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上册)
- 汪受宽主编
- 12字
- 2021-09-18 16:06:38
第二章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
第一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对史学的重视
一、北方十六国民族政权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自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刘渊称汉王,至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统一北方为止,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传统的皇朝统治区域内,先后有賨族的成汉(304—347),匈奴族的汉/前赵(304—329)、夏(407—431)、北凉(401—460),羯族的后赵(319—351),氐族的前秦(351—394)、后凉(386—403)、仇池国(296—552),羌族的后秦(384—417),鲜卑族的西秦(385—431)、南凉(397—414)、前燕(352—370)、后燕(386—407)、西燕(384—394)、南燕(398—410),鲜卑拓跋族的代国(338—376),丁零族的翟魏,汉族的北燕、前凉、西凉、冉魏、谯氏的西蜀等众多民族割据政权。因为崔鸿《十六国春秋》一书对这段历史有过较全面的撰述,所以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作十六国时期,又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上承先秦两汉魏西晋少数民族史学之优良传统,下启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大发展的广阔局面。它不以十六国政权为篡伪,而是作为正史来著述,开一代民族史观之先例,同时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史学撰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二、诸民族政权君主的汉文化修养
十六国诸民族政权存在的时间大多较为短暂,但民族政权君主多十分仰慕汉民族文化,具有或高或低的汉文化修养,大力提倡儒学,重视史学,促进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例如,成汉李寿“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故能征伐四克,辟国千里”[16]。前秦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性至孝,有气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17]。汉开国之君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子刘宣,熟悉《毛诗》、《左传》、《汉书》,曾叹息道:“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18]果然助其父建国。出身卑贱、曾被掠卖为奴的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在侍臣读到《汉书》中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之后时,他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19]认识到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南凉王秃发傉檀与后秦尚书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岂足为多也!’”[20]前燕慕容廆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慕容)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21]。后燕慕容宝“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22]。“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后秦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23]
三、诸民族政权对各民族士人的任用
在提倡儒学和重视史学的同时,各民族政权君主十分重用汉族士人。后赵石勒倚重股肱谋士张宾,当张宾去世时,“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24]。前燕慕容廆曾于永嘉初“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25]。南凉王秃发乌孤“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雋;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匹、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26]。
四、诸民族政权对贵胄子弟的历史教育
诸民族政权君主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甚至亲自撰写史书,为人臣做出榜样。石勒于前赵嘉平三年(313)“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27]。建平四年(333)“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述录时事”。前燕皇帝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28]。所撰《太上章》是一种蒙学字书,《典诫》当是杂述历代典型史事,以教训子弟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