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范围与架构

（一）研究思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这些地方史料汇编相当丰厚。其中涉及中央苏区的档案文献资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相当细致的微观地域视角。[56]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出现研究中央苏区史的高峰。[57]他们的成果对中央苏区的史实厘定还是比较清晰的。近年来，大量学者对中央苏区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专题性研究。[58]

此外，近十余年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陆续解密，国内理论界已全部出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对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外来的理论视角。通过相关文献分析，了解中央苏区革命与中共政治动员的大历史背景，并对共产国际指导误解进行比较鉴别，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以上文献资料和相关论著给本书撰写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通过查阅有关中央苏区大量档案、文献、回忆录等资料，收集整理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相关重要文献，为本书的写作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使本书对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实践进行详细描述具有可行性。

中共局部执政条件下的中央苏区政治动员，体现出特殊地域和特殊环境中的动员特征。这种苏维埃革命视域中的动员本身已经隐含着一定的内聚力量与离散力量的较量。如何减少离散力量，增强内聚力量，需要政权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整合。本书在翔实史料支撑下，以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和女性学等理论为基础，详细阐述中央苏区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政治动员实践策略，以说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是如何面对现实并做到利用客观资源进行动员的，从而为本书分析探求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策略的有效性和深刻总结偏差失误提供实践和理论支撑。

在面临战争紧迫情况下实现最有效的政治动员，中共面临的矛盾与困难重重。通过高层顶层任务设计与具体措施落实的双重路径，中共协调着政治动员与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因而本书选取两种视角：一种是宏观层面的，着重围绕政治动员与军事斗争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展开详细论述；另一种是相对微观具体的视角，主要围绕政治动员具体落实途径进行。本书选取课（教）本为载体，通过对干部、红军、工农群众和儿童等不同教育对象编写和运用课（教）本，从理论与能力提升、技能训练指导、教育普及宣传、革命启蒙与生活教育方面体现动员特色，以凸显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多渠道传播和教育视角。

苏维埃是外来移植的产物。要把外来移植的苏维埃扎根中国乡村，历史考验着尚处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一种特殊技术策略的运用，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需要历史辩证。本书从积极经验与策略反思两部分进行了详细分析。

（二）有关概念的厘清与界定

1.“中央苏区”时间起止的界定

关于中央苏区时期的起止时间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狭义上的时间界定。

“1929年1月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14日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转攻敌人之后’，从而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59]至1934年10月，项英、陈毅等最后从江西于都上坪“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60]。以上观点把中央苏区时期界定为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止，即作为根据地的中央苏区完全消失止于1934年10月。

（2）广义上的时间界定。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61]，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开始，且主要在赣粤等地域陆续展开。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赣闽地区进行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公布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62]，标志着苏维埃从此告别了中国。这样以中央苏区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核心区域来界定中央苏区时期宣告结束。“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10年”[63]，大致分为奠基、初创、形成、鼎盛、失陷、游击六个阶段。

据此，本书对中央苏区的时间界定是从广义而言的，即从1927年到1937年为界，因叙述的方便和理论分析的需要，本书有时还会跨出这一时间范围。

2.中央苏区地域范围的界定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由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组成，主要横跨赣、闽、粤、湘四省的广大地域。

近年来，因涉及对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需要，国务院等相关部委发文对中央苏区的界定更加明确。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以下简称《意见》）精神，《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以原中央苏区为核心，统筹考虑有紧密联系的周边县（市、区）发展，规划范围不等同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规划范围包括：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新余市全境及抚州市、上饶市、宜春市、萍乡市、鹰潭市的部分地区，福建省龙岩市、三明市、南平市全境及漳州市、泉州市的部分地区，广东省梅州市全境及河源市、潮州市、韶关市的部分地区。[64]《规划》虽然特别说明了“规划范围不等同于原中央苏区范围”，但可以明确的是规划范围是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也就是说以上地方都与中央苏区有紧密的联系，或多或少都曾经为中央苏区革命作出过根据地的依托贡献。

3.“苏区”与“根据地”的问题

在涉及中共党史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苏区与根据地是同一个意思。苏区即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但为什么“苏区”又被称为“根据地”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苏区”由“苏维埃”演绎而来，有“左”的味道。因此后来不叫“苏区”，改称为“革命根据地”。[65]石仲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苏区’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特指；‘根据地’是泛指。‘中央苏区’这个称谓，既代表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也凝聚了一段血与火的情缘。”[66]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本书认为，选取“苏区”一词和对“中央苏区”的界定，从中共党史的历史发生学来说，更具有原生态的政治内涵和时代意义。

