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沿革

一 白莲教的创立

南宋绍兴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的和尚茅子元创立了白莲教。初期的白莲教被称为白莲菜。据南宋僧人宗鉴《释门正统》记载：

所谓白莲者，绍兴初吴郡延祥院沙门茅子元曾学于北禅梵法主会下，依仿天台出《圆融四土图》《晨朝礼忏文》，偈歌四句，佛念五声，劝诸男女同修净业，称白莲导师。其徒号白莲菜人，亦曰茹茅阇黎菜。有论于有司者，加以事魔之罪，蒙流江州。后有小茅阇黎复收余党，但其见解不及子元，又白衣展转传授，不无讹谬，唯谨护生一戒耳。[1]

在《释门正统》中，宗鉴仅以白莲菜为“伪”，尚未归于“邪教”。其后，南宋末僧人志磐依《释门正统》，增加内容，污蔑之辞从此出：“吴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2]

志磐在基本引用宗鉴《释门正统》后，又加了一段评论：

所谓《四土图》者，则窃取台宗格言，附以杂偈，率皆鄙薄言辞。《晨朝忏》者，则撮略慈云七忏，别为一本，不知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则有类于樵歌，佛念五声则何关于十念。号白莲，妄托于祖；称导师，僭同于佛；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3]

这段史料夹杂了大量的詈骂之辞，但也提示了部分白莲教的思想传承，不可一笔抹杀。

除去指茅子元白莲为伪、为邪教者外，护持茅子元的亦实繁有徒。元代僧人普度编《庐山莲宗宝鉴》，一反志磐立场，赞茅子元为“慈照宗主”，以子元为佛教莲宗法统继承人。《庐山莲宗宝鉴》对初期白莲教和茅子元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茅子元，号万事休，江苏昆山人。母亲姓柴。据说他诞生前夕，其母梦见一尊佛入其家门，次日早遂生子元，所以“因名佛来”。子元父母早亡，他于是“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习诵《法华经》。十九岁落发，习止观禅法。”一天，正在禅定中，忽然悟道，并作诗颂曰：“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于是发利他之心，乃慕东晋名僧慧远莲社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邪，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希望世人普结善缘，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

为了代替众生礼佛忏悔，祈生安养极乐国即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编成《白莲晨朝忏仪》。这以后，他在淀山湖一带，创立了白莲忏堂，劝令众生“同修净业”；同时述《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茅子元在46岁的时候，为当局发配到江州，在逆境中并未动摇信仰，“随方劝化，即成颂文”，结成《西行集》。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为皇帝诏至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皇帝特赐“劝修净业白莲尊师慈照宗主”称号。又于钱塘西湖昭庆寺祝圣谢恩。佛事毕，回平江，对自己的净业团社进行改革。以普、觉、妙、道四字为本宗门徒的定名法号，“示导教人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从此宗风大振”。茅子元还有《弥陀节要》《法华百心证道歌》《风月集》等著作行世。乾道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对门徒讲：“吾化缘已毕，时当行矣。”说完即“合掌辞众，奄然示寂”。死后葬于松江力及市五港吴觉昌宅，造塔。皇帝敕谥，名“最胜之塔”。[4]

抛开对茅子元的毁誉之辞，综合白莲教初创期有两个特点：一、白莲教在初创时期，尚不具备独立宗教的内涵。它吸收了莲宗即弥陀净土和天台宗的佛教教义及修持内容。念阿弥陀佛，祈佛忏悔，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疑继承了弥陀净土宗的基本信仰。而茅子元“曾学于北禅梵法主会下”，“依仿天台出《圆融四土图》《晨朝礼忏文》”，说明从师徒授受到教义，又都明显地受到天台宗的影响。二、初期白莲教虽然是台、净结合的产物，但在教团内部，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其徒则称白莲菜人，并以普、觉、妙、道为教徒道号，明系别立一宗。而且男女同习修炼的行动，打破了佛教历来的传统。特别到了元代，建立了多所白莲忏堂，这些忏堂及周围的土地，成为以家族血统关系相传的世产世业，则更是迥异正统佛教之处。

二 元代白莲教

元代，是白莲教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成为独立宗教的时代。

据元人刘埙记载：白莲教历经元南北混一之后，“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诚盛矣”[5]。吴澄则指出：“佛法之外，号曰白莲，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6]以上都说明，元代白莲教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成为佛、道之外最大的宗教教派之一。但也由于传播过滥，教内发生分化，呈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些白莲教徒以忏堂为依托，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况，继承了子元的学说和实践，采取与元当局合作态度。一部分人则背离子元宗旨，与不甘元朝统治的民众运动结合，走上反抗元政权的道路。

（一）以忏堂为依托的白莲教团活动

元代的白莲教徒分布广而散，大都依托某个白莲忏堂进行宗教活动。所谓“佛法之外，号曰莲教，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7]。白莲教忏堂有几个来源：或先为大家故宅，由白莲教徒买而重新构建成忏堂者。如徽州东门“万山堂之下，旧蒋氏居，其屋地深深，今为道人任普诚所有”，创为白莲忏堂。[8]又如，“慈慧庵在郡城西北陬，故为王氏第，学佛人周觉聪始买居之。觉聪早持内典，有所证入，誓息诸缘，归诚圆觉，即以安处施作伽蓝，构殿像佛，敞门通道，幡彩香华。……抡材征工，复作大华严阁……”[9]后其子觉照“拓开后隙地，益建弥陀殿，翼以斋寝，总若干间……”[10]还有一种忏堂及周围田亩皆为有钱人施舍。邵武县有张仁叔，母死归葬，于坟周围田产40亩及菜园、竹林“悉施以养莲社报德堂佛者。命周觉先主之，择其徒一人守冢”，报德堂“所恃者有田园以养其生”。[11]多数忏堂则为白莲教徒集资建造，如京师的无量寿庵，为觉缘集善信百余人建白莲社后，他出资七百贯，买地10亩，创而建之。而崇仁县会乐堂则是堂主刘觉度叔父以家居改为忏堂，集善信者之资购地买材而成。这些忏堂成为白莲教徒及一般信仰者忏悔礼佛的场所。忏堂则是独立教团的活动中心。

