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匈奴族史学

第一节 匈奴族历史和历史叙述

一、匈奴族历史

匈奴族是中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发祥于今内蒙古河套和大青山地区,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王国维认为匈奴就是夏代的荤粥,商代的鬼方、昆夷,西周的猃狁,春秋以后称作戎狄、胡。[67]实际上,匈奴族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经过长期的杂居、征战、融合,最后才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春秋末期匈奴逐渐活跃,战国时期势力强盛起来,并经常侵扰秦、赵、燕北边。战国末期的头曼单于统一了漠南诸部落,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政权。匈奴政权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成为华夏各族在北方的劲敌。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在位)和老上单于(约前174—前160年在位)时,匈奴势力不断发展,控制区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汉高祖七年(前200),匈奴骑兵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迫使汉朝实行和亲,且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之贸易。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曾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此后,匈奴势力渐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归附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西晋,南匈奴人入居内地,成为逐鹿中原的“五胡”之一,东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北凉、大夏四个政权。隋唐时期,匈奴族逐渐融合于汉族及其他北方地区少数民族,退出了历史活动的舞台。北匈奴屡为东汉和南匈奴所败,不断向西迁移,一度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引发了整个欧洲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匈奴族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先驱作用,它最早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匈奴的历史和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匈奴族历史意识及其表现

匈奴族应该有悠久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思想,但是由于资料有限,长期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阙如。以下根据散见的史料试图对匈奴族史学的状况加以梳理。

(一)祭祀祖先活动中表现出的历史意识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校课人畜计”[68]。可以认为,匈奴人每年的三次集会中,祭祀都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天地和鬼神。

祭祀祖先,是匈奴人历史观念的重要体现。匈奴人非常重视对祖先的安葬,葬礼隆重,随葬品极为丰富。“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69]贵族还有着殉葬的风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70]匈奴人对祖坟非常重视,汉昭帝时,乌桓为了报复匈奴打败自己的怨仇,派兵挖掉了单于的冢墓,“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71]匈奴人的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西汉金日之曾孙金日当“为父、祖父立庙”[72]。刘曜称帝建前赵,立刻“缮宗庙、社稷、南北郊”[73]。祭祀活动的祷辞,都是对祖先功烈的记颂。匈奴人的这种记颂,年年代代口耳相传,对历代单于及其事迹有了较明确的记忆。从《史记·匈奴列传》对头曼以来诸单于事迹的记述,可知匈奴人的口述历史是准确有序的。祖宗崇拜反映了匈奴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追思民族发展历程的观念。

(二)岩画所反映的匈奴历史

岩画是镌刻在岩石或岩壁上的图画。从史前时代起,先民就开始刻凿岩画,用以表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可以说,岩画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艺术图解,是民间创作而流传下来的史诗。在匈奴活动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反映了匈奴族的历史发展与历史意识。

在阴山、贺兰山、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匈奴人活动过的主要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弓箭、狩猎、动物岩画。著名岩画学家盖山林认为这些岩画,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岩画体现了斯基泰—匈奴风格。岩画中大量出现的独猎、双人猎、三人猎、众猎、围猎等画面,应该是当时包括匈奴族在内的游牧民族获取猎物的生动写照。一些岩画的动物纹饰,与后来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的风格有传承关系,也与匈奴墓中出土的青铜动物牌饰的纹饰相一致,例如动物叠压纹饰、猛虎噬兽纹饰,都是蒙古草原地带特有的艺术风格,是匈奴艺术的特征之一,反映了匈奴人的狩猎、游牧生活。

在阴山、贺兰山岩画中,有许多天体岩画的题材,在日月星辰的形象与符号中,以太阳及太阳神的岩画图形最为突出。盖山林指出:“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太阳神岩画。尽管太阳神岩画的形象千差万别,然而其主体结构不变,其形象是人面+太阳的射线=太阳神,是人的物化(太阳化)和物的人化(太阳的人化)的结果。”[74]匈奴族在发展过程中,有崇拜太阳及其他天体的记载。匈奴单于在给汉族皇帝的信中强调:“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很显然,单于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了天地、太阳儿子的位置上。单于每天对日月进行敬拜,“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在举行重大活动时,也要占卜星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75]在远古时期,人类幻想通过巫(用跳舞形式以降神者)来沟通天上人间和鬼神世界的关系,通过施展巫术来控制自然力。在匈奴人的精神生活中,巫术占据着重要位置。史书中多处记载了匈奴的巫—胡巫的活动。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丁灵王卫律嫉妒贰师得宠,就串通胡巫假借已死的先单于的名义说:“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匈奴人听信了巫师的话,“遂屠贰师以祠”[76]。在军事行动中,匈奴人也使用巫术。《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闻汉军将来,使巫埋羊牛于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在匈奴活动区的许多岩画中,都有大量巫师和巫师作法的形象,这些巫师有的“双臂曲肘上举,伸展五指,屈膝下蹲,下系尾饰,有些巫师手执法器,居于动物群之中”[77]。对于岩画年代的准确断定,目前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到底哪些岩画是匈奴人留下的作品,但阴山、贺兰山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保存下来的大量岩画,应该是包括匈奴在内的历代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及精神状态的记述和写照。

