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著作对西南夷的历史记载

白寿彝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124]故而，西南夷的史学也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和史诗当中。然而，流传下来的除了“九隆神话”见于记录外，其他的只能在当今彝族史诗《梅葛》、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以及白、佤、景颇等民族的传说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汉文文献有先秦时期西南夷部族的历史记载。《尚书·周书·牧誓》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方国瑜先生认为其中的“濮人”不是指永昌（今云南保山）境内的濮人，但是，“蜀”和“濮人”当指的是西南外夷区域内的一个部族。此应为最早见于文献的有关西南夷的记录。

《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云：“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125]《逸周书·王会解》亦云：“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夷用閵木……州靡费费（狒狒）。”[126]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特产及方物。

此外，还有《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国语·郑语》“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楚蚡于是乎始启濮”等有关西南夷的记载。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已注意到存在于西南地区部族的概况，但并无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史记》中虽然有庄蹻入滇的记载，然而，受略古详今的限制，对先秦时期西南夷的情况记录甚少。西南地区的部族也应当有记录本部族历史的方式。然而，出于多种因素，华夏有关西南部族历史的记载或者是西南本土有关本部族历史的记载都未能流传后世。

所以可以说，先秦是西南夷史学的萌生时期。就其特点而言，这一时期有关西南夷史学的记录散见于华夏的文献典籍中，尚未出现专篇或者系统记录，对西南夷各个族类的认识和了解也只是基于表层，未能深入。而就西南夷本身而言，这一时期的各个族类当有记录本部族历史的文献或口头传说，这一时期应当是西南夷史学的萌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