这些忏堂不少成为家族产业。如丰郡万缘堂主持觉全“莲社道人也，断荤血持经法五世矣”。建万缘堂，以为信仰及生聚之所。[12]而前引的慈慧庵分明是周觉聪、周觉照父子的家产。对这种状况，元当局也是了解的。据《通制条格》记载：“建宁路等处有妻室孩儿每的一枝白莲教道人名字的人，盖着寺，多聚着男子妇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13]白莲道人娶妻生子，一些人以忏堂为家，兼信仰、生聚为一体，也是情理中事。这些忏堂都有固定生活收入，多数并不是“扇惑人众作闹行有”的，而是安分守己、靠拢当局的，特别是在元代初中叶。如徽州东门观音堂“每月朔，集善士，奉金刚经，上为九重祝寿，下为百姓祈福”。甚至“本路总管通议刘公为主其事。前任僧录通议广智沈公、僧判佛心俊辩何公实纲维之……”[14]如东山白莲堂活动之一即“祝圣人寿”[15]。而建宁路后山的报恩堂主要宗教活动之一即为“与上位祈福祝寿做好事”，故又称报恩万寿堂。[16]

元代一些白莲教忏堂除与皇室及有地位的人祈福做寿外，也做了大量有益公务的善事。如李存《送张平可序》记载，“近经上饶，道中所见通川桥梁凡五六”，这些桥梁建造费用“动数百万，而皆白莲社中人成之。彼白莲社中人非有公卿贵人之资，率多行乞四方，亦或伺夫过车马也，而丐聚焉”。所以作者对白莲教徒之急公好义发出感慨：“虽所见本出于求福者，而亦博济之余义。吾则于彼重有感也。”[17]并赞其：“平可为老子法”。白莲教徒做善事亦是依于教法：“日课千声佛名，积月至年，则有三十六万声佛……日行小善一事，积月至年，则有三百六十善事……”[18]这些善事当然首先在遵守佛门的五戒和修十善业，同时也包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及热心公务，凡此皆为积德。

元代初中叶，多数的白莲忏堂及依于忏堂的信仰者，在基本的信仰及活动中皆与佛教弥陀净土宗相差不远，亦依于茅子元教义宗旨，至近代尚有人认为茅子元乃至元代之白莲为佛教诸宗之一，日本《大正藏》就将元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十卷载入《诸宗部》，归净土一类。事实当是如此。普度在《庐山莲宗宝鉴序》中云：

东晋远公祖师，因听弥天法师讲般若经，豁然大悟，入于无量甚深三昧，游止庐山，与高僧朝士结缘修行。……因与莲宗名其社焉。……天台智者判教，谓《观无量寿经》为大乘终实之教，以三观澄心者，盖显念佛之旨也。法照尊者，礼文殊而求指，盖指此法也。省常禅师，结净行缘，宰相名卿皈响同修者，盖此道也。长芦颐禅师，结莲花胜会，感普贤、普慧二菩萨入会，盖证明此道也。慈照宗主以本愿力示现世间，发广度心，引权就实，随机化导，盖欲令利根、钝根俱悟此道也。集白莲忏，开四土图，以信行愿为资粮，以戒、定、慧为枢要，盖立此念佛正宗也。[19]

元代倡教首推普度，他引渊叙流，皆合宗旨，但突出隋至宋台宗习净诸师，意在正本清源，合乎白莲教渊源流脉。可见，到了元代白莲教大发展的时代，仍有坚持正宗的宗教理论家问世。普度实际代表多数稳定的白莲教教团的信仰准则。

在元代多数白莲教徒仍以弥陀信仰的《无量寿经》等三经一论为要典，以得念佛三昧为要务，以终归西方净土为宗旨。或依于忏堂“日课佛名”，或所谓“在家菩萨”，“早起焚香，参承三宝，随意念佛。每日黄昏亦如是礼会，以为常课。如或有干失时，次日当自对佛忏说。此之法门，要且不妨本业：为士者不妨修读，为农者不妨耕种，为工者不妨作务，为商者不妨买卖。晨参夕礼之外，更能二六时中偷那工夫持念佛号百千声，志诚为功，期生净土。”[20]总之，无论在白莲忏堂还是在家中佛像前每日念佛、忏悔，亦不失弥陀净土宗宗旨。

各地白莲忏堂在设制上大体不脱净土宗庙宇规矩，崇拜并设有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像。如徽州东门观音堂，“创外门三，施茶。东西庑二。中为大殿，左钟右鼓，奉观世音。后为楼，奉无量寿佛”[21]。又如慈慧庵，先为白莲道人周觉聪所创，其子因此庵无弥陀佛像，后“拓开后隙地，盖建弥陀殿”[22]。又如会善堂，原本为家居之所，白莲道人觉度“不惮勤劳，以图恢拓，数年之间，殿亭楼阁焕然一新，斋舍道寮佛像供器种种完具。过者睹其宏规，莫（不）惊慕其能。佛堂非佛寺比也”[23]。元大都的无量寿庵“树佛殿四楹，屋宇像设，无不具足”[24]。足见《水云村泯稿》云白莲忏堂“栋宇宏丽，像设严整”，迨非虚词。