4.政治动员与思想政治教育

“动员”原为军事用词，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借用了这一概念，因而有了政治动员、社会动员、革命动员等概念的产生。在政治学中，“政治动员”这一概念通常认为是政治组织、集团或个人等主体为了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借助某种或多种手段，利用一定的资源，有形或无形地将自身的价值观施加给被动员者，以达到参与、控制、管理和统治等方面的目的。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概念史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发生的背景和过程。它突出了在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统一语境下的政治文化借鉴和表达，强调动员主体对动员客体的影响与施压，主体和客体有相互影响的一面，但相互统一有时并不一致。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过程中，政治动员是中共早期进行宣传鼓动教育的一种实践方法。在中共创设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之前，政治动员无疑成为中共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表达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教育学概念，是现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教育实践创造。学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道德理论为指导，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67]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双向统一。从概念发生学而言，政治动员是一个在外延和内涵上都比思想政治教育要广泛和丰富的概念，它本身也已经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这样一种实践过程。但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更符合教育文化的实践要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政治动员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三）研究架构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主要框架从六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中国苏维埃的创建及中共政治动员开展。1927年“苏维埃”移植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寻求更大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过程正是政治动员开展的过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呈现曲折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引兵井冈与政治动员的初起、五次反“围剿”斗争与政治动员的深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政治动员的坚持。伴随土地革命和中央苏区成长的政治动员，是在没有完备的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情况下开展的，是一种处于特殊时期、特定区域的“战时状态”政治动员。

第二章，从分级分层角度详细论述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实践策略。这部分主要涉及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本章选取中央苏区三个比较特殊的阶级阶层：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身份最特殊的工商阶层和革命最积极的劳动妇女群体，分别论述“十万工农下吉安”重大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中的农民政治动员、从“毫不妥协”到“有条件妥协”的工商阶层政治动员以及“差异性成长”中的妇女政治动员。数量资源、工商资源、性别资源的获得，分别呈现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实践策略，从而说明中共政治动员是如何做到面对现实并利用既有的客观资源进行动员的。

第三章，从政治动员与军事、政府等各项工作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展开实践策略的阐述。首先，军事成为政治动员的晴雨表，从集中以应对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分别论述。其次，从政治动员推进苏区中央政府各项工作的落实与展开，论述政治动员落实各项紧急任务完成、促进苏维埃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机构完善和工作改善。

第四章，选取中央苏区发行的各类课（教）本为具体动员物质载体，梳理出中共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编写和运用教材的情况，详细论述革命课（教）本的政治动员特色与传播载体价值。从多样性的物质载体彰显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第五章，分析论证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效能。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选取“模范兴国”和“模范战士”作为两个榜样典型，从两种视角论证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良好效果，主要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观念的变革、道德的提升和行为的转变。另一方面，对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出现的大量“开小差”“逃跑”现象，从倦怠心理等原因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教育动员对策。

第六章，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历史辩证。一方面，总结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主要优势：创建先进理论使之成为中央苏区时期政治动员的行动指南；发挥强大组织资源在中央苏区时期政治动员中的关键作用；树立依靠群众、不断壮大群众基础的政治利益观；创造多种方式，把政治动员向深度广度延展。另一方面，反思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策略：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手段、由外推内的表面化效果、宏观又单一的目标负荷，部分削减了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功效，带给中共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本书提出结论。

第一，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是在特殊战争状态下产生的，经历了连续的五次反“围剿”的过程，时间紧，任务艰巨，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和一定的生存地域，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动员成为主要方式。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治动员，急切地需要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组织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为中国共产党历练出大批基层优秀干部。

第二，中央苏区政治动员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界交会的山区狭小地域。特定时空地域一方面给中共政治动员提供有利的因素，但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素。外来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革命动员，首先地方方言是横亘在政治动员前面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中央苏区，隔村不同语的现象随处可见。文化教育因素被中共充分利用和重视起来。通过开展识字运动，创编各种课（教）本，开办各类学校，中国共产党普及了文化教育知识，为政治动员提供了持久性物质载体，克服了方言对政治动员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苏区广大群众从精神上消灭赤贫提供了智慧源泉，从而把乡村道德水平提升到历史应有的高度。在这方面，苏区劳动妇女和儿童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尚处于初创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深受共产国际路线影响。在共产国际外来指示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受其支配，主要表现在部署包括政治动员在内的各项工作与之不断产生矛盾，如军事行动方向、土地革命深入、组织人员调配、革命经费筹措等。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将政治动员与各项工作协调起来，为走向政治独立提供了历史前提。因此，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推动中国共产党不仅逐步掌握军事艺术，而且也逐步掌握经济建设艺术和人民政权艺术，从共和国的伟大预演走向历史创造。

第四，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在有限的范围内争取了各种势力，逐步壮大了自身生存的空间和力量。作为一种技术策略的运用，政治动员有效利用“敌”“友”“我”之间的矛盾，不断化解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央苏区有限范围内的政治动员策略，将统一战线理论初步发挥到极致，为统一战线成为中共克敌制胜三大法宝之首，增添了更多的实践和理论智慧。