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墨子其书
《墨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有关墨学著作的合集，是由墨子、墨子弟子或墨家后学在不同时期编纂而成，集中反映了墨学思想。
一 《墨子》简介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的影响最大，《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69]《吕氏春秋·尊师》：“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可见当时墨子的声望与孔子不相上下。但二人的政治主张却相差甚远，甚至是截然相反。与走上层路线的孔子不同，墨子倡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政治意愿。因此，墨子被认为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而《墨子》一书就是记载墨子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的总集。当然，《墨子》一书还有大量科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等方面思想集大成之作。
关于《墨子》的篇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9万余字，佚失了18篇，其中《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另有10篇篇名与原文皆不存。
关于《墨子》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此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因袭《汉书》所载，称“《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始提出“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当前学术界的共识是该书有墨子自己所著部分，但主要是其弟子或墨家后人所著。当然，无论是墨子本人所著，还是其弟子、后学所记载的墨子言论、思想，《墨子》这本书基本上都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而这些思想都是墨家祖师墨子所创立。
二 《墨子》各篇的分类
由于《墨子》的作者并非只有墨子本人，所以部分学者依据各篇内容所反映的情况将书中各篇进行了分类。总体来看，对《墨子》各篇的分类大概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将《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首先，《墨经》类包括《亲士》《修身》《非儒》《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9篇，其理由是这些篇中没有出现“子墨子曰”等明显为后人所著的字样，因此被认为是由墨子本人所著。《墨论》类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这些篇目被认为是墨家弟子所作。《杂篇》类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主要记载的是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明显不同，被认为是后期墨家学派的著述。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过于笼统之嫌。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将《墨子》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7篇。
这7篇在内容上互不联系，体例上也不相一致。前3篇是书面语言，后4篇比较口语化。有学者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则为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有学者则认为前3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这几篇正是墨子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早期著作”[70]。就其内容来看，《亲士》论述的是君王要亲近和任用贤能之士，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修身》论述的是君子必须努力提高自身品行修养，认为这是治国之本。《所染》开头是记述墨子观看染丝所触发的联想“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告诫人们，对于“染”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要十分谨慎。并广泛引述古代帝王与国君的事例，说明他们的成败，取决于给予他影响的人（染）的好坏。不难看出，这3篇在内容上的确与儒家思想十分接近，应该是墨子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一些感悟。其文字或许不是墨子自著，但思想当属墨子无疑。后4篇中的《法仪》在内容上与《天志》相似；《七患》论述的是造成国家危害的7种隐患；《辞过》在内容上与“节用”雷同；《三辩》与“非乐”相关。这4篇中都有“子墨子曰”出现，应是墨子弟子所著，内容应该是墨家弟子所记述的墨学概要。
第二组是墨子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共23篇再加上《非儒下》篇共24篇。
墨子的十大主张即十论原来应该是30篇，因为后来佚失了《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7篇，尚存23篇。这十大主张体现了墨子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于为什么墨子的这些主张会分为上、中、下三篇，学者们的解释不尽相同。俞樾在《墨子间诂》序言中说：“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71]俞樾的这种推理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因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之所以分开正是因为他们对墨子思想的理解相差太远，而并不是“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因此，陈柱在《墨学十论》中说：“此其说实可谓似是而非，何也？墨子此等虽有三篇，然不过文字之大同小异而已，其旨固无大殊异者也。韩非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异同之故，今虽不可得知，然今诗有四家，春秋有三传，其歧异当不至如儒之八，如墨之三也。然四家之诗，与三家之春秋，尚有绝殊相反之处。而今之墨子凡有三篇者，乃独无绝殊相反之语。何耶？则所谓墨离为三，与墨子书之上、中、下三篇绝无关系，可断言也。余意墨子随地演说，弟子各有记录，言有时而详略，记有时而繁简，是以各有三篇。当时演说，或不止三次，所记亦不止三篇。然古人以三为数，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说文‘手之列多不过三’是也，故编辑墨子书者，仅存三编，以备参考，其或以此乎。”[72]但是，陈先生的这种说法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因为十论中无论哪一论都有大量明显不是墨子演说内容的理论阐发部分。水渭松先生则认为：“从横向上看，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应该注意，就是各论的上篇，大多行文简短，不引经据典而以说理见长；而中、下篇则大多篇幅冗长而大量引述典籍，如此划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考虑这可能与墨家集团成员的分工有关，即上篇是‘谈辩’的人所使用的底本，他们以辨明事理为专长；而中、下篇则是‘说书’的人所使用的两种底本，他们以熟悉和善于发挥‘先王之道’‘圣人之言’为特长。姑且存此一说，以备参考。”[73]
