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沿革

一 创立

摩尼教创始人于公元216年4月14日出生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克泰锡封附近的玛第奴，位于今伊拉克境内。摩尼的父亲叫帕提格，加入当地一个实行浸礼和节欲的教派。摩尼从4岁起就参加了这个神秘宗教的活动。摩尼自称从12岁时便得到所谓“推茵神”的神启。据说他传给摩尼一种新的教义。此后摩尼与其父参加的这个教派发生激烈冲突，后被该教开除。摩尼自云在24岁时，又得到推茵神的启示，要他在人间创立新的宗教，传播新的教义。他首先向其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传教。然后到了印度河流域传教。大约公元242年沙卜尔一世登基时，又回到波斯。第二年4月9日沙卜尔加冕盛典上，摩尼公开向臣民们宣讲他的二宗三际教义。这象征着一个新的宗教的诞生。[1]

摩尼要建立的是一种超越地区和国界的宗教，这种世界宗教的思想恰与沙卜尔一世建立波斯大帝国的野心不谋而合，因而摩尼教得到国王的支持，摩尼亦出入宫廷并陪同国王与罗马人作战。此时的摩尼教已在波斯全境传播。公元273年沙卜尔一世去世。瓦赫兰一世继位，立刻采取与沙卜尔一世完全相反的态度，摩尼被迫回归故里。大约公元277年初，摩尼被当局逮捕。是年2月26日，瓦赫兰下令把摩尼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批摩尼教徒遭到杀害。瓦赫兰二世继位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摩尼教徒，下令将摩尼死后的最高宗教领袖磔裂。广大摩尼教徒纷纷逃亡，流落世界各地传教。仅在摩尼死后的百余年间，阿塞拜疆、埃及与北非其他地区都先后建立了摩尼教团，然后向中国的西域地带、印度及欧洲传播。

二 摩尼教传入中国

关于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土，众说纷纭。

据何乔远《闽书》卷七记载：“慕阇当唐高宗时行教中国。”

清末学者蒋斧则认为，隋代开皇四年建立的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亦名光明寺是摩尼寺。是时摩尼教已经传入中土。同时代学者罗振玉亦断言摩尼教在“隋文时已入中土，绝非唐代乃入也”[2]。持唐以前摩尼教入中国的学者尚有张星烺、日本学者重松俊章。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宣讲其论文《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此文由林悟殊翻译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宗教研究》之上。柳存仁以史籍与《道藏》资料证明：“在5世纪下半叶摩尼教经也已传入中国。”[3]可谓别开生面，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后中国学者林悟殊，著有关摩尼教论文多篇，分析旧有史料，提出新观点，指出“中国内地可能在4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4]

柳存仁的贡献不仅在于把摩尼教传入中土时间提早，还在于提出摩尼教与佛教弥勒信仰有早期之融合。这对我们研究弥勒教、摩尼教及宋元之香会与元末白莲教之关系都有启迪之功。

传统的摩尼教传入中土的看法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及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提出的。陈垣所持资料为《佛祖统纪》所载之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

《佛祖统纪》卷三九：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5]

陈垣指出：“拂多诞者非人名，乃教中师僧之一种职名，位在慕阇之次者也。”[6]

持此说者，今人尚多，皆以陈垣考据指实了具体年代之故。但反对此说者亦代有新出，台湾年轻学者王见川近著《从摩尼教到明教》，即倾向于柳存仁、林悟殊的观点。

关于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土，学界尚在争论之中，不易定论。

传统的看法摩尼教传入中土的路线是从中亚传至西域，再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近年厦门大学学者庄为玑提出摩尼教还有另外一传入路线，即海上传入说。据庄文载：“唐代以降，海路交通大兴。中国、西亚之间的航路既开，泉州遂成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摩尼教遗址之所以出现在安海港附近，而非来自陆路，……摩尼教也以泉州为中心，向邻近地区发展，‘由南而北’，长达千年。泉州摩尼教随泉州港之兴而兴，随其衰而衰。”[7]除最后一个结论外，应该说是十分有见地的。

三 摩尼教演变成民间宗教

摩尼教传入中土时，非但不是为当局所禁止的民间宗教，而且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则天时代：“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8]