（二）白莲教的被禁与复教活动

元初，著名大臣耶律楚材阐“邪正之辨”，即指白莲为邪教：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25]

白莲教第一次被当局指为“左道乱正之术”，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禁书》载：

至元十八年三月，中书省御史台呈：江南行台咨，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照得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图、血盆及应合禁断天文图书，一切左道乱正之术，拟合禁断。送刑部，与秘书监一同议得：拟合照依圣旨禁断拘收。都省准拟。

此段官方文字的确有含混不清处，以致现代研究者发生歧义。无论此段文字是否为禁断白莲教的官方命令，都对白莲教不利。

元政权明令禁止白莲教活动在至大元年（1308年）。据元史载：是年五月“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26]。

白莲教从元混一宇内，公开活动了近30年，终于遭禁。白莲教遭禁有其历史背景。元初，当局即对僧、道实行管理制度。至元二年（1265年），蒙古族尚未统一全中国，即实行了选试僧人的考试办法：

“僧人每三年一次试五大部经”，并“于每路置院选试僧人，就设监坛，大德登坛，受具足戒，给付祠部，然后许令为僧”[27]。同时实行了僧官制、还俗制，规定僧、道寺庙的数目。对宗教的管理是严格的。蒙古族统一南方后，发现迥异于佛教组织的白莲教，白莲道人有家室、产业，非僧、非道，亦与俗人有别。管理上自然遇到了麻烦。不久又发现都昌县“贼首”打着白莲会的旗号作乱，不能不引起元当局对白莲教的警惕。

到了至大元年，中书省向皇帝奏称：发现建宁路等处的一支白莲教养着妻室、盖着寺庙，内中多聚男子、妇人，夜聚晓散，甚至“佯修善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生怕他们“别生事端”。同时指出白莲道人“都是有妻子的人”“他每的身已不清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圣谕着革除白莲教、拆毁教堂，佛像归于当地佛寺，白莲道人发付原籍，于地方当局收系当差，如不改悔者从重处置。[28]

禁断白莲教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白莲道人皆有家室。元政权不仅禁白莲道人娶妻生子，对正统僧、道有家室者亦严加管束。举元祚90年，当局十余次发布明令“罢僧官有妻者”“敕江南僧有妻者为民”“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为民……”[29]可见，对宗教信徒有家室者皆采取严厉禁止措施，非独施于白莲教。白莲教遭禁的第二条原因是所谓晚间的宗教活动方式。白莲教徒多为普通劳动者，白天辛苦劳作，所以宗教聚会多在晚间，又无类似佛教的僧官制度的约束，不能不引起当局的疑虑。

此次被禁时间不长，仅3年。到仁宗至大四年（1311年），白莲教又重新公开活动。

白莲教恢复合法地位，主要得之于普度的努力。普度，号优昙和尚，“丹阳蒋氏子，家世事佛。弱冠出家，初参龙华宝山慧禅师，师深器之。后历叩诸方，述念佛警要，目曰《莲宗宝鉴》，凡十卷。天童东岩圆应日禅师深加叹赏。继开法于京都法王寺”[30]。普度还在家乡丹阳竹林山妙果寺住持，“率徒喻俗”“大广其居”[31]。但普度在为白莲教复教时，是庐山东林寺善法堂“白莲宗为头和尚”[32]。

普度对白莲教最大的贡献是在该教遭禁后，奔走于国师、太子及公卿间，上书言事，力图复教。

普度于至大元年五月禁教后半年抵大都，通过国师毗奈耶室利，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献上《庐山莲宗宝鉴》，得到称许，“敬奉令旨，教刊板印行者”。但白莲教仍未恩准复教。至大三年（1310年）正月，普度向武宗上万言书，证明白莲教三皈五戒合于儒家之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合于五常：仁、义、礼、智、信。指示莲宗渊流，乃及宋、元两代帝王钦旨护教。宋高宗御书“莲社”，光显其教。“迨于圣明盛世，庐山本宗东林寺钦奉先皇帝圣旨，赐善法堂护持念佛宗教”。同时向武宗指陈：宣政院奏赐“前住持祖訚长老白莲宗主、通慧大师，护持圣旨，宠锡非常”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向皇帝表明白莲教之教化“为让为慈、为忠为孝、为廉为仁”，可去恶行善，省其刑狱，使统治者“坐致太平”[33]。普度的《上白莲宗书》在武宗时代没起到作用，皆因朝臣特别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力主禁教。其持论主要是：僧尼发展过滥，蠹政害民，而白莲教道人皆有妻室，且大逆不道。[34]

至大四年（1311年），武宗宾天，仁宗继位。六月二十九日“颁降圣旨”：“休交断绝”了白莲教，让白莲忏堂“与俺每根底祈福祝寿者”[35]。白莲教又恢复了合法传教的权利。

白莲复教后，仁宗皇帝于皇庆二年（1313年）应舍利坚等人之请，下旨护持建宁路白莲忏堂：

自今以后，叫白莲佛堂为报恩万寿堂，置住持，并命地方官对于所属各佛堂加以保护。寺领税粮照先例与了，不许差发、占据、掠夺他们的财产。制旨交与白莲堂都掌教性空、普慧及肖觉贵。合纳税粮，不交官府，藏于寺里。如有违制，不依体例而征税，便问违敕之罪。[36]

据日本学者重松俊章研究结果，建宁路白莲堂之所以受此恩宠，与肖觉贵夤缘高丽国王太子、入侍元廷之渖王及朝廷显贵有关。但白莲教复教在此前两年已成为事实，主要是普度奔走呼号的结果。从信仰和人品层次上讲，普度远高于肖觉贵。但两人目的都是一样的，即靠拢当局，得其青睐，以利本宗教的公开发展。但白莲教在英宗时代再次遭禁。《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二载：至治二年闰五月“禁白莲教佛事”。