(三)匈奴民歌与英雄史诗

作为一个古老而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匈奴肯定产生过自己的口传史学和史诗,但由于文献缺载,我们尚无法具体了解这种史诗的传承情况及内容。而硕果仅存的一首匈奴民歌,却记述了匈奴族发展过程中一段心酸的历史。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率兵奔袭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夺取了匈奴的优良牧场焉支山和祁连山,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悯惜乃如此。”《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78]《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凉州记》载:“焉支山,在西(河)郡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一[名]删丹山。”[79]可以看出,这两座山及其周围地区水草茂美,冬温夏凉,是极为理想的天然牧场。失掉这两座山,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打击,自然令匈奴人伤心痛惜。

尽管匈奴人没有其他的民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对民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通过歌谣的方式来加以传唱记述。汉武帝时期,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到了近百年后的汉元帝时期,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80]这种哭,是一种“长歌当哭”之“哭”,很可能是匈奴人用一种哀怨的民歌,记述了痛失阴山河南地的历史,追忆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好时光。阴山民歌是匈奴人的史诗,强化了匈奴人的历史记忆,所以才使得上百年来,匈奴人每当途经这片土地,自然吟唱起这首民歌,感伤痛心不已。

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匈奴族当有自己的英雄史诗与叙事歌曲。北匈奴在东汉皇朝和南匈奴的联合进攻下,被迫向西迁移。后来匈奴人的后裔又强大起来,在东欧多瑙河平原上建立起匈奴帝国。在阿提拉任国王时,匈奴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韦尔斯(H. G. Wells)在其所著《世界史纲》中记载,阿提拉在为各国来贡使臣举行宴会时,“遵守雅利安人及蒙古人在所举办宴会中的原始旧习,饮酒极多。诗人吟咏诗歌于阿提拉之前,以颂祝阿提拉之神武与胜利。厅中肃静异常,来宾凝神恭听。雄赳赳武士,豪气时流露于眉目间,状若不能复耐。老者泫然泣下,以不能再执干戈、争荣于沙场表示失望。斯可谓训练军事道德之演讲”。[81]这种“诗歌”,是“训练军事道德之演讲”,能够激发起武士的斗志,因此它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应该是歌颂古代为民族发展做出贡献的武士的英雄史诗。

(四)匈奴文字与记事

历史著述的载体是文字。匈奴族是否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史记·匈奴列传》言其“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82]。《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83] 二者似乎明确说明,汉朝至南北朝时的汉族学者都认为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匈奴人的记事方式采用的是结绳记事和刻木(骨)记事的原始方法。《盐铁论》言匈奴“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84]。明确说明匈奴人是通过“刻骨卷木”的方式来记述事务和上下沟通的。《汉书》记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85]这里的“信”,当是一种信物,很可能就是“刻木(骨)为信”。结绳和契刻是许多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曾采用的记事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备忘、信约和凭证作用,是文字发明前的记事方式。与文字记事相比,这种记述方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史书中,也多有匈奴单于与汉族皇帝文书往来的记述。“孝惠、高后时,冒顿寖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86]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也是在汉文帝时期,宦官中行说被强令随汉朝公主陪嫁到匈奴,中行说到匈奴后,帮助匈奴单于与汉朝对立。“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87]东汉光武帝时期,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在归附汉朝之前,“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88]。这说明匈奴人不仅使用文字,而且还绘有地图。

匈奴人使用的很可能是汉文文字。陈直《汉书新证》中指出:“单于既用印封,则必用文字,以‘匈奴相邦’玉印证之,当为摹仿中国之文字,《汉书》谓匈奴无文书,指无独立之国书而言,不是并中国之文字而不用也。”[89]另外一条史料似乎也说明匈奴使用汉字来记事和撰写公文,“(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注引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90]元帝给后宫传看的,很可能是讨伐郅支单于缴获的图书。既然此图书汉朝的“后宫贵人”可以传看,其书就极有可能是用汉字撰写的。从出土文物来看,匈奴上自单于下及各级官吏的印章都使用汉字。如各地收藏的“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汉匈奴破虏长”、“汉匈奴晋适尸逐王”、“汉匈奴姑涂黑台耆”、“汉匈奴伊酒莫当百”。[91]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采集的许多匈奴官印也是用汉字铸刻成的,如“汉匈奴栗借温愚鞮印”、“匈奴呼律居訾”、“汉匈奴胡卢訾尸逐印”、“休屠长印”、“休屠胡佰长印”、“匈奴相邦玉玺”、“右贤王印”、“俎居侯印”、“四角胡王印”等等。[92]匈奴人使用的汉字,应该系投诚或掳略去的汉人所教或所代为书写。汉朝宦官中行说到匈奴后,“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记课其人众畜物”[93]。指的就是教授单于手下的匈奴族官员用汉字进行文书书写,以统计和记录“人众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