水渭松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但仍不足以解释每论均分为上、中、下三篇的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墨家后学之所以要将其分为三部分，与墨子所提倡的“三表”法有直接联系。《非命上》：“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本之”是间接经验，是从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中所获得一些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教训。“原之”是直接经验，是考察国家、君王特别是百姓能够感觉认知的日常事实。“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来判断真假和决定取舍。笔者认为，这十论的上篇是每论的“本之”所在，中篇为“原之”所在，下篇为“用之”所在。不难看出，墨子十论的上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内容较短，且多为墨子个人就每论主旨所进行的阐释。由于这十论是墨子后学所著，在他们心目中，墨子的言论即被视同古代圣王的经验，特别是墨子所提出的许多主张属于独创的理论，在古代圣王的事迹中很难觅得踪迹。因此，他们便将墨子的理论作为“本”列于上篇，为了增强说服力，其中还列举了一些古代圣王的事例，即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十论的中篇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多围绕一些百姓所知道或能感受得到的事例进行论证，是以描述“当今”的社会实际情况为主，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十论的下篇则多以论证如何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以期通过实践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即所谓“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三篇当中，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重复，即上篇的一些话在中篇和下篇中反复出现，有学者认为这是墨家三派对墨子十论所作出的各自不同的解释，所以会出现重复。实际上，这正是“本之”“原之”“用之”三表法的真实体现，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本”出现在“原”和“用”中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二组所包含的墨子的十大主张，是《墨子》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墨子在《鲁问》篇中就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以今人眼光视之，这十大主张包含了墨子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宗教思想，是墨子治理国家的纲领。
集中反映墨子伦理思想的是《兼爱》篇，兼爱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墨子认为，当时整个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家与家之间的相互劫掠、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以及君臣之间的不忠诚、父子之间的不慈孝、兄弟之间的不和睦，等等。其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人们都能够做到兼爱，那么就会像墨子所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簒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
能够反映墨子政治思想的是《尚贤》《尚同》《非攻》。墨子所认定的“为政之本”就是尚贤。墨子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他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的尚贤极为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唯贤是举。从这个层面来讲，墨子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思想家。他甚至在《尚贤》和《尚同》两篇中还隐约表达了帝王也应当由此途径产生的意思。当然，也正是他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时代，无法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从而受到排挤甚至压制，以至墨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默默无闻。尚同即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墨子认为一里之人要统一于里长，一乡之人要统一于乡长，一国之人要统一于国君，而天下之人要统一于天子。在墨子的理想中，是要把全天下组织成一个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的系统。只要能够达到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就会统一而不产生混乱。这一主张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简单化的大同愿望。非攻是墨子从兼爱观念出发，在政治思想上极力主张停止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不仅从他的理论基石也就是兼爱出发，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充满愤怒地论述了相互攻伐的不义，并一层层深入地比喻来论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荒谬。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墨子并非迂腐的说教者，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极为清醒，所以，与他非攻相辅相成的还有他卓越的军事思想。
墨子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在《节用》《节葬》《非乐》三篇中，墨子深刻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并提出了各种限制统治阶层、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和方法。《节用》一篇就指出人们所有的消费，都应该以满足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为限。他本人率先垂范，非常简朴。在春秋战国之际，劳动生产力比较低下，人们所能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非常少，提倡节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创造价值。墨子的节用思想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因而得到了上自国君下到平民的广泛响应。节葬本来是节用的一个分支，不过，由于儒家厚葬久丧之礼过于不切实际，所以墨子将此单独提出详加讨论。墨子针锋相对地提出节葬主张，对于保存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而言，是极有意义的。对于儒家的厚葬主张，墨子所说的“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真可谓切中要害。非乐其实是节用的外化。当然，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墨子并非不能欣赏音乐的美，他的这一主张其实有很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王公贵族对于声乐之美的追求，只会造成“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后果，这不但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极端匮乏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墨子对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一种批判。因为统治者在衣食无忧情况下沉湎声色，只能是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总的来说，在经济思想方面，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注重保护下层人民利益，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天志》《明鬼》《非命》三篇中。如果说“兼爱”是墨子从人世间筛选出来的理论基石和核心的话，那么天志观则是墨子思想的原动力，是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他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而其意志主要表现为“天欲义而恶不义”和“天之爱天下之百姓”，其《尚同》《兼爱》《非攻》等篇的推理无不以此为起点，而《尚贤》《节用》《节葬》也都通过圣王而间接源于此。《明鬼》的论点也体现出墨子以唯心主义的外壳来装饰其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他不过想借此来整顿社会秩序。他天真地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相信鬼神可以施福降灾、赏善罚恶，从而为全社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约束力，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与《天志》和《明鬼》不同，《非命》的观点是在与儒家的争辩及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儒家所提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是一针麻醉剂。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出其消极的一面。而墨子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态度积极的人，他认为人的命运并非上天注定的，所有的事情，只要努力去做，都可以做得很好。只有每个人都努力从事自己的分内之事，社会就一定会快速发展。