以上介绍为元代白莲教被禁及复教活动状况。

（三）元代初中叶白莲教与底层社会运动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虽然部分地接受了传统的典章制度，但对华夏文化多所毁弃，种族压迫日益加深，民众反抗运动从未间断，宗教异端或“邪教”活动遍及宇内：

太宗九年（1237年），“金经李佛儿以妖术惑众谋乱”。

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济南王保和以妖言惑众，谋作乱”。

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淄州妖人胡王惑众，事觉，逮捕百余人”。

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比闻益都、彰德妖人继发……”

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以梧州妖民吴法受扇惑藤州、德庆府泷水徭蛮为乱，获其父诛之”。[37]

在接连不断的“妖人”惑众造反事件中，有一案格外引起元政权的重视，即江西行省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一事。

杜万一又名杜可用，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率众起事，拥众数万，号杜圣人，“伪改万乘元年，自称天王，民间皆事天差变现火轮天王国王皇帝。以谭天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朝廷命史弼讨败之，江西招讨方文擒可用”[38]。

杜万一等如何指白莲会为名“作乱”，已不可知，但杜万一绝非白莲道人。史料既没有记载其道号，又没有关于起事前依于白莲忏堂的记录，甚至关于他是否信仰弥陀净土宗也没有丝毫说明。他称天王，号圣人，应为其他“异端邪派”。杜万一领导的造反行动，虽然与白莲教无关，但他冒名顶替的做法，却给白莲教带来了不良影响，白莲教因此被当局指为“左道乱正之术”。

杜万一事件后20年间，又发生了三次涉及白莲教或白莲道人的造反事件，即以彰德的朱帧宝、柳州的高仙道、河南安远无量寺僧人袁普昭为首的案件。

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或稍后数年，广西柳州“妖贼高仙道以左道惑众，平民诖误者以数千计。既败，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宪司杂治之，鞫得其情，议诛首恶数人，余悉纵遣，且焚其籍。众难之，察罕曰：‘吾独当其责，诸君无累也。’”[39]另一史料则记载：“柳州白莲道人谋叛，论死者二百，系之，释不知情者百三十有七人。”[40]朱帧宝事件似应发生在高仙道事件之前，发生地在彰德，似亦被当局认为是白莲教，故普度在《上白莲宗书》中讲：“若前时彰德之朱帧宝、广西之高仙道，斯徒即非本教念佛之人，而妄称白莲道，误触陛下刑禁者。”[41]可见，无论是朱帧宝还是高仙道，都很难指实为白莲道人。但元贞元年（1295年）审出的河南远安县（今湖北）的袁普昭则为白莲道人无疑。据《元典章》载：

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袁普昭，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状，于元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山里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那经里写着犯上的大言语有，交抄与诸人读有，么道。今夏南京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呵，俺上位奏了，……和他一处做伴当徒弟每总廿四个人。那的内廿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昭小名的和尚根脚里造伪经来，着木雕着自己的形，伪用金妆着，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神道，那经里更有犯上的难说的大言语……[42]

袁普昭是袁氏道号，故上文中云其为“小名”，为白莲道号无疑。住无量寺，自号无碍祖师，都与白莲教相契合。无碍祖师亦为净土宗语，弥陀佛又称无碍光佛。无碍即心无碍，可往生净土义。《往生要集》云：“我所有三要，与弥陀佛万德，本来空寂，一体无碍。”此处即心与弥陀佛通，合其万德。普昭自称无碍祖师，又刻自己木像，饰以金妆，分明是自比弥陀佛，以耸动俗人视听。而伪造经纶，大言无忌，也是出于同一目的。从现有史料来看，说他是元代白莲道人中第一个“谋逆”者也不为过。但是元政权并未发现袁普昭为白莲道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元代初、中叶，真正的白莲教团或白莲道人的造反事件是罕见的。

三 元末农民运动与香会、白莲教的关系

元代末年，农民运动蜂起，大元帝国败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代史家或称这次农民起义为白莲教起义；或认为起义主要受明教即摩尼教影响；或认为受到白莲教、明教混合教派的影响。笔者的看法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是香会即弥勒教与明教的混合教派，由香会转化成香军即红巾军，是宗教组织向军事组织的演变。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荼的阶段，白莲教才有大批成员参与其中。所以，将元末农民起义称为香会或香军起义，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一）“明王出世，弥勒下生”

“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信仰。它极大地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信仰旗帜。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权因“灾异叠见，黄河变迁”，“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43]。是年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44]。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刘福通是韩山童的弟子。关于韩山童，元末或明代史料记载颇多：

初，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林儿，逃之武安。[45]

另外一些史料并未提及韩山童组织“白莲会”，而是提及“烧香结会”：

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皆沦贼境。[46]

五月，颍川、颍上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47]

由于烧香礼弥勒佛，故号“香军”，其初则为香会无疑，由香会改名香军，是揭竿起事后所为。事实是韩山童家族从来不是白莲教徒。本章前面探讨了白莲教的几个特点：（1）白莲教继承了弥陀净土宗信仰，崇拜阿弥陀佛、观世音等。（2）茅子元以及后继者以《无量寿经》为宗旨，口称念佛，并继承了天台宗四土信仰，及智颉、慈云遵式的忏法。（3）白莲教徒都有道号，依普、觉、妙、道四字为号。元未有一批白莲教徒参加起义，且皆冠以“普”字。这一点中、日学者都有专文论述。用这三个特点，反观韩山童、韩林儿、刘福通等领袖人物：（1）他们都不信仰弥陀净土宗，而是“烧香崇弥勒佛”。（2）不知所念何种经典。（3）没有白莲教徒必有的道号。由此可知，所谓“白莲教”在韩山童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南宋、元代，中国的华北地区白莲教的传播远不如江南地区，相反隋唐以来弥勒信仰在此地一直兴旺发达，乃至以“弥勒下生”为号召的造反事件从未止息。

