等级，开创了新的儒家政治伦理制度①，成功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在儒家文化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思想理论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从儒学发展的全局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发展进入了与孔孟时代不同的新阶段，儒家文化由此成为官方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西汉时期，儒家文化从“人格”到“国格”，注入了新的活力，爱国主义成为其重要内容，并不断激励着人们为社稷安危和国家利益而努力奋斗。东汉时期，儒学加强对其他学派优点的整合吸收，不断完善发展自己。

3．魏唐融合

魏晋400年来，政治支离破碎，战争频繁，但却创造了文化的重整和大繁荣。竹林七贤带动玄学兴起，一度主宰魏晋思想。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此时也产生广泛影响。这一时期，儒、释、道既相互对立、攻击，也互相吸收、融合。儒家文化注重理论的与时俱进，儒、道结合产生了“玄学”，企图对汉代儒学进行改造，摈弃其神化所造成的精神压迫。同时，儒学中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与把握水平①。

隋唐300年来，佛学、玄学盛行，对儒家思想造成重大冲击，儒学跌入低谷。这一时期，一方面，儒学吸收了道教、佛教的一些思想，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唐代韩愈、李翱等开展“古文运动”，在改革文风的大旗下恢复儒学道统，儒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并加强心性研究，为宋代理学奠定了开启基础。

4．宋明再造

儒家文化在宋明理学时期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成为绝对的思想主流。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形态呈现出来的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

宋朝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形成了新的理学思想体系，儒学正式变成了精神决定物质的客观唯心主义。朱熹是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周敦颐、程颢和程颐的儒学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认为万物皆精神主宰于“理”，具体存在于“气”，先“理”而后“气”；私欲乃万恶之源，“天理”与“人欲”对立，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①，故称理学。

心学是宋明时期儒学的另一著名学派，肇始于孟子、兴盛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大成于王阳明，在明代由理学转向心学。与理学不同，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提倡“心即理”。王阳明提出心学宗旨在于“致良知”（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八》），而开启心学清晰的独立学术脉络，强调“心即是理”，即理不外求、从心可得，认为人欲与天理具有统一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宋明时代，各种学派纷纷创立，理学、心学大师成批涌现，将佛、道、玄彻底吃透融通，并融合到儒学中。四大书院、自由讲学、导风化俗共同推动儒学快速发展。其中，儒学研究主题以“天命”“理气”为主，阐释、注解儒家经典文本和伦理道德。宋代儒学研究的这些特点注定了其思想文化下行传播的优势，并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度逐渐衰落，进入了对儒学的质疑和批判阶段。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纷纷质疑封建君主专制，要求建立“人民为主”的社会②。这种批判是对汉代以来封建礼教的批判，也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重启。

5．百年变局

晚清之际，外有列强环伺，内部分崩离析。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成熟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儒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自近代百年来，维新变法废科举，辛亥革命废祀孔、删经学，“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 “文化大革命”全面反传统，儒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退出了政治和教育等舞台。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才开始重新认识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儒家优秀文化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人们不得不回头审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价值，给儒家文化以正确的评判，吸收其精华。儒家思想开始复苏，并兴起了“国学热”。儒家的“仁”“义”“礼”等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契合，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的伟大号召，要求从儒家优秀文化中汲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①。

（三）儒学理论形态沿革

儒学的发展也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更替，先后历经了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魏晋到隋唐玄学、宋明理学和心学、现代新儒学等形态，这是儒学与时代互动的结果。

1．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学孕育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先秦原始儒学在这一时期创立。它主要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形成了以孔子“仁”学为基础，孟子“义”学、荀子“礼”学为代表的儒学理论体系，保存、整理和弘扬了传统文化，以教化立场为基点研究了人性理论，奠定了儒学的原始基础。

2．两汉儒家经学

汉初，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大一统”的政治需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典正式成为两汉政治指导思想②。经学由于文本与师承不同，形成了思想和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它们为迎合帝王意图与自身需求，借鉴谶纬而成经学，走向神秘化，并发展了先秦儒学的政治、伦理、人性思想③。经学对规范和统一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繁琐和神秘化而导致思想逐渐枯萎，并在汉代末期走向终结。