在十大主张之外，这一组中还有《非儒下》篇。本篇是对儒家的主张和他们的为人处世态度进行批评指责，篇名已经表达了所要论述的内容。前半部分是对于儒家关于婚丧礼仪、有命、处世态度等方面的主张进行批判；后半部分则是根据有关孔子的一些传闻，集中对孔子进行讽刺抨击。《非儒下》篇中，不但未见“子墨子曰”，而且也未见“是故子墨子曰”，这说明这篇内容与墨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是为了论证墨子的什么观点。因此，该篇中所表达的思想与墨子的思想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6篇。
这部分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中，《经上》《经下》两篇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数学、力学、光学等学科。墨家对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果。《经说上》《经说下》是解释《经》的释文。同《经》文一样，这两篇文字也十分精练，有不少《经》文只有依靠这两篇的解释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这两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晚于《经》文，是对《经》文非常必要的补充。《大取》《小取》两篇在篇名上似乎有很大的关联，但实际内容并无明显联系。《大取》是众多条文的罗列，条理性不强，内容多辨析反映墨家思想的爱、恶、义、利等。《小取》则是一篇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逻辑学论作。主要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当中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总体来看，《墨经》中反映最多的是墨家学派的逻辑思想，主要体现为后期墨家所提出的“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这表明后期墨学已经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5篇。
这部分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主要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研究墨子事迹的可靠资料。其中，前4篇主要记述墨子与弟子以及公孟子、巫马子、鲁阳文君等人的一些对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子的活动轨迹和主要事迹。另外，从《耕柱》篇中称呼禽滑厘为“子禽子”来看，这4篇的作者应该是墨子的再传弟子，很可能是禽滑厘的弟子。《公输》与前4篇不同，该篇完整地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这个故事。文中的墨子用自己的智慧说服楚国大夫公输盘和楚国国王放弃意欲侵略宋国的企图，其语言水平和用心精巧为世人所共慕，可以视为其“非攻”思想的一个生动事例。该篇语言颇有文采，情节曲折生动，应该是墨学后人根据墨子的事迹精心撰写而成。
第五组包括《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11篇。
这11篇每篇的篇名都与内容直接相关，多为防守策略，明显带有兵书性质。从这11篇的内容来看，前7篇和后4篇可以分为两组。前7篇自成体系，所体现的是墨子卓越的防守思想。墨子生活在战国初年，正是各国互相攻伐，战火连绵，生灵涂炭的时代。无辜百姓被裹挟其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墨子深深地意识到，要想制止战争，实现“兼爱”“非攻”的理想，必须运用军事手段，增强弱小国家的防御能力，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墨子及其后学不断研究防守战术，在不断奔走于各诸侯国呼吁放弃战争的同时，去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做好军事准备，即使遭到了进攻，也能实现自保。他们从各个细节入手，详细制定了周密的防守策略。在这7篇中，墨子首先论述了城门的防守之术。文章开篇以禽滑厘请教“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为背景，引出了墨子的防守措施，其后6篇体例与之类似。至于这7篇的作者，孙中原先生认为：“《墨子》城守各篇，是后期墨家记述其师墨子、禽滑厘军事思想的著作，其中有可能融入后期墨家的思想，而对师说有所发挥，但其为先秦墨家的著作则是可以肯定的。”[74]杨宽[75]、徐希燕[76]、水渭松[77]等亦同此说。另外4篇则各自独立，其中，《迎敌祠》主要论述遇到敌人进犯时如何祭祀神灵的方法；《旗帜》篇主要讲利用旗帜作为通信工具的方法，应该是后世所用的旗语；《号令》篇记载的是击鼓传令与各种禁令的下达、执行、奖惩等方法；《杂守》记载了各种守御方法，与前7篇相似。
总的来说，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而这11篇论述就充分反映了小国小城人民渴望和平、积极防御的愿望与方法。这些方法通过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构筑和战斗过程等，详细阐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而这正是《墨子》一书在中国军事学史上的特殊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11篇是中国古代难得的讨论积极防御的经典。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到秦汉时期，墨学已开始逐渐隐没，墨子的事迹已不被人们所熟知，就连以严谨著称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为墨子作传时，也只有寥寥数语。今天，我们用发现和学习的眼光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含，批判地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 （清）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7页。
[2] 冯成荣：《墨子行教事迹考》，《墨子大全》第5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6页。
[3] 徐希燕：《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4] 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3页。
[5] 冯成荣：《墨子行教事迹考》，《墨子大全》第5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442页。
[6] 周长耀：《孔墨思想之比较》，世纪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7] 冯成荣：《墨子行教事迹考》，《墨子大全》第5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8] 钱穆：《墨子》，《墨子大全》第4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5页。
[9] （唐）余知古：《渚宫旧事附补遗》，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页。
[10]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1页。
[11] 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6页。
[12] 刘蔚华：《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