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9]。至少在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前，摩尼教还在公开活动。但到了开元二十年，由于佛教对摩尼教的攻击，同时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相混合，造成了对社会固有秩序的干预，玄宗下敕令禁断了摩尼教：

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10]

因为混同佛教，煽惑了老百姓（此特指汉人），所以不容于当朝。但尚允许少数民族居住汉地者信仰。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避祸四川，唐肃宗登大统，唐王朝数次请少数民族回鹘出兵相助平叛。回鹘登里可汗率兵援唐，助攻洛阳，得遇数名摩尼师相助，相见甚欢。班师后，遂命摩尼师同行，对该教教义颇为仰慕，而归依该教。回鹘族上行下效，亦多弃原始之萨满教，归依摩尼教。该教一度成为回鹘“国教”。唐王朝依仗回鹘之力得以平叛复国。回鹘势力渗透于唐王朝，摩尼教亦仗回鹘国势之奥援，在中原地区重新复苏、发展，并得到当局认可，公开传教。唐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颁布敕令，允许摩尼师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大历六年又从回鹘之请，在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置大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11]。元和三年（809年）又允许回鹘之请，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置三座摩尼寺院。该教势力几遍半个中国。摩尼教在民间也得到发展。百姓称该教徒为“阴阳人”，以其懂天文、历法，会祈雨之故。

唐末，回鹘国力大衰。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赐回鹘可汗书》已发出缩小摩尼教势力的信息：“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即却令如旧。”[12]

会昌三年（843年），唐与国势已衰的回鹘作战，大败之。同时对摩尼教进行打击：“会昌三年，诏回鹘营功德使者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资入之官。”[13]《僧史略》亦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14]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法，主要打击佛教，再次连带摩尼教。从此摩尼教教势大衰，无法公开传教，而转入民间潜行默运。

公元907年大唐帝国败亡，摩尼教依然倡兴于世，并在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以不同的方式活动着。

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今河南太康、项城、淮阳一带）发生了一次摩尼教暴动。据史料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母乙为天子，累讨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15]这个“末尼党类”在陈州大概有相当长的活动历史，故史料又称，“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这个自立的一宗，当然已非佛教。摩尼教在唐代即有“妄称佛教”的历史。而陈州的摩尼教徒“不食荤茹”“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形成了气候，乃至母乙暴动时，“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16]。不仅在陈州，而且在信阳，摩尼教以香会、集经社之名活动着，也是“男女杂处”“夜聚晓散”。对这种以“香会”之名行摩尼教之实的民间宗教，本书第一章、第三章都有较详细介绍，指出它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结合的产物，在元末由香会转化成香军即红巾军，成为推翻元蒙统治的主要力量。[17]

如果说北方中原地区的摩尼教由丝绸之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浙江等地的摩尼教，则由海路传入。在闽、浙地区摩尼教时称明教。浙江地区的摩尼教，又似“从南而北”，即从福建传入。宋代福建摩尼教教势炽盛。据洪迈《夷坚志》记载：“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袗，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18]所谓“三山”即指今之福州一带。福建的明教会又称末摩尼。“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统治者崇道，福建有钱的摩尼教信徒，甚至在大中祥符时代编撰道藏时，贿赂主编者，希图将摩尼经入道藏。[19]另一则史料则讲，闽之明教不同于“魔教”，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甚至妇人所做食物皆不食。这类明教徒中往往有名族士大夫或其他读书人。也有明教经，多为刻板摹印的版本。[20]

宋代浙江摩尼教之盛似又超过福建。据史料记载：“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在信仰末尼教的乡村，住有一两个狡黠的人做头领，谓之“魔头”，同教之间互助精神很强，一家有事，同教都出力相帮。教徒不食肉，故省费易足，亲友同教相助，甘于淡薄，行于勤俭，“有古淳朴之风”[21]。其实在北宋时代浙江摩尼教即已大盛。如温州，凡行明教者都号为“行者”。他们在各地乡村，建立屋宇，号曰“斋堂”，温州就有40余所斋堂。凡教徒聚集之时，侍者、听者、姑婆、斋姐等人，建立道场，夜聚晓散，而所刻之经名目甚多。[22]