3．魏晋隋唐玄学

汉代后期，道家复兴，道教兴起；佛教传入我国。同时，经学枯萎，逐渐走上下坡路。为因应困局，儒学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大量思想，发展成玄学。玄学集儒、道、佛一体，围绕中国哲学政治化—伦理化的传统讨论，拓展了以社会为本位的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修正了中国传统哲学以人而非神为中心的方向，清算了经学的神学内容，成为儒学曲折前进的重要环节。

4．宋明理学和心学

隋唐佛学十分兴盛，本土文化受到压抑，也激发了振兴的欲望，恢复儒学道统的思想动向多有呈现，促进了理学兴起。北宋出现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等义理之学，“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和“世界即心”唯心主义均被提出。朱熹在儒学基础上，大胆吸收道教和佛教合理元素，融合儒学、佛教和道教思想，构建了非常系统完备的理学体系，达到理学顶峰。同时，陆九渊、王阳明也把心学发挥到极致。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宋明时期两大学派，理学重天理灭人欲，心学推崇本心良知，都对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5．现代新儒学

这是新文化运动后产生并一直发展至今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学力图在全盘西化思潮中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之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清末以来，儒学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打击，几近崩溃，但仍有一批坚信者，如梁漱溟、冯友兰、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他们坚信儒家文化与人文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反思现代性与唯科学主义，重视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肯定道德主体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这对于纠正“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儒学价值观沿革

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儒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变迁之中，义利、理欲的抑扬成为其主要标志。

1．先秦儒学：成“仁”取“义”立人道

春秋战国时期，王道衰微、礼崩乐坏。儒家倡导德治，弘扬人的价值，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 （《孝经·圣治》）的价值主轴。孔子以“人道”为中心，以“人道升值”为主线，用“仁”调整各种矛盾，对推动文化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孟子重“义”，荀子讲“礼”，都是“仁”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先秦儒家提出“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的仁义追求，培育高尚品德，提高人的主体价值实现“人贵”。

2．汉代经学：重义抑利

文化随政治的统一而要求统一。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结合法家思想，突出道德价值，贬抑功利意义，提出“三纲五常”逢迎统治需要而儒术被独尊。董仲舒认为“义”“利”虽各有价值，但“义”比“利”更为重要，主张“重义轻利”。“‘贵义’是 ‘三纲五常’的封建大一统的伦理思想的必然结论”①，它扭曲地改造了先秦儒家思想，用“忠、孝、顺”的单向义务巩固了君、父、夫地位，否定了“五伦十教”的对等义务，压制了合理的对“利”的追求。

3．隋唐玄学：专于仁义

隋唐盛世，统治者们思考以往执政教训，认为儒释道各有所长，仁义道德治国是上策，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观又回到了中心地位。隋代儒家王通将道德和政治联系起来思考仁义道德价值，认为“仁义”道德在于惠民生，“礼乐”之德在于教化人。韩愈、李翱也都肯定“仁义”道德价值。

4．宋明理学：存理去欲

理学的兴起是儒家价值观念重新振兴的标志，其价值取向可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并展开对义利、公私、群己等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念的讨论。理学贵义贱利，把“理欲”与“义利”作为对应范畴来解释，在价值取舍上尚义贬利，并由此导致崇“公”舍“私”。理学通过平衡人们内心的“理欲”“公私”“义利”矛盾，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但也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压抑了正当的物质利益追求欲望。

5．明清心学：理欲共存

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价值观念发生新的蜕变，明清时期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天理”，肯定“利欲”的合理性。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并不一定对立，可以有统一性。明清启蒙学者提出了“理欲共存”“以理节欲”的主张，否定了“人欲”与“天理”的对立，并引申了从“合义谋利”到“公私合一”。这种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反映了从自然经济到工商经济的发展，可惜被清禁锢。

①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4－8页。

②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党建》2014年第3期，第4－6页。

③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4－8页。

① 马王堆帛书《要》。

① 朱莉：《先秦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第19页。

②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4－8页。

③ 钱少佳：《儒家文化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启示》，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第8页。

① 钱少佳：《儒家文化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启示》，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第8页。

① 常新、王春枝：《科技与人文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演化轨迹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社会科学版，第18－21页。

① 张娟：《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第7页。

② 张娟：《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第7页。

①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4－8页。

② 顾萍：《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41页。

③ 顾萍：《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41页。

① 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9，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