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史官制度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政权君主对史学促进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有深切的认识，故而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学习汉晋等中原皇朝的史学传统，重视史官制度的建设，成为十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著作官的设置

负责撰修国史的著作一职，最早是在曹魏明帝太和中设置，称著作郎兼起居注之职，十六国时期的不少政权皆设有此职。后赵设著作佐郎，或称著作郎、佐著作郎。前燕、前凉、赫连夏设著作郎。后凉、前秦设著作郎，或称著作佐郎。总计诸国设有著作郎（或称大著作郎）十一人，著作佐郎（或称佐著作郎）十人（其中有五人姓名不可考）。担任著作的人选，多数是汉族人，但也有个别是少数民族人。三国吴时创设左国史之职，与右国史并掌修国史。汉国嘉平初，命“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29]。成“高祖（刘渊）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前秦苻坚有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注疏”。十六国诸民族政权设官修史，体现出其对史学著述在促进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的认识，客观上也成为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起居注与祭酒

至迟到汉初，起居注已成为专记帝王言行的史体，属于编年体作品。有史可考的十六国起居注官或撰修的起居注有：后赵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三人曾充任起居注官，修撰《大将军起居注》；前燕有《起居注》；南燕著有《南燕起居注》一卷，南燕赵郡王景晖撰有《二主起居注》；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八月，“（苻）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可见，苻坚时有起居注官。

祭酒本是诸博士主官的名称，西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为其长，此后历代沿置。南凉置国纪祭酒，史称“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30]。后赵置史学祭酒，史载，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史学祭酒当为史学类最高长官。前凉置记室祭酒，秀才索绥撰有《凉国春秋》五十卷，在张玄靓时曾担任过前凉“记室祭酒”[31] 一职。

三、太史令

太史令，也称太史，三代已有，为朝廷重臣，掌管起草文书，册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秦汉太史令，职位渐低。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推算历法，其属官有灵台令等。十六国时期诸多民族政权均设有太史令一职。刘汉（前赵）宣于修、康相、弁广明、台产、任义都担任过太史令。后赵石虎时有“太史令赵揽”。前燕慕容俊时，黄泓曾任太史令。后燕梁延年于建始元年（407）任太史令的属官太史丞。南燕慕容超时成公绥曾担任太史令。后凉吕光时贾曜曾担任太史令。南凉秃发傉檀时景保曾担任太史令。北凉沮渠蒙逊时刘梁、张衍曾先后担任太史令。前秦康权、王彫、张孟、魏延、高鲁曾先后担任太史令。后秦姚兴时郭黁、任猗曾先后任太史令。成汉（蜀）时韩豹、韩皓曾担任太史令。赫连昌时张渊曾担任太史令。总计，十六国时至少有十二国曾经设置过太史令、太史丞之职。

四、他官兼领史职

十六国民族政权，除设置专门史官修史外，还有更多以他官兼领史职修史的情况。前赵刘曜时，以侍中封平舆子的和苞，曾兼领著作之职。后赵司空从事中郎荀绰，记室左明楷、程机，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大将军右司马傅畅，陆翙曾以他官兼任史官，撰《晋后书》、《晋后略记》、《晋百官表注》、《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晋诸公续赞》、《公卿故事》、《晋诸公续赞》、《邺中记》等史书。前燕左常侍黄泓仕曾“领史官”之职，申秀以散骑常侍兼史官，撰《燕书》。后燕封懿以中书令、民部尚书兼为史官撰写了《燕书》，范亨以尚书兼史官撰《燕书》，太傅长史田融兼史官撰《赵书》（又名《二石集》），董统兼任史官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南燕中书侍郎王景晖曾兼为史官撰《南燕录》，尚书张诠兼任史官撰《南燕书》。北凉秘书郎刘昞为专管注记的史官、尚书阚骃兼任史官撰《十三州志》。前凉刘庆以护军参军兼任史官，著有《凉记》十二卷。蜀李常璩以散骑常侍兼史官，后撰成《汉之书》十卷和《华阳国志》十二卷。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期有许多政权设置专门史官修史的事例，也有很多兼职史官修史的事例，表明十六国民族政权统治者多能认识到修史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十六国时期多民族史家积极参与修史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