最早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相号召的是北魏沙门法庆，事出在冀州。所谓新佛，当然指的弥勒佛。[48]

唐开元间，贝州（今河北清河一带）人王怀古宣称“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其出事地点及口号几乎与二百年前之法庆同。[49]

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又是在贝州，王则起事，口号仍是“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50]。

五个多世纪中，几乎发生在同一地点，信仰同样的宗教思想，三次事件几乎雷同。足见弥勒佛的兜率天信仰在这一地区始终不断，且极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王则事件后又三百年，赵州栾城韩氏家族仍踵行其传统，传播的是弥勒信仰，而口号与八百年前的法庆、六百年前的王怀古、三百年前的王则没有任何变化。而韩山童祖籍的栾城离冀州、贝州不过二百里之遥，韩山童传教之广平离冀州、贝州更近，不足二百里。依元代史料，这一带没建造过任何白莲忏堂，那么白莲教从何而来呢？韩山童所倡之教当然不是白莲教，而是香会，起事后改名香军，以其“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庚申外史》卷上）。

崇信弥勒下生观念的香会，最大特点是“烧香惑众”“烧香结会”。早于韩山童、刘福通起事的史料亦可证明这一点。至元三年（1337年）发生于河南信阳的棒胡造反，即是又一例：

棒胡反于汝宁信阳。棒胡本陈州人，名闰儿，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

二月……乙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51]

棒胡崇信的是弥勒佛，“妄造妖言”大概也是“弥勒下生”一类。特点仍是“烧香惑众”，仍是香会。

与棒胡几乎同时举事的江西行省袁州（今江西宜春）是著名的“妖僧”彭莹玉：

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莹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52]

彭莹玉当然不是“白莲道人”，仍然崇信弥勒佛。故《草木子》载：

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礼拜，愚民信之，其徒遂众。[53]

这位元末农民起义发其端者，倡导的还是“香会”，其教“夜燃火炬名香”，以礼弥勒佛故。

凡此皆可证明，元末农民起义在酝酿和开始阶段与白莲教会关联不大，而是倡导弥勒下生的南北两方“香会”发动的。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在江南，白莲教会大批成员才蜂拥而入，特别是加入了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而天完红巾军并未因白莲教徒加入而改变信仰弥勒佛的初衷：

先是浏阳有彭和尚，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香灯，偈颂拜礼，其徒从者日众，未有所附。一日，寿辉浴盐塘水中，身上毫光起，观者惊诧。而邹普胜复倡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以寿辉宜应之，乃与众共拥寿辉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54]

邹普胜应是白莲教信徒，从其道号可知。但他并未倡导弥陀信仰，而是倡导弥勒下生观念。可见即使后来大批白莲教徒加入红巾军，他们也只能喊“弥勒下生”的口号。其原因很简单，近两千年来，底层社会造反运动几乎很少有倡导弥陀信仰者，既没听说“弥陀出世”，也没听说“弥陀下生”这类口号，因为弥陀佛住持西方，如何下生尘世？与其教义根本不符。而带有摩尼教信仰色彩的“明王出世”则与“弥勒下生”同属救世思想，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

目睹当时情状的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反的百姓是误中妖术，“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55]。足见在元末，真正吸引民众的宗教力量是弥勒佛信仰，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历史传统的力量。而“烧香之党”即“香会”则始终是联络散漫人群的组织机构，南北两方皆如此。

（二）香会——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的混合教派

元末的烧香之党即香会，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香会，一言以蔽之，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的混合教派。

摩尼教与佛教当然是不同教派，摩尼教与佛教的弥勒净土信仰也有很多不同，但据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的考证，在南北朝时期摩尼教与弥勒信仰就有融合或相混合的记录，甚至在摩尼教原始教义中也卷入了弥勒佛的信仰。据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记载：

第三，这些起义（指南北朝时期的起义）所打的弥勒旗号与摩尼教有关。柳存仁教授以摩尼教文献残片M42的内容来证明弥勒佛被卷入到原始摩尼教义中，这块残片记载了一位明使对另一尊神的讲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和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槃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而残片M801亦是这样，把弥勒佛和摩尼等同，说他“打开了乐园的大门”。在早期译成的汉文的弥勒经中，我们亦发现了不少和摩尼教经典类似的内容。[56]

以上这些材料说明了弥勒的教义和摩尼的教义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这种联系很可能是两教在中亚糅合掺杂的结果。摩尼教与弥勒信仰融合之史料在隋唐时代多处可见。摩尼教色尚白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如大历六年（771年），信仰摩尼教的回纥人“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57]。而隋唐的弥勒教起事者亦崇仰白色：

（隋大业六年，610年）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58]

而大业九年（613年），扶风人向海明“带兵作乱”，“自称弥勒佛出世”，建元“白乌”，亦可证当时的弥勒信仰者崇尚白色。[59]

从以上弥勒教的一系列活动中，不难发现摩尼教的影响和两教融合的迹象。由于这种信仰造成的一次次社会震荡，在有唐一朝就两次遭禁，特别是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亲下诏书，严禁：

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60]

开元二十年（732年）又禁断摩尼教：

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61]