[13] 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14] （清）毕沅注，戴望校并跋，谭仪校：《墨子注》，《墨子大全》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5]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24页。
[16]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3页。
[17]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6页。
[18] 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8-9页。
[19] 关于以“南游使卫”作为论证墨子里籍依据的论著可以参考方授楚《墨学源流》，《墨子大全》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张知寒《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山东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张振衡（张知寒）、徐治邦《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墨子研究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 李渔叔：《墨子今译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47页。
[21] 方授楚：《墨学源流》，《墨子大全》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8页。
[23] 徐希燕：《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4] 墨子生卒年代，本文采用徐希燕推算的公元前480-前389年，具体参《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
[25] 顾颉刚、章巽：《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地图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2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27]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28]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0页。
[29] 孙以楷：《墨子生平考述》，《唐都学刊》2001年第4期。
[30] 张永义：《墨——苦行与救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1] （清）毕沅注，戴望校并跋，谭仪校：《墨子注》，《墨子大全》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32]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45页。
[33] 王焕镳：《墨子集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8页。
[34]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35] 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430页。
[36] 程千帆、徐有富：《程千帆先生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37] 袁华忠译注：《渚宫旧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38] （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50页。
[39]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8页。
[40]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9页。
[41] 郑杰文：《墨子游鲁齐越宋卫楚考》，《管子学刊》2006年第4期。
[4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8页。
[43] （清）毕沅注，戴望校并跋，谭仪校：《墨子注》，《墨子大全》第11册，第137页。
[44]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45]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32页。
[46]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47] 李渔叔：《墨子今译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32页。
[48]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1页。
[49]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50]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9页。
[51]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52]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页。
[53] 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52页。
[54]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55]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页。
[56] 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83页。
[57]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58] 萧鲁阳：《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59]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9页。
[60] 张纯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85页。
[61] 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62] 萧鲁阳：《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63]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9页。
[64] 萧鲁阳：《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6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鲁山文史资料》第17辑，2000年12月，第68-69页。
[66] 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69-70页。
[67] 冯成荣：《墨子行教事迹考》，《墨子大全》第5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494页。
[68] 张知寒：《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
[69]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6页。
[70] 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71]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序言”第1页。
[72] 陈柱：《墨学十论》，《墨子大全》第3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73] 水渭松：《墨子导读》，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6页。
[74] 孙中原：《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75]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76] 徐希燕：《墨学研究：墨子学说的现代诠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页。
[77] 水渭松：《墨子导读》，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