宋朝当局对摩尼教实行严禁、镇压的政策。特别在方腊起事以后。方腊起事与摩尼教的关系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方腊起事之前受到摩尼教影响。故史书载：“宣和二年，睦州青溪县妖贼方腊，据帮源洞僭号改元，妄称妖幻，招聚凶党，分道剽劫”“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惟以鬼神诡秘事相煽訹”[23]。起事席卷了六州五十二县。方腊起事之服饰分六等，以红为上，而唐及以前的摩尼教色尚白。故可知，已非纯粹受摩尼教之影响，已有传统“妖教”的影响内容。而称明尊，则无疑与摩尼教最高神大明尊或摩尼光佛信仰一致。

受摩尼教影响的起事尚有余五婆等多起，都曾程度不同地引起当局的震动。方腊起事后，对摩尼教的法禁越严，从中亦可知摩尼教确实与方腊起事颇有关联。

摩尼教在元代仍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元末农民运动。宋代在中原地区的“香会”，是摩尼教与弥勒信仰融合的产物。关于“香会”的史料，再现于元初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24]

此处点出白莲、香会，是明显地把白莲教与香会分成不同的佛教异端，即不同的民间教派。如本章前述，在摩尼教传入之初，教义即含有崇礼弥勒佛的内容。这是柳存仁的发现。唐代“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亦似摩尼教与弥勒教相混之教派。这种传统形成香会，其教相延至元代末年，在元末表现了巨大的力量：元至正十一年（1355年）五月，由香会而改名的香军即红巾军起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阜南、太和一带），得到大江南北人民的响应。这支香军，初起于河北赵城韩山童，韩山童传徒刘福通。此教“烧香礼弥勒佛”，而喊出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弥勒下生”。正说明，韩山童、刘福通所传教派是摩尼教与弥勒教混合的产物。韩山童死后，刘福通奉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摩尼教有《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不称“大明王”，亦不称“明王”，而称“小明王”。显然在教中，以韩山童为“大明王”。大明王已死，故“小明王”继其事业。摩尼教对香军即红巾军的深刻影响是一目了然的。

从唐至宋摩尼教与弥勒教相融合，既有漫长的历史过程，又有融合之路线。从唐中叶至元末，弥勒教重要活动地域在贝州（今清河、临清、武城、夏津一带）、冀州（栾城、赵县、石家庄一带），五百年间是弥勒教传播中心。而北方摩尼教及其异名同教香会则以陈州（今淮阳）、信阳（今信阳）为活动中心。在元代末年，曾经祖居于赵州滦城的韩山童的祖父谪徙广平永年县。韩氏祖孙数代在今之河北南部、河南、安徽传教。弥勒信仰南移，传徒颍州人刘福通。颍州与摩尼教活动中心陈州、蔡州相距仅二百余里，两大民间教派不可避免地发生融合。当然这种融合的历史要早得多。关于有人说韩山童传播的是白莲教，拙作《白莲教辩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已作了详细的驳证。

显而易见，没有摩尼教与弥勒教的历史性融汇合流，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地引发元末农民反抗元蒙暴政的大起义。当然，摩尼教与弥勒教融汇合流亦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两种宗教都包含着浓厚的救世思想。

风起云涌的元末农民战争，并没有给底层民众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它只造就了一个新王朝和一个从底层崛起的新帝王。朱元璋一登帝位便颁发明令，禁止民间宗教的活动，继而又用法律的形式将禁令固定下来：“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大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25]

但从明初史料来看，明尊教即明教也就是摩尼教并未完全停止活动。据宋濂《芝园续集》卷四记载，洪武年间，温州仍有大明教即摩尼教在流行。教徒“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浙江省按察司佥事熊鼎认为这个“邪教”蛊惑人心，败坏风俗，“且名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26]。经过明初对诸类民间宗教的毁禁，摩尼教声息戛然而止。一个曾经影响中国东南地区数百年的宗教，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然而从明中叶诸种史料分析，它并没有失去生命力。明代中叶以后，新兴的另一民间宗教——罗教几乎在相同的地点，以燎原之势迅速传播，成为闽、浙、赣等省的主要民间教派。罗教取代了摩尼教，同时也汲取了摩尼教的历史传统。对这种融合，本书第六章《斋教与青帮》将详细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