这两条史料，可再次证明摩尼教混于佛教的弥勒信仰。第一条史料中的白衣长发，分明指陈了不同汉俗的少数民族形象，“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正是摩尼教“妄称佛教”的具体内容。而“诳惑黎元”“宜加禁断”，说明汉地百姓亦受了摩尼教的影响，和前段史料中“眩惑闾阎”内容一致。因摩尼教是“西胡”即回纥等西部少数民族的信仰，故在此等民族中不加禁断，“当身自行”，并非完全禁绝了摩尼教。与唐末不同。

弥勒信仰与摩尼教相混合特别表现在北方，又经历了宋元两代。

北宋贝州、冀州一带“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62]。据王质《雪溪集》卷三记载：“臣往在江西，见其所谓食菜事魔者，弥乡亘里，诵经焚香……而其书则又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大小明王出世开元经》《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曲》。”此段记载与《宋会要辑稿》关于“不根经文”的记载有些不同。但《佛说涕泪》或《佛说滴泪》无疑即是王则事件中发现的《滴泪》，在江西摩尼教中所诵之经。由此可见，王则起事部队是弥勒信仰与摩尼教相混合教派的变种。整个部队都“以佛为号”，可谓“妄称佛教”。

宋代，北方信阳地区已经出现了“集经社”和“香会”的名目。以笔者所见，无论集经社和香会都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混合的宗教集会团体。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信阳军（有的史料作信阳君）言：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

此处集经社或香会即宋时广为流传的摩尼教之异名同教。其理由如下：

第一，陈州（今河南淮阳），为五代、宋代摩尼教活动中心，五代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母乙率摩尼教徒造反，陈州、颍州、蔡州“大被其毒”，足见声势宏大，影响深巨。

信阳毗邻陈州，相去不过二百里。“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之教，自立一宗”，与唐代“妄称佛教”的摩尼教仍是一脉相承。而“糅杂淫秽”即《宋会要辑稿》所云“男女杂处”。陈州喜习左道之俗，在信阳亦如是。

第二，五代、宋代之摩尼教徒皆有习诵经文习俗。

一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恩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善恶帧》《太子帧》《四天王帧》。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63]

比年以来，有所谓白衣道者，聋瞽愚俗，看经念佛，杂混男女，夜聚晓散……[64]

关于摩尼教诵经习俗，史料尚有多处，不一一列载。

第三，烧香结会为摩尼教另一特点，而结社之名又多变。

宣和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日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传习妖教。[65]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愚民吃菜事魔，夜聚晓散，非僧道而辄置庵寮，非亲戚而男女杂处。所在庙宇之盛，辄以社会为名，百十成群……”[66]

此处“结集社会”“辄以社会为名”，依然继承了北宋时代的“集经社”“香会”。另一史料把这种组织特点作了集中的说明：

浙右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成群，倏聚忽散……自称道民，结集党徒。[67]

“结社”“诵经”“烧香”“设斋”，是宋代摩尼教的几个特点。而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趋势，继隋唐时代，无本质之变。吴晗认为，隋唐之弥勒教“白衣长发”或“白冠练衣”，“与明教徒之白衣冠同，亦焚香、亦说灾祥、亦有小经、亦集徒侣，与后起之明教盖无不相类”[68]。诚哉斯言。

元代，弥勒教与摩尼教相融汇之“香会”继续发展。元初耶律楚材再次指斥“香会”，以为佛教之“邪”：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69]

耶律楚材将白莲教与香会并列为释教之邪。但是在元代初中叶，多数白莲教团依忏堂而存在，念经垒忏，安分守法，与元末情况不同。与香会亦不同。

元末，农民军兴，香会成为组织纽带，香会之称亦变为香军，宗教组织转化为军事组织，烧香结会，礼弥勒佛，继而韩山童父子被奉为出世之明王、下生之弥勒佛。不甘现世苦难的民众聚拢在这面旗帜之下，揭竿造反；而南方的“妖僧”彭莹玉则倡弥勒下生之说，其徒众终附于徐寿辉，共拥寿辉为“世主”，倡议举事。轰轰烈烈的反元的农民大起义由是而成。

（三）元末农民运动与白莲教

元末农民起义，由香会倡导而成。此后，刘福通等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成为元末农民军的主力，建国号曰宋。其后多支农民军奉小明王正朔，其中包括著名的郭子兴及朱元璋。白莲教对这支农民军的主力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

白莲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徐寿辉的那支起义军上。

据《明史·陈友谅传》载：

寿辉，罗田人，又名真一，业贩布。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为乱，用红巾为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

邹普胜为白莲教徒，从其道号可知。但邹普胜在起事时亦倡“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并未倡导白莲教的弥陀净土思想。白莲教对天完红巾军的影响主要在组织方面。大概由于邹普胜为起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的道友遂大批加入了天完红巾军：

如号为骁将的“双刀赵”赵普胜，屡建功勋，后为陈友谅谋杀。

天完红巾军的后继者陈友谅，其父陈普才，从名号可知其为白莲教徒。友谅亦可能受到白莲教影响。

据史料载，尚有大批白莲教教徒成为天完红巾军的骨干，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

徐寿辉遣伪将丁普郎、除明远陷汉阳。

至正壬辰，徐氏兵陷湖广，杨普雄据兴国，武昌尉龙卜花收兵复之。

二月八日，永兴寇张普宪合武宁寇卢昌瑞从武宁入境，宣差帖木儿战败。

至正壬辰，土寇张普宪率贼众侵县境……

至正壬辰，伪将欧普祥攻袁州……

十二年，徐寿辉部将陶九陷瑞州，钟普高据上高，总管禹苏福败之。红巾贼况普天又陷瑞州，纵火三日，上新亦陷。天完将李普成、王普敬据华林山为寇。

又有史普清者，称元帅，率蕲、黄之众数百，自奉新到新建，驱胁乡民，据新塘，复立寨。[70]

