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性面临的道德困境

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性已然成为当今各国品格教育所赖以依托的当然背景，无关乎其是在理论意义上讲抑或是在实践层面上讲。如利奥塔（Francois Lyotard）所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15]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也说：“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16]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是对于传统的一种决裂和抛弃，现代性社会将理性和由此延伸的工具理性拔高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接受审判。黑格尔在其名著《精神现象学》中曾经如此乐观地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观念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它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它旧有的世界结构。”[17]现代性毋庸置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带来了品格教育突破自身瓶颈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又带走了品格教育赖以存在的很多东西，如传统、生命的终极意义、对生命崇高维度的追求、生命内在的超越性等。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18]。个人素质，包括个人品格的改变是必然的，但改变的方向是朝向更真、更善、更美的一面抑或与其相反？这尚没有定论。可以说，现代性社会的横空出世，给一直沉溺于因循守旧境况中的品格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但品格教育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了吗？显然没有。相反，面对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嬗变，道德教育陷入了整体的深层困境。

一 重建品格教育的道德共识

“当代道德言词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多地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终止性。我在这里不仅是说这些争论没完没了——虽然它们确实如此，而且是说它们显然无法找到终点。”[19]面对现代性社会巨大的转型，原本道德教育应该寻求深层意义的基本共识进而齐心协力地在应对这些挑战中使道德教育迈向一个新的高度，遗憾的是，整个道德世界陷入了残篇断简式的无休止的论争中，这种预设了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也可翻译为不可公度性）前提的道德论争不仅耗损了道德教育界自身的活力，而且也使现代人对于道德教育感到极度的失望，这就从根本上抽离和消解了道德教育自身本然具有的力量。在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浩劫的故事之后，麦金太尔不无伤感地说道：“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并非全然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不再符合某些具有稳固性与融贯性的准则，而且那些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具有意义所必要的语境亦已丧失，甚或无可挽回了。”[20]这是典型的由过多的分析和争论导致行动瘫痪的例子。“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运动”，同样，没有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正确的品格教育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能够产生巨大成效的品格教育践履行动。“我想要提出的假设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同我所描绘的想象世界的自然科学语言一样，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也只是一个概念体系的残片，只是一些现在已丧失了那些赋予其意义的背景条件的片段。”[21]道德教育的各个流派之间由于其不可公度性失去了其形成理论上的道德合力的可能性，而且这也直接加剧了道德教育在理论层面和践履层面的巨大鸿沟和由此带来的品格理论和品格实践之间巨大的脱节。品格教育的这种内在的四分五裂的状况直接促成了品格教育的低效和弱效。功利主义对品格教育的侵蚀加剧了“生活世界的被单维化”和人的异化，而反过来，这种生活世界的单维化又进一步促成了品格教育的庸俗化和功利化。

正是在道德教育界内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现当代西方道德世界沦落到了无原则、无核心价值乃至无标准的情感主义之中。“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感情的表述。”[22]道德教育内部各个不同理论派别的不可通约性，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以价值多元化为名义的价值观混乱。“这就导致了维护社会、协调秩序的一致性的要求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导致各种对立、矛盾的观念和行为并存，产生了西方人所说的道德危机。”“西方社会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之复杂，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各种过犹不及的观念导致了西方的道德困境。这就给以探讨道德规律、促进人们真正幸福道德的生活为己任的伦理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世纪的西方伦理学告别了传统伦理学的雄心勃勃的宏伟蓝图，这就导致了一系列转换。品格教育学派派别之芜杂，进展之差异使品格教育在前进步伐的整体上步履维艰，远未取得共识，这进而使得90年代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无章可循。伦理学内部的未有结果的争执，无异于给本已冲撞的道德观念又添混乱，雪上加霜”[23]。因此，在纷繁复杂、派别林立的道德教育理论中找到或重新恢复一种基于道德共识的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道德教育方法就成为一种必须。

二 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式微

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实现上帝的祛魅（Disenchantment），它的根本旨趣在于把理性化的人奠定为整个世界的最终基点和使世界成为可能的最后根据，实现‘自我不仅是经验与先验的同一，同时又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24]。但是当现代人将人的主体性地位置于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导致了主体性的黄昏乃至没落。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离群索居式的剥离和断裂使人的主体性脱离了社会的根基进而导致主体性的崩溃。科技力量的膨胀使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更加凸显，人定胜天已经成了现代人能够无数次见证的事实，人“因自己将会对周围世界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权力这一前景而兴高采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他所拥有的权力往往超出了他的梦想，他却第一次发现自己无家可归”[25]。品格存在的本身就是需要诉求于人的超越性需要。没有人对功利主义生活超越性的需求，就没有品格存在的土壤；没有人区分于动物的在生理需求之外的自我实现的强烈驱动，就没有可以催生品格的环境。技术不断进步滋生的持续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渗透的工具主义理性具有对人的精神架构生活的高度的破坏性和摧毁性。个人成为“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扁平而缺失了格局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公共性维度也逐渐被消解，因而这就使个人之自我认同赖以依托的古老的完整的道德视野从现代人的眼界中褪去。这种古老的完整的道德视野“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锢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得以产生”[26]。但也正是因为对这些秩序的愤世嫉俗般地怀疑乃至否定，人成了工具主义理性的奴隶，因为“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本身也是有意义的”[27]。而人只有当其置身于一种比其自身更大的生命和情感视野的时候，人才会将自己内心的小我升华到能够到达道德之境的大我情怀。于是仅仅为了购买到蜗居而生活的“活命哲学”代替了曾经“追寻美德”的热血沸腾和梦想情怀；生存代替了生活；机械的所谓的现实主义代替了一个人乃至人类整体仰望星空的诗和远方。“人们反复表达的一个忧虑是，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仁者担当的东西。”[28]一切都是现实的，那些高尚的人性的光辉在很多现代人看来成了虚伪的为了获取某种商业利益的手段，品格乃至整个的道德成了可以被功利算计量化的东西。形而上的生命维度完全让位于形而下的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的“渺小和粗鄙的快乐”[29]或如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能够感觉到的“可怜的舒适”。[30]就这样，道德境界，更不要说天地境界被充满算计的功利境界征服，大我被小我征服。道德空间被窒息，人在拒斥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张力中也拒斥了使人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德已不德，人成为被异化了的非人。“不管愿意与否，无论有意还是无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移动着，即使我们原地不动，我们也在移动着：在一个永恒改变的世界中，静止不动并非现实的选择，然而，那一新状况的效果却是大大不同的。”[31]但人类赖以依存的传统与德性价值是不应被丢弃和遗忘的，人类的价值理性是不应被淡忘的，因为这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所在。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来说，西方整体工具理性的勃兴催生了美国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这使伦理功利主义走向了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高度。实用主义伦理学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统治着美国的主流思想，它直接催生了对美国青少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美国梦的思想，也为美国品格教育在战后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当然，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一把双刃剑，也在根基上挖掉了品格教育的价值理性，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品格教育数次出现的重大危机。可以说，排除其他因素，美国品格教育偏离了德性伦理的基本根基，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符合了德性伦理的内核精神，就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为了更好地把握美国品格教育的发展脉络，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品格教育背后的德性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