据我国学者杨讷统计，天完红巾军将领共计18人为白莲教教徒。可见白莲教教徒在天完红巾军中的影响。[71]

应当如何评价元末白莲教在抗元农民运动中的作用？

元末有多支农民起义部队，仅以红巾军为号者即分四大支：刘福通部，郭子兴、朱元璋部，徐寿辉、陈友谅部，王权、孟海马部。这四支中仅徐寿辉、陈友谅部有多人曾是白莲教徒，后成为起义的骨干。这支红巾军受白莲教影响最大。其他三支，基本没有白莲教教徒成为起义骨干分子。非红巾军系统的农民起义部队有高邮张士诚、浙东方国珍等部，也没有受到白莲教多少影响。所以从总体上讲，白莲教在组织上没有占主要地位。此其一。

第二，即使在白莲教影响很大的徐寿辉部，在起义发动之初，也没有白莲教信仰的弥陀净土的宗教影响。白莲教徒邹普胜“倡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推徐寿辉为下生弥勒佛，鼓动民众，揭竿造反。在整个起义的过程中，或许尚存在白莲教信仰影响。史料云：

至正壬辰，蕲、黄寇贼生发，念佛烧香，俵散六字，以红巾为号。[72]

杨讷认为“俵散六字”即“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有些道理。但吴晗认为此六字可能是指“南无弥勒尊佛”。亦难完全否定。上引史料为孤证，尚难说明在天完红巾军中弥陀信仰有什么巨大、明显的影响。即使在天完红巾军中，明玉珍一支甚至“去释、老教而专奉弥勒法”[73]。足见信仰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的思想，是贯穿如一的。《草木子》曾载元末诗一首，说明弥勒信仰“为害之烈”：

弥勒何神孕祸胎，鼯鼯动地起风埃；

烟销郡国民生苦，血染江淮鬼物哀。

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万里几时来；

石田也有蓝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74]

在元末农民运动中，弥陀信仰是无法与弥勒信仰的影响相比拟的。

第三，即使如上所云，也不能完全抹杀白莲教的影响。徐寿辉、陈友谅所率天完红巾军毕竟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部队之一，曾拥众数十万，纵横驰骋于湖广、江西、福建一带，屡抗元军。白莲教教徒在这支部队中影响深巨。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史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元末农民起义为白莲教起义的说法，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而应称为香会起义或香军起义。

四 明、清时代民间宗教不应统称为白莲教

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另一流行观点，是将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统称为白莲教。这种观点离历史真实更远。有些学者喜欢引证这样一条史料：

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轮会，一名涅槃，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75]

所谓“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完全是不了解社会现实的笼统认识。终有明一朝，没有任何一个当政者或学者对当时的民间宗教有一个具体、细微的了解，更谈不上追根溯源、条分缕析。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如果当代研究者仍然循着同一思路，也必然导致同样错误的结论。

（一）明、清时代民间宗教有着多种形态

元代末年以香会为主要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弥勒信仰、明教、白莲教遭禁。但是农民起义在朱元璋、朱棣两朝仍此起彼伏，波及半个中国。其间香军即红巾军余党，以崇弥勒下生者居多。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田九成、金刚奴、高兴福起义。田九成称汉明皇帝，金刚奴称天王，高兴福称弥勒佛。此事坚持十几年之久。另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是唐赛儿起义。唐赛儿自称佛母，据山东东部数郡县，所行多神异之事。这两次事件皆与白莲教不相干涉。明初亦有白莲教徒率众起事者，如成都眉县人彭普贵“以妖言惑众，相煽而起”。从道号看彭普贵虽为白莲教徒，但以“妖言惑众”，仍似为元末明教、弥勒信仰之绪余，很难目为白莲教起义。值得注意的是，明中叶仍有“白莲教”的活动，但这些“白莲教”并不信仰弥陀净土思想，而是崇拜弥勒佛。这种“白莲教”仅有白莲教之名而无白莲教之实。其本质是弥勒教会的信仰。如明正德、嘉靖间发生的著名的李福达“白莲教案”：

李福达山西崞县人，其先世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及刘、石败亡去，福达其孙也。正德中，复以其术走延绥，秘一室从卧，令其徒皷吻惊俗，谓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76]

其他有关史料皆若此。这种“白莲教”不但与南宋茅子元所倡白莲教迥然不同，与元代普度的白莲教也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明代诸多所谓白莲教大抵应作如是观。

明成化、正德间，以无为教（又称罗教）为代表新型宗教的问世为转机，民间宗教世界又发生了一次深刻变革。无为教创始人罗梦鸿在直隶密云卫雾灵山苦悟13载，集经五部：《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等，计六册，号为五部六册。这支教派对禅宗思想大胆发挥，提出了对宇宙、万物、人生的看法，提出并力图解决一系列宗教命题。它的教义既不同于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白莲教，也不同于单纯倡导弥勒下生的弥勒教。它否定以往的一切修持方法，追求所谓的“无为法”。“无为法”义谛无他，即向自家心头参道。主张“要得心空苦便无”“但有思量，便有生死”[77]。这种宗教思想对生活在苦难中的芸芸众生真是一大棒喝。因此它对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影响十分巨大。罗教支派及再生教派遍布中国底层社会。罗教主要支派有无为教、大乘教、江南斋教、运河水系罗教支派（后来演化成青帮）、青莲教等。它对产生于近代的先天教、一贯道亦有影响。这些教派有的是无为教正宗流脉，有些是罗教与道教内丹派，或弥勒信仰、白莲教信仰、摩尼教信仰融汇合流的产物。这种发展造成了一种蔚为壮观、流脉纷呈、复杂多变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这种信仰世界绝不是“白莲教”所能包容得了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代多种民间宗教还受到道教内丹道的启迪与滋养，众多的教派都以修炼内丹为宗旨，这种特点更与白莲教迥异。

明嘉靖间问世的黄天教，万历间问世的弘阳教、龙天教、长生教、圆顿教，清初问世的一炷香教、八卦教，清中末叶问世的青莲教、金丹教、真空教、一贯道、先天道等，无不以修炼内丹为宗旨。其中，不少教派把修炼内丹与三世应劫及无生老母信仰融为一体，形成迥异正统宗教的教义体系，这套教义体系与弥勒救世思想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与白莲教的弥陀净土教义却不相干涉。有些学者把无生老母观念、三世应劫观念算到白莲教的体系，无疑是一种误解。

明、清时代还有一类民间宗教，其创教人都是有名的学者，如明嘉靖间在福建中部问世的三一教，创教人林兆恩兼通儒、释、道三家思想，一生著述百万余言，皆集于《林子全集》或《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中，后来成为教徒的经书。

清代中叶，在四川成都，著名学者刘沅创立了刘门教，又称槐轩道。此教清末信徒遍巴蜀，人称刘沅为“川西夫子”。与刘门教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山东肥城的黄崖教，由著名学者张积中所倡立。

以上三教既不同于弥勒教、白莲教、摩尼教，也不同于明中叶以后一系列新型教派。它们都是由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转化而成的民间教派，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这类学术团社把设帐讲学、宗教修炼、慈善事业、斋醮作会融为一体，而参加团社的成员也由知识分子逐渐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最终发展演变成宗教实体。对这样的民间实体，研究者更无法把它们目为所谓的白莲教了。

（二）关于明、清时代的几次“白莲教”起义

由于缺乏对明、清民间宗教具体的了解和全盘的把握，有些学者把一些由民间宗教发动的农民起义也一言以蔽之为白莲教起义。如把明末徐鸿儒起义、清中叶川陕楚等五省农民起义和嘉庆十八年的八卦教起义都称作所谓的白莲教起义。这种论断都过于笼统而缺乏历史依据，或是对封建时代旧说的一种因袭。

明末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省西南部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闻香教起义（大成教起义）。闻香教并非白莲教，虽然岳和声《餐微子集》和黄尊素《说略》都记录了王森创白莲教的说法，但从闻香教的历史传承到宗教教义都很少受到白莲教的影响。闻香教主要是罗教（无为教）和弥勒信仰两者融合的产物。据清代档案记载：“罗祖分传五支，一支在石佛口王姓。”[78]这里的石佛口王姓即指王森。据《中国民间宗教史》考证，罗教创始人罗梦鸿之女罗佛广入盘山修行。佛广与罗祖四传弟子孙真人所生之女嫁与“王善人”，这位王善人即当时在盘山修行之王森。故史料云：佛广与其婿王善人另派流传大乘教。[79]考之《滦县志》，王森之妻确为孙氏，而王森开派教名即大乘教。[80]由此可证明，所谓闻香教的确是罗教的一个支派。现存的《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家还乡宝卷》亦可证明这一点。[81]但闻香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弥勒救世思想的影响。史料记载：王森之子王好贤“僭称弥勒佛主之尊号，造乾坤黑暗之妖言”[82]。而闻香教在清代的异名同教清茶门教，更以弥勒信仰相鼓动，编造《三教应劫总观统书》，鼓吹弥勒治世。有人根据这个教派信奉弥勒观念，因而将其视为白莲教一脉，无疑是搞错了渊源关系。事实是明、清时代一些冠以白莲教名色的教派多信仰弥勒救世思想，这些“白莲教”，已完全不具备宋、元时代白莲教的基本特征。由此证明，王森弟子徐鸿儒领导的闻香教（大成教）起义不能被称为白莲教起义。

曾经导致清政权由盛至衰转折的川、陕等五省农民大起义，长期以来被部分学者称为白莲教起义，这也是一种误解。这次起义的骨干成员是混元教和收元教徒。而这支混元教和收元教的远渊是明末王森所创之闻香教。清代康熙中叶一支闻香教传入山西，山西则有张进斗父子为其支脉。王森后裔所造《立天卷》四卷亦成为张氏父子传教的主要依据。张进斗所行教派名称是无为教，被当局称为“白莲教”。张进斗传徒冯进京、周隆庭、李彦稳、田金台，又分化为混元教、收元教。这两支教派辗转向直隶南部、河南北部发展。在乾隆中叶向河南南部及安徽西部发展。最终在乾隆末叶沿着不同的传承路线分别进入湖北，成为嘉庆元年（1796年）农民起义的主要宗教组织。对此种传承，《中国民间宗教史》有专章评论，在此不赘述。因此，这次起义应称为混元教和收元教起义。

以上分析可以证明，部分中外学者把明清时代诸种民间宗教统称为白莲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不妥的。

当然，作为一个曾经深刻影响时代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在明、清时代仍然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在黄天教中，创教祖师李宾，道号普明，继教业者则是普光、普净、普照、普慧等人。这种以普为号，明显地带着白莲教的印记。同样，在圆顿教中，也有“男普女妙”的记载。在江南斋教中，有一个异名同教——一字教，教徒皆以普字为教名。这些标志，无疑保留着白莲教的某些特点。但是，人们再也找不到一支以西方弥陀净土为信仰，以家庭、寺院为组织，以普觉妙道为道号的白莲教了。宋元时代的白莲教，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已融进了波澜壮阔的民间宗教运动的大潮之中，已不具备主宰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